第44页 日本（二）——不是反日本，而是反罪恶 (original) (raw)

• 章节名：日本（二）——不是反日本，而是反罪恶

• 页码：第44页 2013-07-09 11:22:16

  我们的确可以也的确应该把日本拿来与德国比较，只是我们不只要问「为什么日本不像德国那般痛切自悔」，而且还得自问身为战争受害者的自己：为什么我们不像纳粹受害者那样去追究加害国的责任呢？纳粹德国在波兰、捷克、俄罗斯等多国犯下的罪行，不是互不相干的「德波历史问题」、「德捷历史问题」与「德俄历史问题」，而是被视作一组跨越国境的「反人类罪恶问题」。当一个波兰犹太人在战后痛斥当年纳粹暴行的时候，他会很清楚这不只是两国之间的历史仇恨，而且是发生在波兰的一件重大罪恶，这个罪恶也曾降临在其他国家之中。反过来说，有多少中国人意识到在抗日战争以外，曾经有过万菲律宾战俘受虐至死？有多少中国人知道日本在整个中南半岛杀了多少人？又有多少中国人有兴趣去了解日本帝国在韩国怎样推行皇民化运动？中国人总是习惯性地把日本当年犯下的罪行狭隘地理解成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而非祸及整片东亚的反人类罪行。

在描述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对比起粗野不文的美军，德国军官总是一派儒雅，喜欢诵读歌德甚至能够弹一首贝多芬的奏鸣曲。为什么这样的人会参与如此骇人听闻的冷酷残杀呢？这大概也是德裔美籍哲学家汉纳‧鄂伦(Hannah Arendt)去耶路撒冷旁听纳粹党徒艾克曼(Adolf Eichmann)受审时，心里带的疑问。她惊讶地发现「艾克曼既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罪犯，就那么彬彬有礼地坐在席上。他甚至宣称「他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的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艾克曼所做的一切都来自遵从命令，顶多就是特别热心军阶晋升罢了，所以艾克曼形容自己只不过是「一座机器里的螺丝钉」。 　　　　 　　　　 　　「 平凡之恶」 错在放弃 　　　　 　　这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平凡之恶」(evil of banality)。人类不需要是个什么大奸大恶之徒，也不需要暴力威迫，他只需要合作，一个平凡的人就可以成就难以想象难以言传的邪恶。「真正困扰我们的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朋友的行为。持续一生的友谊可以在一夜之间被摧毁，就因为害怕错失了加入历史的潮流。他们只是在纳粹的威势面前失去了自己下判断的能力。」(Hannah Arendt《Re-sponsibilityandJudgment》)。 　　　　 　　很多学者形容纳粹的罪行是史无前例的「极端之恶」(radical evil)，其规模其内涵超出了人类想象力的边界。而汉纳‧鄂伦独到之处，就是指出即使邪恶如纳粹，到底也是个在地上行走的机器，是个人类零件组成的组织和机构。而人之所以会附和它甚至加入它，只是因为受到诱惑，只是不想与他人不同，只是想做个乖乖听话的「好人」，此乃「平凡之恶」。正是因为这个「平凡之恶」的观点，我们可以讨论在独裁专制的政权底下，个人的道德责任问题。去逼问当年的德国人何以不反抗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反省巨大的邪恶是如何由每一个人不经意的每一步逐渐积累而成。纳粹党卫军不都是痛下决心要做凶手的，他们可能平凡如你我，他们甚至可以是个熟读康德知书达礼的「好人」，他们只是渐渐地交出了判断的能力。

   1967年5月30日一位叫做许恭生的清华大学学生在校园内逃跑的时候不慎绊倒，他的同学们立刻上前用自制的长矛对着他乱刺，他身上被刺中二十多处，腿股动脉和肝脏破裂之后死亡。几分钟前，他的另一位同学卞雨林因为中了涂上氯化钾的箭矢死去。这两人都是文革期间着名的清华大学“百日武斗”受害者，杀他们的人和他们一样，是全国最高学府的精英，天子门生。为什么一个纯良的学生会变成乱了性的凶徒呢？最近有人常说除了日本以外，中国政府也要反省，也要承担历史责任。其实要反省的，又何止政府，除非我们真的相信过去几十年来的罪孽是“极少数极少数的几个人”的错误，其他人不是受骗，失了心疯，就是“大机器里的小零件”。  

引自 日本（二）——不是反日本，而是反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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