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社会》试读：1 (original) (raw)

代译序：德波和他的《景观社会》（张一兵）１《景观社会》第三版序言１第一章完美的分离１第二章作为景观的商品１１第三章表象内部的统一和分裂１９第四章作为主体和表象的无产阶级２９第五章时间和历史５５第六章景观时间６７第七章领土治理７５第八章文化内部的否定和消费８３第九章物化的意识形态９７附录１０３一、关于《景观社会》的评论１０５二、漂移的理论１５０三、异轨使用手册１５５四、情境主义者关于交通问题的提纲１６２五、城市地理学批判导言１６４六、关于文化革命的提纲１６８七、定义一种整体革命计划的预备措施１７１八、日常生活意识变更的一种视角１７７九、《景观社会》二十年（讨论）１８６然而，对于符号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现象胜过本质的现在这个时代……真理被认为是亵渎神明的，只有幻象才是神圣的。事实上，神圣性正依真理之减少和幻想之增加的程度而增加，所以，最高级的幻想也就是最高级的神圣。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第二版序言）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spectacles）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从生活的每个方面分离出来的影像群（images）汇成一条共同的河流，这样，生活的统一便不再可能被重建。重新将他们自己编组为新的整体的、关于现实的片断的景色，只能展现为一个纯粹静观的（contemplation）、孤立的（seule）伪世界。这一世界之影像的专门化，发展成一个自主自足的影像世界，在这里，骗人者也被欺骗和蒙蔽。作为生活具体颠倒的景观，总体上是非生命之物的自发运动。景观同时将自己展现为社会自身，社会的一部分，抑或是统一的手段。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时，景观是全部视觉和全部意识的焦点。正是由于这一领域是分离的这一真正的事实，景观才成了错觉和伪意识的领地：它所达到的统一只不过是一种普遍分离的官方语言。景观不是影像的聚积，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景观不能被理解为一种由大众传播技术制造的视觉欺骗，事实上，它是已经物化了的世界观。从整体上理解景观，它不仅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结果，也是其目标。景观不是附加于现实世界的无关紧要的装饰或补充，它是现实社会非现实的核心。在其全部特有的形式——新闻、宣传、广告、娱乐表演中，景观成为主导性的生活模式。景观是对在生产领域或由生产所决定的消费领域中已做出的选择的普遍肯定。在内容和形式方面，景观总是现存体制条件和目标的总的正当性的理由，景观也是这种正当性理由的永久在场，因为它垄断了耗费在生产过程之外的大部分时间。分离（se＇paration）本身是统一世界的一部分，是分裂为现实和影像的全球社会实践的一部分。自主景观所对抗的社会实践，同时也是包含了景观在内的现实总体性。但是，这一总体性的内在分裂危害到如此程度，以致景观似乎就是它的目标。景观的语言由主导生产体系的符号( signes)所组成，这些符号同时也是这一生产体系的最终的和最后的目标。不能抽象地将景观与具体的社会活动相对立，这一划分本身就是分裂的。伪造现实的景观不过是这一现实的真正产物，反之，现实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也被景观静观所侵蚀，并以与景观结成同盟和将其同化与吞噬为终结。客观现实就是景观和真实社会活动这两方面的现状。以这一方式确立的每一概念除了这一基础外，没有任何转向其对立面的通道：现实显现于景观，景观就是现实。这种彼此的异化(alie＇nation)乃是现存社会的支撑与本质。在这一真正颠倒的世界，真相不过是虚假的一个瞬间。 “景观”概念使大量表面上明显不同的现象相互联系，并对其做出了阐释。这些现象的差异和对立均源自于社会组织的表象（apparences），这一社会组织表象的本性自身必须被认识到。就其自身的条件而言，景观是一种表象的肯定和将全部社会生活认同为纯粹表象的肯定。但是触及景观实质的批判把景观展现为生活看得见的否定，展现为采取了明显可见形式的生活之否定。为了描述景观及其形式、功能和反对景观的各种力量，必须特别加以区别某些不可分离的因素。人们分析景观却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运用景观自己的语言，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不得不穿越景观所表达的这个社会的方法论领地。因为景观是我们特定社会经济构成的意义和记录，它同时也是我们被卷入其中的历史运动。景观自身展现为某种不容争辩的和不可接近的事物。它发出的唯一信息是：“呈现的东西都是好的，好的东西才呈现出来。”原则上它所要求的态度是被动的接受，实际上它已通过表象的垄断，通过无需应答的炫示实现了。景观同义反复的特征在于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即它的手段同时就是它的目的，它是永远照耀现代被动性帝国的不落的太阳，它覆盖世界的整个表面并永远沐浴在自身的光辉之中。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决非偶然或表面的就是景观的，景观恰是这一社会根本性的出口。在景观——统治经济秩序的视觉映像中，目标是不存在的，发展就是一切。景观的目标就在于它自身。作为当今物品生产不可缺少的背景，作为制度基本原理的陈述，作为一个直接塑造不断增长的影像对象(dimagesobjets)的发达经济部门，景观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生产。景观征服现实的人们达到这样的程度，即经济已经完全控制他们。景观不过是独立的发展中的经济。景观是对物的生产的真实反映，?生产者的虚假对象化。经济统治社会生活的第一阶段，使人们实现了从存在（lêtre）向占有（avoir）的明显堕落——人类实现的不再是等同于他们的之所是，而是他们之所占有。目前这个阶段则是经济积累的结果完全占据了社会生活，并进而导向了从占有（avoir）向显现( paratre)的普遍转向，由此，一切实际的占有现在都必须来自其直接名望和表象的最终功能。同时，一切个体现实都已变成为社会现实，在这一意义上，个体现实直接依赖于社会力量并受社会力量的完全塑型。只有在个人现实不再事实上是真实时，个体才被允许显现自身。在真实的世界变成纯粹影像之时，纯粹影像就变成真实的存在——为催眠行为提供直接动机的动态虚构事物。为了向我们展示人不再能直接把握这一世界，景观的工作就是利用各种各样专门化的媒介，因此，看的视觉就自然被提高到以前曾是触觉享有的特别卓越的地位；最抽象、最易于骗人的视觉，也最不费力地适应于今天社会的普遍抽象。但是景观不仅仅是一个影像的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影像加声音的问题。景观是对人类活动的逃避，是对人类实践的重新考虑和修正的躲避。景观是对话的反面。哪里有独立的表象，景观就会在哪里重构自己的法则。景观继承了西方哲学研究的全部缺点，亦即试图依据看（voir）的范畴来理解活动，并将自身建立在精确的技术理性的无止境发展的基础之上，而这种哲学传统正来源于这一思想形式。景观没有实现哲学，而是将现实哲学化，并将每一个人的具体生活简化为一个思辨( spe＇culatif)的世界。作为分离（se＇pare＇e）思想之力量与分离（se＇pare＇）力量之思想的哲学，从来就不能独自替代神学。景观是对宗教幻觉的具体重构。景观技术没有驱散人类将自己异化的力量投射其中的宗教迷雾；相反，它只是将这些迷雾降落到人们生活的尘世，并达到这样的程度——使生活最世俗的方面也日益变得暧昧不清和令人窒息。代表对世俗生活整体拒绝的幻象天堂不再投向苍天，而被植入世俗生活自身。景观是一种将人类力量放逐到“现世之外”，并使人们内在分离达到顶点的技术样式。只要需要是一种社会梦想，这一梦想也将变成社会需要。景观是被囚禁的现代社会的梦魇，它最终表达的不过是这一社会昏睡的愿望。景观是昏睡的监护人。与社会相分离并在景观中建立自己独立王国的现代社会的实践力量，只能通过这一事实来解释，即这种强大的实践力量始终缺乏内聚力，且其自身又充满了矛盾。景观之根就植于最古老的社会专门化——权力的专门化之中。景观就是一种代表其他活动而表现的专门化活动。对于其自身而言，景观是等级社会的大使，在这一社会中，它发布官方信息并禁止其他话语。因此，景观最现代的方面也是最古代的。景观是关于其自身统治秩序的不间断的演讲，是永不停止的自我赞美的独白，是其自身生活所有方面极权管理阶段的自画像。景观关系的那种拜物教和纯然客观的表象，掩盖人与人之间和阶级与阶级之间关系的真正特性：一种带有其必然规律性的第二自然对我们环境的统治。但是景观并不是被当作自然演化的科技发展之必然结果。相反，景观社会是选择其自身技术内容的一种形式。如果从“大众传媒”（它们是最显著的表面现象）的具体意义上来理解景观，景观好像以单纯技术装备的形式侵蚀了社会，其实，这种装备绝不能被理解为是中立的，事实上它是与景观内在动力学一致发展起来的。如果某个时代这样的技术已经发展起来，其社会需要只能通过其中介来满足。如果这个社会的管理和人们的一切交往整体上只能依赖即时交往手段，那这只是因为这种“交往”本质上是单面的。所以，这些大众传播媒体的集中，意味着交由现存体制管理者处理的手段的集中，这些手段能够使他们贯彻一种特定的管理形式。反映在景观中的社会分离与现代国家密不可分。这种社会分离作为社会分工的产物不但是阶级统治的主要手段，而且也是全部社会分裂的集中表达。商品只能在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性范畴时才能以其不被歪曲的本质被理解。只有在这一联系中，由商品关系所产生的物化对于社会的客观发展和个人对其采取的态度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只有在这时，人的意识的屈从对物化所认为的表现方式才变得具有了决定意义……正像劳动已日益理性化和机械化，这一屈从正被这一事实所强化：人们的活动变得越来越少主动性和越来越多玄想。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景观的自我运动是：它妄称自己是人类活动中以流动状态存在的一切方面，以便以一种将活生生的价值颠倒为纯粹的抽象价值的凝结状态的东西来加以占有，在这些迹象中，我们认出了宿敌——商品，乍看起来它是如此微不足道和显而易见，而实则相反，它是如此复杂并充满了形而上学的精妙。商品拜物教的基本原则——社会以“可见而不可见之物”的统治，在景观中得到绝对的贯彻，在景观中真实的世界被优于这一世界的影像的精选品所取代，然而，同时这些影像又成功地使自己被认为是卓越超群的现实之缩影。景观使之可见的立即在场和不在场的世界，就是商品统治一切有生命之物的世界。这样，商品的世界就是展现它之所是的世界，因为它的逻辑与人们彼此之间的疏远（ e＇loignement）和人们与自己所生产全部产品的疏远是同一的。在景观语言的每一个层面上，从景观所称颂的对象到由它所控制的行为，品质如此明显的消失，这产生于它逃避现实的生产制度的基本特性。商品形式将一切事物都减化数量的等同性。数量正是商品形式所发展的，并且它只能在数量上发展。尽管这一发展排除了质，但这一发展自身还是屈从于质的变化。景观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它已跨入了它自己的丰裕性的门内。尽管质的变化至今只是部分地在很少几个地方发生过，但它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暗示了这是商品的原初准则——通过将整个世界变成单一的世界市场，商品已经实践了这一准则。生产力的发展是事实上已经创造和改变了人类族群生存环境的真实的无意识的历史，这一环境能够使人类生存，并进一步扩展了它自身。生产力的发展是全部人类事业的经济基础。在自然经济内，商品部门的出现代表着生产的过剩。商品生产，意味着各种不同的产品在独立的生产者之间进行交换，在很长时间内它只是保持在小规模的手工艺方面，并如其所是被归属于边缘经济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它的量的事实仍然是隐藏着的。但是，当商品生产达到大规模商业和资本积累的社会条件时，它就会夺取对经济的全部控制权。那时，整个经济就变成商品向它自身所展示的那样，即处于这样一种征服的进程之中：数量发展的过程。以商品形式不断扩张的经济力量把人类劳动变为商品劳动，变为雇佣劳动（ salariat），并最终导致一种充裕状态。在这种充裕状态中，生存的主要问题无疑已经解决，但是通过这一方式，同样的问题又在更高的水平不断地被重新再生。经济增长已将社会从强迫他们为了生存同其进行直接斗争的自然压力中解放出来；但至今他们并未从他们的解放者手中解放出来。商品的独立性扩展到由商品所统治的整个经济领域中。经济改造世界，但它仅仅把世界改造为一个经济的世界。在人类劳动中异化的伪自然，需要这种异化劳动永远处于服役状态；因为这一需要已被设计并只对自己负责，它要得到全社会的成就和事业的总体作为它的仆人。商品的丰富性——也就是商品关系的丰富性，不过等于提高了的生存状态( survie augmente＇e)。只要作为社会生活物质基础的经济仍起作用，既没引人注意也没被人理解（因为熟知非真知），商品对经济的统治权就会以一种隐匿的方式发挥影响。在现货商品稀少的社会，货币是显而易见的主人，它担任起全权大使并代表一种未知的巨大力量。伴随工业革命时期制造业的分工和满足世界市场的大规模生产时代的到来，商品作为一种拓殖进（occuper）全部社会生活的力量，最终变得成为完全可见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政治经济学将自己作为占主导地位的科学和统治的科学建立起来。景观就是商品完全成功的殖民化（ l occupation）社会生活的时刻。商品化不仅仅是可见的，而且那就是所见到的全部：所见到的世界就是商品的世界。现代经济生产广泛而强烈地扩大了它的专政。在很少工业化的地区，商品的统治业已为少数明星产品的到场，为工业化更加先进地区的所强加的帝国主义的统治所证实。在工业先进的地区，社会空间为不断更新的商品地层的叠加所覆盖。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异化的消费作为大众的一种不可避免的义务，只是一种附加的异化的生产。社会的全部出售劳动已变成了总商品，这一总商品的持续周转一定会被不计代价的维持。为了实现这一切，这一总商品不得不以片断的形式返回到碎片式的个体状?，而这种碎片式的个体已与生产力的总体运行完全断绝了关系。为此目的，占统治地位的专门科学进一步分解并更加专业化，像社会学、应用心理学、控制论、记号学等等，而这一过程的每一个阶段的自我调节，必须要受到监督。尽管在资本主义积累的原始阶段，政治经济学仅仅把无产阶级视为必须获得最少的绝对必要的报酬，以保持其劳动能力的工人，而从未看到他休闲和人性的一面；这些统治阶级的观念，当商品生产达到丰富的水平，需要从工人那里获得协作的剩余时才会转变。突然间，工人从各种生产组织和管理所清晰展示出来的、对他的完全的轻蔑中被挽救出来，发现他每天游离于生产之外，全然一副消费者的姿态，表面上看，也被作为一个成年人而以礼相待。在这一点上，商品的人性掌管着工人的“休闲和人性”，这只是因为现在政治经济学能够并必须作为政治经济学统治这些领域。因此，“对人性的完美的否定”便已接管了人类存在的总体。景观是一场永久性的鸦片战争，是一场根据自己的法则不断扩张的、精心设计的、强迫人们把货物等同于商品，把满足等同于生存的鸦片战争。可消费的生存必须始终增加，因为它继续内含贫穷（privation）。如果提高了的生存状态从未得到过解决，如果根本就不存在提高了的生存状态终止其提高这样的地方，这只是因为它自身已陷入穷困的王国之中，提高了的生存状态是一种镀金的贫穷，但它不可能超越它。自动控制，不但是现代工业最先进的部分，而且也是现代工业实践的典型，它迫使商品体系不得不解决以下矛盾：客观上取消劳动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同时保留作为商品的劳动。阻止自动控制（或任何其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不那么极端的方法）减少社会总体必需劳动时间的唯一方式是创造新的工作形式。因此，常备失业大军将被招募进第三或“服务业”部门，强化军队以对分配和美化最新的商品负责；在这一点上，上述做法是服务于真实需要的，在这一意义上日益扩大的各种军备、政治、商业活动，对于说服人们去购买日益增长的他们非必需的商品是必要的。交换价值仅仅作为使用价值的代理人才能出场，但依靠它自己的武器最终所取得的胜利为它的自治权力创造了条件。通过动员全部人类的使用价值并垄断它的实现，交换价值最终成功的控制了使用价值。根据交换价值的有效性，使用价值变得纯粹是被观看的，并且现在它已完全被交换价值所摆布。作为使用价值雇佣兵出发的交换价值，为了自己的缘由而终结了它发动的这一战争。那种一直刻画资本主义经济特点的使用价值的不断下降趋势，在提高了的生存状态中与仍然持续着的旧的穷困相并列，产生了一种新的穷困形式。因为绝大多数人仍然被迫作为工资劳动者参加到对这一体系目标的无休止的追逐之中，并且每一个人都清楚他或者屈从这一体系或者默默死去。这个勒索的现实——这一事实，即使以其最穷困的形式（如食物、住所），使用价值也没有超出提高了的生存状态的丰富幻想之外——这说明了现代商品消费的幻想已被普遍接受。真正的消费者变成了幻想的消费者。商品是这一物质化的幻想，景观是它的普遍表达。从前使用价值被理解为交换价值的一个暗含的方面，然而，在目前被倒转的景观世界里，使用价值必须被明确显示出来，这不仅因为它的真实的现实被过度发展的商品经济所侵蚀，而且还因为伪造的生活需要一个虚假的理由。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概念的这一新的热烈争论，正成为中国社会的哲学前沿问题。这场争论是一场斗争，一场支持和反对唯物主义辩证法者之间的斗争，一场资产阶级观念和无产阶级观念之间的斗争。那些坚持“一分为二”的人站到唯物主义辩证法基本原理的立场上；那些坚持事物的基本原理是“合二为一”的人反对唯物主义辩证法。两派界限分明，论点截然对立。这场争论是正在中国和世界各地发生的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红旗》杂志，北京，1964年9月21日）景观，像现代社会自身一样，是即刻分裂（divise＇）和统一的。每次统一都以剧烈的分裂为基础。但当这一矛盾显现在景观中时，通过其意义的倒转它自身也是自相矛盾的：展现分裂的是统一，同时，展现统一的是分裂。尽管据官方说，控制同一社会经济制度不同力量之间的斗争表现为一种不可调和的对抗性。但实际上，不但在国际之间，而且在每一个国家内部，它们都反映了这一制度的根本统一。在分离力量对抗之间的景观的虚假斗争同时又是真实的，因为它们表达了一种曲折的和充满冲突的发展，或多或少表达了阶级利益或部分的阶级矛盾和利益，这些阶级已经接受了这一制度，并在这一制度内为他们自己努力开辟一条通道。正如最先进经济的发展卷入了不同优先权之间的冲突，极权主义国家官僚政治的经济管理形式和在殖民主义和半殖民主义控制之下的国家也显示出了生产和权力的极其不同的类型。通过诉诸许多相异的标准，景观能够将这些相互对立的事物，作为截然不同的社会体系完整地展示出来，但实际上它们只是一个特定的部分，一个本质上属于包含它们的全球体系的特定部分，这一体系只有一种单一的运动：即将整个地球都转化为资本主义运动的场地。实现了景观的社会不能单单借助于它的经济霸权统治不发达的地区，它还要作为景观社会统治它们。即使不发达地区的物质基础仍然是缺乏的，现代社会还是通过景观侵蚀进每一个大陆的社会表面，它已为本土统治阶级的形成和设计其议程创造了条件，正如它向垂涎它的人献上假冒商品，它也向地方革命家提供虚假的革命模式一样。在特定工业化国家执政的官僚政治政体有它们自身特定的景观类型，但是起着虚假反对和实际支持作用的官僚政治政体是全球景观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即使景观的地方表现形式包含着控制和沟通的特定的极权主义的专门化，从这一系统整体机能的立场看，在景观任务（t ches spectaculaires）的全球分工中，这些专门化只不过扮演了他们被分派的角色。虽然这一景观分工的任务，总体上保护了现存秩序，但它更主要是保护了它居支配性地位的发展的一极。景观扎根于丰裕经济的沃土之中，这一经济的结果最终统治了景观市场，并跨越了由地方性景观假借独立自主之口建立的意识形态的或极权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在景观娱乐的灿烂光环背后，一种平庸化（banalisation）的趋势支配着世界现代社会，即便在这里，商品消费更加发达的形式仿佛又增加了多种多样可供选择的角色和对象。宗教的和家庭的残余（家庭仍然是传递阶级力量的主要机构）与由这两种习俗所制约的道德压抑的残余相并列，正好与这一世俗满足的虚夸自负相混合，因为在这一特定世界的生活，依然保留着压抑并提供虚假满足。也许对现状自鸣得意的认同和景观造反是共存的——一旦丰裕经济发现了将其生产方法运用于特殊原料的方式，令人不满的事物本身就变成了一件商品。媒体明星，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类存在的景观代表，通过一种可能角色形象的对象化体现了一种普遍的陈腐和平庸。作为一个表面生活（ve＇cu apparent）的专家，明星是那些补偿他们自己真实生活的碎片化和生产专门化的人们所认同的表面化生活的证明物。名人的功能就是以一种全面的、完全自由的风格，实践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政治观点。他们通过戏剧化表现的社会劳动成果的副产品，体现了常人难以达及的社会劳动的成果，这一社会劳动成果的副产品竟魔法般地将自己置于社会劳动成果之上，并作为它的最终目标：权力和休闲——决策和消费是这一永远不被置疑的过程的主要部分。一方面，政府的权力可以将自身人格化为一个伪明星；另一方面，消费明星又可认可自己为超越生活之上的伪权力。但这些明星的活动并不是真正自由的，他们也不可能提供任何真实的选择。像明星一样，在舞台表演的景观代理人与个人是矛盾的；非常明显，他是自己个性的敌人和是他人个性的敌人，这是一样的。为了作为一个典型进入景观而被认同，为了将自己认同为顺从物的过程的一般法则，景观代理人拒绝了所有自主（autonome）的品质。尽管从表面上看消费明星代表了不同的个性类型，但实际上消费明星展?的每一种个性类型都享有同等进入整个消费王国的权力，都有源自于整个消费王国的同样的幸福。判定一个名人必须看他是否拥有公认的人类品质的全部声誉。明星之间的正式差异，被预想的他们在一切事情都是优秀的这种无可逃避之暗示的官方相似性所抹杀。作为政府首脑，为了对库尔斯克战役的后果负责，赫鲁晓夫不得不成为一个将军——当然这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二十年之后。作为演说家生还的肯尼迪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正在发表自己的葬礼演说词，因为西奥多•索伦森（Theodore Sorenson）作为他的继任者，正以同样的风格持续地写作演讲词，这一风格就是他创造出一种以已辞世的人的角色进行的演讲。那些赋予这一制度以人性的、值得赞美的人们之闻名于世，并不是因为他们仿佛所是的那样；他们成为伟人是因为他们都事功于最渺小的个人生活的现实，并且他们每个人都清楚这一点。由景观丰裕提供的虚假选择，发展成了强烈忠诚于数量琐事的虚幻品质的斗争，这一虚假选择以至今相互强化的景观竞争的叠加为基础，以至今明显相互联系的角色叠加为基础（角色主要通过物来象征和体现）。虚假陈旧的对立——地方主义和种族主义被复活，地方主义和种族主义在消费体制中有助于赋予世俗等级一种具有不可思议魔力的本体论上的优越感，并且从竞赛性的运动到选举，通过一种永无休止的滑稽荒唐的竞赛和竞争，伪娱乐和嬉戏的狂热被唤醒。无论在那里，丰裕的消费被建立，一种特定的景观的对立：即成年人和青年人之间的对抗就总是处于虚假角色的最前线。但实际上，真正的成年人作为自己生活的主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发现过。现实存在的青年人的变革绝不是那些当代青年的特征；青年只是表现在经济制度中，表现在资本主义的活力中。这一资本主义的动力就是：物的统治和永远年轻；物的竞争和相互替代。景观对立遮蔽了一种贫困的统一（l unite＇ de la mise｀re）。如果同一异化的不同表现形式借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幌子彼此斗争，这只是因为他们全都以被压抑的真实矛盾为基础。依赖它拒绝而又支持的贫困的特殊阶段的必然性，景观以一种集中和弥散的形式而存在。在这两种情况下，景观不过是在平静的贫困中心被忧伤和恐惧所包围的一种幸福和谐的影像。集中的景观从根本上与官僚政治资本主义相联系。尽管作为一种技术，它也许是为了在落后的混合经济中强化国家权力而被引入的，或者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的特定危机时期被采用的。官僚政治所有权本身就是集中的，因为个别官僚主义者在官僚政治共同体内，只能以其官僚主义者的成员资格参与到全部经济所有权之中。商品生产在官僚政治资本主义社会较少发展，它同样也采取了一种集中的形式：被官僚机构把持的商品是整个社会的全部劳动，它出售给社会的是社会的大批残余物。官僚政治经济的专政，不可能对被剥削大众留下任何一次重要选择的余地，因为它必须选择一切事情，它独立做出自己的全部选择，无论这一选择是关于食物、音乐还是其他任何东西，因此，这意味着它已向自己宣战。这一专政必然伴随着持久的暴力。官僚政治景观利用一种官方声明，说明了包含一切现存事物的好形象，这一好形象常常集中于某一单独的个人身上，这个人成为极权主义凝聚力的保证人。每一个人必须不可思议地将自己或认同为绝对的名人或无声的消失。这个每一个其他人的非消费的主人是一个英雄的形象，这种英雄形象掩盖了由恐怖所促进的这一制度的原始积累所引起的绝对剥削。如果每一个中国人必须学习毛泽东，并因而成为毛泽东，那是因为他能变得什么都不是。哪里集中景观在统治，哪里也就是警察在统治。对这一世界所有商品和娱乐的平等权利的要求，对所有权威的毁灭，对全部道德约束的否定——总之，这些就是目的，就是在三月十八日起义和由军队装备起来的恐怖组织的宪章产生之后所要求的目的。［《关于三月十八日起义（巴黎公社）的议会调查报告》］自从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取得胜利，改革现存环境的真实运动就成为统治性的社会力量，一旦这一胜利转入政治领域，这一统治就变得更加明显。生产力的发展粉碎了古老的生产关系，全部固定不变的旧秩序也烟消云散。一切绝对的东西都变成历史性的了。当人被推进历史并被迫参加构成历史的劳动与斗争时，他们发现，他们不得不以一种清晰与省悟的方式观察他们的关系。尽管通过作为历史客体自身的历史的展开，历史纪元最后的无意识的形而上学的想象被认为是生产的进步，但是除了在其自身内部发生的东西外，历史没有目标。至于历史的主体，它可能只不过是生活的自我生产——生活的人们变成了他们自己历史世界的统治者与占有者，成为了他们自己全部意识冒险的统治者和占有者。在资产阶级的上升阶段启动的漫长革命时代的阶级斗争与辩证的“历史的思想（pense＇e de l histoire）”协力发展——历史的思想不再简单地满足于寻求现存的意义，相反，它努力追求理解现存在事物消亡的意义，换句话说，在这一过程中它要打碎全部分裂。对黑格尔而言，要点不再是解释世界，而是解释世界的变化。但由于他将自己仅仅局限于解释这一变化，黑格尔只不过代表了哲学的哲学之顶峰，他寻求理解这个世界的自我生成。这一历史的思想仍然是一种总是迟到的意识，并总是事后才宣布其正当性。所以它只是在思想中超越了分离。黑格尔自相矛盾的姿态——他使全部现实的意义屈从于它的历史的顶点，与此同时他又宣称他的体系代表这一历史的顶点——这种情况产生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即这一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家，只是在自己的哲学中寻求与那些革命结果的妥协。“即使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它也没有表达这一革命的全部过程，而是这一革命的结束阶段。在这一意义上，黑格尔的哲学不是革命的哲学，而是一种复辟的哲学。”（卡尔•柯尔施《关于黑格尔和革命的提纲》）黑格尔最后一次履行了哲学家的任务——对现存一切的赞美；但对他来说，已现存的一切可能正好是全部历史运动。因为他仍然坚持思想的客观立场，只是通过将这一思想认同为绝对精神的一种先在的计划，这一客观性才可能被隐蔽下来。绝对精神这一绝对的英雄力量做它想要做的事，并想要它所做过的事，它的最终目标是与当时存在的事情协调一致。因此，在被历史的思想所取代的过程中，哲学已达到这样一点：它只有通过拒绝哲学来赞扬哲学的世界。因为，为了表达意见，它必须预先假定已将万事万物托付给它的这个总体的历史已经终结，并且唯一的法庭——只有在那里真理才可能被裁判的唯一法庭已被关闭。当无产阶级通过行动展示自己的存在时，历史的思想不会被忘却。这一思想的结论被否定，但同时它的方法有效性却被证实。只有通过变成思想实践 (pense＇e pratique)，历史的思想才能被保留；作为革命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实践，只不过是影响它的世界整体的历史意识。所有革命工人运动的理论潮流——施蒂纳、巴枯宁及马克思——都产生于与黑格尔思想的批评性对质。马克思的理论与黑格尔的方法的不可分离性，是与这一理论自身的革命特征不可分离的，是与这一理论的真理性不可分离的。正是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这一关系，常常被人们忽视、误解甚至错误地当成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缺点而公然指责。伯恩斯坦在他的《进化的社会主义》一书中，在对1848年《共产党宣言》对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即将来临的非科学预言表示悲痛时，十分含蓄地揭示了在辩证法和历史的党派偏见之间的这一联系：“这种历史的自我欺骗，如此荒谬以致最天真政治空想家都不可能比这做得更坏，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在这篇宣言反映出的反黑格尔辩证法痕迹的影响，马克思这一做法简直让人不能理解，因为那时他已认真研究经济学。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一样，他们当时还没有完全解放自己，考虑到那个时代的普遍动荡，这一影响对他是很不幸的。” 为了通过“移植”，挽救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而由马克思完成的这一颠倒，绝不是无足轻重的以黑格尔绝对精神最终走向自身冲突的旅程去替代生产力的唯物主义的发展，绝对精神的对象化与其异化是一致的，它历史的伤口没留下任何伤疤。因为历史一旦变成现实就不再有终结。马克思摧毁了黑格尔与现实发生的一切相分离的立场，同样也摧毁了各种类型的终极客观力量消极静观的思想。从此以后，理论关注的只是它自己正做的事情。相反，在现代社会主导思想中经济运?的静观，恰恰是黑格尔努力创造的封闭思想体系的非辩证法部分的非颠倒的遗产；这是一种赞美，一种对失去了观念维度和不再需要黑格尔主义证明自身正当性的赞美，因为这种得到赞扬的运动是世界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没有世界观，没有思想的部分，这一部分的机械发展绝对有效的统治了世界发展的全部。马克思的事业是有意识的历史的事业。在那里，产生于纯粹经济生产力的盲目发展的量必须转变为对历史的质的占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史前史终结的第一个行动，“在全部生产工具中最伟大的生产力是革命的阶级自身”。在寻求真正管理社会的理性理解力的范围内，马克思的理论与科学思想紧密相联，但它通过扬弃科学思想又保留了科学思想，并从而从根本上超越了科学思想。它寻求理解社会斗争，而不仅仅是社会学的规律。“我们只知道唯一的一门科学：历史科学（《德意志意识形态》）。” 要求给历史一个科学基础的资产阶级的时代，忽视了应用于它的科学和经济一道需要历史基础这个事实。但是只要历史仅仅保持为一种经济史，那么历史从根本上就只能依赖这种经济知识。在科学观察观点的范围内，忽视历史对经济的影响作用（寻求修改自己的基本科学前提的全球化过程），通过那些社会主义者们思考的自负显示出来，他们认为他们制定了精确的经济危机周期理论。既然持续的政府干预已成功地抵消了倾向危机的趋势，同样的思想模式也见于这一明显的经济和谐的脆弱平衡之中。超越经济和控制历史的计划必须掌握并联合社会科学，但它自身不可能是一种科学的计划。从革命的观点看，只要它认为依靠科学的知识就能够掌握现在的历史，那么这种革命运动就不可能摆脱掉资产阶级的特性。虽然他们在对现存社会组织的批判方面有其历史的基础，空想社会主义潮流之所以被直接称为乌托邦，是因为他们拒绝历史，即：拒绝现实发生的真实斗争，拒绝时间的推移将超越永恒不变的完美的幸福社会的图画——但他们不拒绝科学。相反，乌托邦思想家完全被早期世纪的科学思想所支配，他们寻找一种普遍理性体系的实现和完成。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徒手的预言家，因为他们坚定地相信科学证明的社会力量，甚至在圣西门主义的案例中，他们认为只有通过科学才能抓住权力。桑巴特（Sombart）曾问道：“为什么将通过斗争去夺取那些需要被证明的东西？”但是乌托邦的科学理解力不包括这一意识：若干社会集团将他们的利益托付给维持现状，并大力促进这一维持，甚至为了进一步强化它而设计虚假意识形式。他们对现实的理解远远落后于科学自身发展的历史现实，到现在为止，科学自身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被产生于各种因素的社会需要所控制，正如以上提到的那样，这些因素不仅决定了按照科学方法被考虑接受的东西，而且还决定了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成为或者不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仍然是为真理辩护的科学样式的囚徒，他们将这一真理看作一种纯粹抽象的形象——在社会发展早期阶段这一形式已建立起来。正像索列尔（Sorel）所注意到的，乌托邦为了发现和展示社会的法则将天文学作为他们的思考范式：他们非历史的和谐概念，是他们试图将其运用于几乎不依赖于历史的社会科学的必然结果。他们描绘的这种和谐好像是牛顿发现的宇宙科学法则和圆满结局，他们不断地提醒：它“在他们的社会科学中所起的作用类似于惯性在经典物理学中的作用”。（《无产阶级理论资料》）不但在其整个一生，而且在其留给工人运动的理论遗产中，马克思思想的科学的——决定论的一面，正好使它容易被攻击为“意识形态化”。历史主体的到来一直被延迟，马克思主义是卓越的经济学和历史科学，它日益被看作是保证自己未来否定的必然性。这样，革命实践——这一否定的唯一真实的动因就被逐出理论视野。变得重要的是耐心地研究经济发展，以黑格尔式的宁静再次接受被强加的苦难，这一苦难的结果是留下了“美好意图的坟墓”。根据“革命的科学”人们突然发现，意识总是来得很快，并必须被训练。“历史已证明：我们和像我们一样思考的人都错了，历史清楚地显示在大陆那时经济发展的状况远没有成熟”，恩格斯在1895年这样说道。终其一生，马克思在其理论中坚持一元论的观点，但是其理论的阐释在主导思想领域被贯彻，在这个范围内它采取了特殊学科批判的形式，最显著的是采取了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科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形式。这一败坏，后来作为权威被接受并将马克思的理论变成为“马克思主义”。噢，先生们，生命苦短！……如果我们活着，我们将一直活着走向上帝。莎士比亚（《亨利五世》第四幕）人与时间一样，“就其废止存在的方面而言，他是唯一的否定性的存在”。人对自己本质的占有同时也是他对宇宙演变的一种把握。“历史是自然史自身的现实部分，自然界的变化产生了人类”（马克思）。相反，除了通过人类历史的进程，这种“自然史”就不会有真实的存在，像现代望远镜及时捕获到宇宙外围的星云收缩一样，正是自然的这一部分夺回了这种历史总体性。历史总是已经存在着，但并不总是以历史的形式。作为一种结果，通过社会的媒介，人类的暂时化是等值于时间的人类化的。在历史意识之内时间的无意识运动变得显明而真实。真实的历史运动（尽管仍然是隐藏着的）首先是“人的真实本性”的缓慢的、极其细微的发展——这一“人类的本性产生于人类历史——产生于人类社会的发生活动”。但即使社会已发展出技术和语言，它仍然是它自身历史的产物，这个社会只知道永久性的现存。在那里，知识只是通过生活被传递，并且从没有超出过这一社会最年长的人的记忆。既不是死亡也不是生殖被理解为时间的法则。时间保持稳定，像一个被封闭来的空间。当一个更复杂的社会最终形成了时间的意识，它却努力去否定这一时间意识——它不是把时间视为什么东西的流失，而是把时间视为什么东西的返回。在循环时间（temps cyclique）的模式中，一个静态的社会（socie＇te＇ statique）是按照它自己的自然的直接体验来组织时间的。循环时间已经统治着游牧人口的体验，因为他们发现在他们旅程的每一个时刻都是同一情况的再三重复。黑格尔写道：“因为他们局限于始终如一的空间，游牧部落的漫游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当一个社会定居于一个特定的地点，并通过在它内部开发与众不同的区域占有了富有内容的空间，它才发现自己被封闭于这种地方化中。暂时返回同样的地方，现在变成了在同一地点的时间的纯粹返回，一系列姿态的重复。从游牧生活的牧歌向定居农耕的过渡，是没有内容的懒散自由的结束和劳动的开始。一般而言，由四季节奏支配的农业生产方式是构成充分循环时间的基础，不朽与来生内在于此，它是人们今世重返之处。神话是保证整个宇宙秩序的思想的一元建构，这一秩序与社会在其内部疆界已经建立的秩序，事实上是一致的。通过人类劳动的发展形成的人类对产品和时间的社会占有，导致社会分成不同的阶级。将自己建立在循环时间社会的贫困之上的权力，组织社会劳动、占有有限剩余价值的阶级，同时擅自窃用了其社会时间组织的时间剩余价值：它独自占有了生活的不可逆时间（temps irre＇versible）。只能集中在统治者手中并在奢侈盛宴上消耗的物质性财富，同样作为在社会表面的历史时间的浪费被耗尽。历史剩余价值的拥有者也是直接经历重大事件的知识和享乐的主人。与时间的集体组织相分离，又与在社会生活的基础上的重复性生产相联系的历史时间，在它自己的静态共同体之上独自川流不息。这是战争和冒险时间，在其中循环社会的主人追求他们自己的历史；它同时也显现为与外来共同体冲突的时间，这一外来共同体动摇了永恒不变的社会秩序。因此，历史作为一种异在于人们的东西产生了，作为他们从不寻求、从不反对的，他们认为自己应被保护的东西发生了。但历史也正是在这一整体发展（暂时沉睡）的真正起源上，使永不安宁的否定性的人类苏醒。循环时间本质上是没有冲突的时间。但冲突在这一时间的萌芽期已经存在：因为为了形成历史，历史的第一次斗争就在统治者的实践活动中。这一历史创造了表面上的不可逆性；在循环社会无穷无尽的时间内部，历史的运动构成了它所用完了的真实时间。 “静态的社会”是那些使他们的历史运动减至最小，又在不变的平衡中设法保持他们与自然和人类环境的内在和外在冲突的社会。如果为了雄辩的证明人类天性具有自我创造的弹性，最大多样性的各种制度建立起来，那么这一多样性很明显只是对于外部观察者，对于占据历史时间优势善于向后看的人类学家而言的。在任何一个这样的社会，决定性的组织结构取消了任何变化的可能。他们社会实践的绝对因循守旧，与人类的全部可能性是永远同一的。除了担心退回原始的动物状态，将社会实践的因循守旧认同为人类的全部可能性不存在客观限制。在这一社会，人为了保持为人，人必须保持同一。政治权力的产生似乎与最近的伟大科学技术革命相联系（像铁的熔炼），直到工业的出现，政治权力产生初期没有经历很深刻的震荡，其标志性时刻是血缘关系的开始解体。自那时起，为了变成能力和事件导向的具有连续性能力的人，一代又一代人离开了纯粹自然循环的圈子。不可逆时间现在已是统治人们的时间，朝代?其第一个度量器，写作是统治者的武器。在写作中，语言作为意识之间的媒介获得了其独立的实在，但是像构成社会的媒介的一样，这一独立是分离权力的普遍独立。伴随写作，在生活中产生了一种意识，一种不再直接传送、传播的意识：非个人记忆，社会管理的记忆。“著作是国家的思想；档案是它的记忆。”（那威斯，Novlis）编年史是权力的不可逆时间的表达，也是在记录它的过去的基础上保持这一时间持续进展的手段，因为伴随着每一特殊权力的垮台和对循环时间的冷漠遗忘，这一时间定位一定会崩溃（在全部帝国和他们纪年的兴衰荣辱期间，这一农民大众唯一知道的循环时间从来没有变化过）。历史的占有者赋予时间以方向：方向也是意义。但历史的自我展开和个别毁灭，正离开没有变化的潜在社会，因为历史保留了来自共同实在的分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东方帝国的历史简化为宗教历史的原因：已经毁灭的年表，显然只剩下包裹着他们幻想的独立的历史。将历史变成他们自己私有财产的统治者，在神话的保护下，首先独占了幻想模式的私人所有权：如，在中国和埃及他们长期垄断了灵魂不朽的专利：他们早期普遍认可的王朝不过是对历史的想象重建。但是统治者对幻想的占有，在那时也是对他们自身的历史和共同历史的唯一的可能性占有。随着他们真实历史权力的成长，这一幻想和神话的所有权日益普及和庸俗化。所有这些结果都来自于一个简单事实：像中国皇帝在季节性祭典仪式所做的那样，统治者非常神秘地起到了保证循环时间永久不变的作用，同时，他们自身也达到了从循环时间中的相对解放。乏味的、令人莫名其妙的神化权威的年表提供了它的主题，它要求将自己作为神话戒律的世俗完成来理解，它一定会超越意识的历史并变成意识的历史。但关于一点非常碰巧的是，它要求有颇为壮观的人民大众真实参与历史的经历。来自于作为彼此认可的唯一在场的占有者的人们之间的实践交往，作为经历了他们自己的活动、他们自己的居住地、他们自己的时代的事件的质的丰富性的人们之间的实践交往，激发了一种历史交往的普遍语言。那些已存在的不可逆时间，在它内部不仅发现了值得纪念的事物，而且也发现了遗忘的威胁：“哈里卡那苏斯的希罗多德曾提出其研究结果，时间不能废除人类伟大的功绩……” 审查历史就等于审查权力的本质。希腊正是这样一个时刻，权力及其权力的变革必须被讨论和理解。它是社会统治者的民主——与专制国家形成全面的对照，在那里，权力只是在难以渗透的阴暗不明的密室借助于宫廷政变为自身进行的一种复仇，无论这一宫廷政变成败与否，它永远都在讨论范围之外。然而，希腊共同体中共享的权力只是局限于社会生活的消费，而其生产则以个别的和静态的方式保留在奴隶阶级内部。享受生活的人们只是那些不劳动的人。希腊共同体中的分裂和他们剥削外国城市的斗争，是建立于每个人的内在分裂基础之上的分裂原则的客观化表达。梦想普遍历史的希腊，面对外族入侵时不能成功统一自身，甚至不能统一其历法表上有选举权的城市国家。在希腊，历史时间变成了意识，但它尚没有意识到自己。支持希腊共同体的有利条件的消失，导致了西方历史思想的衰退，但它没有导致古老神话组织的复苏。取代地中海人口的冲突和罗马国家兴衰的是：产生了一种半历史的宗教（religions semihistoriques），对一种新时间意识的基本成分和分离权力来说，这种宗教变成了一种新的盔甲。除了时间，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的，即便无家可归，我们也能体验它。保塔萨•哥律森（《世间智慧的艺术》）生产时间——商品时间是一种相等时间间隔的无穷积聚。它是不可逆时间的抽象化，每一个时间片断，只需要在时钟上将其展示为与其他片断是纯粹数量等同的。除了它的可互换性之外，它没有任何现实性。在商品时间的社会统治下，“时间就是一切，人什么也不是；他至多只是时间的残壳”（《哲学的贫困》）。这一贬值的时间作为“人类的发展的领域”，是时间的彻底倒置。人类非发展的一般时间也以消费时间的补充形式存在着，作为一种虚假循环时间，它以现在生产方式为基础，并将自己展现在社会日常生活中。虚假循环时间实际上不过是生产体系的商品时间的消费性伪装。它包含着商品时间的基本特性，即可交换的同类单位和质性向度的抑制。作为商品时间的副产品，它的功能是促进和保持日常生活的滞后性，它充满着虚假评价并显露自己为一系列伪个性化的瞬间。虚假循环时间与现代经济生存的消费相联——与正在增强着的现代经济生存的消费相联，在那里日常生活经历失去了选择，并不再服从于自然秩序，而是屈从于由异化劳动创造的虚假自然秩序。所以，这一时间是如此自然以致与循环时间的天然残余相结合，重复了前工业社会控制人类生存的古老循环节奏，然而，现在产生的只是原循环时间的一种变体：白天和夜晚，工作和周末，周期性的休假等。虚假循环时间是一被工业改造过的时间。这一时间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并是它自己的一件可消费的商品，这件商品重新组合了一切事物，即：那种在古老整体社会的解体时被区分为私人生活、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切事物。像时间的全社会调控使用一样，为了把各色各样的新产品投放市场，全部现代社会的消费时间逐渐被作为一种原料来处理，“以适合于消费形式已经存在的产品仍然在其运转中变成另一种产品的原料”（《资本论》）。在它最先进的部分，集中的资本主义日益趋向于在市场上出售“装备完善”的时间积木（blocs de temps），其中每一块作为一种标准化的商品都结合了多种多样的其他商品。在“服务”经济和休闲活动的不断扩张中，对这些时间积木的支付是平等统一的：“一切事情都包括在内”，无论它可能是引人入胜的居住环境、集体性的虚假旅游、文化消费的参与、甚或是以“充满热情的对话”和“约会名人”的形式表现的社交活动自身的销售。这种景观商品能够明显流通，只是因为他们所拙劣模仿的现实的日益贫乏，正如赊账支付明显反映了销售技术的现代化一样。可消费的虚假循环时间就是景观时间，不论从狭义上作为影像消费的时间还是从广义上作为时间消费的影像。影像消费的时间（所有商品的媒介）不仅是景观机制充分实现自己的特定领域，而且也是景观机制展现、聚焦普遍目标的场所，是全部特殊消费的缩影。众所周知现代社会着迷于时间节约，无论是借助于交通工具的速度提高，还是借助于速食汤料的运用，这已经有了积极的结果，即美国人看电视的时间平均每天达三至六个小时。至于消费时间的社会影像，排他性地被假期和休闲时间所统治——这是被扮演和描绘的瞬间，像全部景观商品一样，在一定距离内被扮演和描绘，并被可人心意地予以定义。这些商品化的瞬间是作为真实生活的瞬间被呈现的，而这一真实生活的瞬间循环返回正是我们的期待。但真实发生的事情是景观正在更高的强度上展示自身、复制自身，那些作为真实生活展示的东西，结果证明不过是一种更加真实的景观的生活。尽管我们的时代经常将自己展现为一个一系列多重节日的时代，但其实，我们的时代是没有真正节日的时代。在循环时间中的那些时刻，那些共同体的成员聚集一起享受生活的奢侈消费的时刻，对没有共同体也没有奢侈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一时代庸俗化的伪节日是对真实对话和天赋的滑稽模仿；它也许煽动起了一种过度经济消费的浪潮，但它们导致的不过是一种幻灭，一种只能被即将到来的一些新的诺言的幻灭所补偿的幻灭。在景观中，现代生存时间的使用价值越低，它的地位就越高，时间现实被替代为时间广告。虽然在古代社会，循环时间的消费和这些社会的真正劳动相一致，但发达经济的虚假循环消费与其生产的抽象的不可逆时间是矛盾的。虽然循环时间是真实经历的不变幻想的时间，但景观时间是在幻想中经历的经常变化的现实的时间。在物的生产过程中那种持续创新的东西在消费中没有被发现，消费展现的只是同样事物的扩展性重复。因为在景观时间中，死劳动持续控制着活劳动，过去持续支配着现在。一般历史生活的缺乏也意味着个体生活至今还没有历史。为引人注目，在景观编剧中竞争着的伪事件并不靠熟悉他们的人为生；由于在景观机器的每一次跳动中他们日益疯狂的更换，无论如何他们总是很快被遗忘。同时，真实生活着的东西与社会的正式不可逆时间形式没有关系，与这一时间可消费的副产品的虚假循环节奏相冲突。这一与日常生活分离的个体经历，保持着一种被剥夺了语言、概念、剥夺了通向他自己没有任何记录的过去的批判通道的状态。他没有沟通和交往，总是被误解和忘记，它被不值得注意的景观的伪记忆所窒息。景观，作为瘫痪了历史和记忆，废弃了建立在历史时间基础之上的全部历史的主导性社会组织，实际上是时间的伪意识。为了强迫工人进入商品时间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自由”地位，对他们的时间的激烈剥夺就是先决条件。只有在对生产者的最初剥夺之后，时间的新景观形式的强迫接受才变为可能。劳动力的不可取消的生物学限制——不但在它对睡与醒的自然循环的依赖中是明显的，而且在由每个个体生命不可逆时间证实了的人的生命的磨损中也是明显的——但在现代生产制度中它却被作为次要的考虑来处理（只是一种附件）。同样，这些要素在这一生产制度的正式官方宣告中，在体现其不断胜利进程的消费性奖品中都被忽视了。观众的意识固定在它的世界运动的伪造的中心，不再经历作为一种旅程的从自我实现直到死亡的他自己的生活。一旦人放弃了自己正在进行的真实生活和生命，他就不再能认识他的死亡。人寿保险只不过暗示了在经济亏损后，没有保证系统一致性时的死亡的有罪；美国式死亡的广告强调了坚持与最大可能数量的生命表象相遇的能力。在广告冲击的全部其他阵线，变老是严格被禁止的。每个人都被激发起了节约他们的“青年资本”的欲望；尽管需细心管理的这一资本，没有一点达到经济资本的持久耐用和无限积累特性的希望。死亡的社会缺席和生命的社会缺席是一致的。正如黑格尔指出，时间必然异化，作为中介，主体通过失去自我又实现了自我，为了变成真正的自我首先要变成他者。在总体的对照中，异化的流行形式被强加于一种疏远现在的生产者身上。这是一种空间的异化，藉此，社会以激进的方式将主体与从主体掠取的活动相分离，实际上也将主体与他自己的时间相分离。这一原则上可以战胜的社会异化，防止并瘫痪了在时间内部的生存异化的可能性和风险。与静观的虚假循环时间的琐碎外表生灭不定的短暂时尚相比，我们时代的重大风格，总是在那种由秘密而又明显的革命必要性所支配的东西中被发现。时间的自然基础，时间流动的真实经历，通过为人的存在变成了人类的和社会的。被劳动的不同阶段所强加的人类实践的局限性，以循环时间和经济生产的分离的不可逆时间的形式，使时间人类化，也使时间非人类化。一种无阶级社会的革命计划，一种包括一切历史生活的革命计划，也是时间的社会测量尺度消亡的计划。这一时间社会测量尺度的消亡有利于一种独立时间的联合——这是一个有趣的个体和集体的不可逆时间的联合——这一独立联合的时间将同时出场。这将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在时间中的实现，这一共产主义“废除一切独立的个体存在”。世界已经在梦想这样一种时间，为了真实地经历它，世界只需要充分地意识到它。无论谁变成了那种习惯于自由且没有被毁灭的城市的统治者，尽管他曾希望毁灭这个城市，他的反叛者总能以它以前自由和古老风俗的名义为自己找到一个反抗的借口，这些自由和习俗从未因时间的流逝和利益的得失被遗忘。无论统治者怎样做或采取什么样的预防措施，除非市民被拆开和驱散，他们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些自由和习俗……马基雅维里（《君主论》）通过冲破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社会之间的边界，资本主义生产统一了空间。这一统一同时也是庸俗化的扩展和集中的过程。正像为了市场抽象空间大规模生产的商品积聚，粉碎了地方性和法律的障碍，冲破了保持着手工艺生产性质的所有中世纪社团的限制，它也消灭了地方性自治和品质。这种匀质化的力量是击倒中国万里长城的重型大炮。为了更加认同自己，尽可能地接近静止单调，商品的自由空间总是处于不断的变更和重建之中。虽然消除了地理学的距离，但这个社会又以景观分离的形式生产出一种新的内在距离。旅游业——打包消费的人类流通，商品流通的副产品——其实不过是去观看什么将变得陈腐庸俗的一种机会。到不同地方去旅游的经济组织已经本质上保证了他们的等值。删除了时间的现代化（这涉及旅游）同时从它自身中也删除了任何真实的空间。塑造自己整个环境的社会，发展出了定形自己真实领土的特殊技术，这一特殊技术已为这同一系列任务的继续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城市是自然和人类环境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按照其逻辑的发展，它已达到总体的统治，现在资本主义能够也必须将空间整体重制进它自己的特殊的环境。被都市生活中那种生活的明显僵化形式满足的资本主义的需要，可以用黑格尔的术语表述为：一种“空间内的和平共存”对“时间进展中永无休止的生成”的绝对优势。虽然资本主义的全部技术力量都对各种各样的分离形式有贡献，但是城市化对这一力量提供了物质基础，并为他们的部署准备了场地。城市化是真正分离的技术。都市化是通过原子化的工人解决正在流行的保卫阶级权力问题的现代方法，这一原子化的工人借助于城市生产条件非常危险地被集合起来。不论以任何方式，必须反对工人集合可能性的不懈斗争，在都市化中发现了它活动的最实在的战场。法国大革命以来，为了增加在街道上维持秩序的手段和方法，所有已制定权力的努力，最终在街道的镇压中达到顶点。提出“文明……走上了一条单行道”的蒙福德•刘易斯在其《历史中的城市》中曾指出：“伴随远距离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人口的隔离成为一种最有效的控制方法。”但孤独的普遍趋势——都市生活的潜在本质，它必须还包括建立在生产和消费被计划了的需要之上的工人的受控制的重建。这一深入系统内部的重建，意味着把孤独的个人作为孤独的集合而汇集。工厂、文化中心，观光胜地和住宅群开发等都是特定的被设计培育的这一类型的伪商品。同样的集体性孤独甚至在家庭细胞内部已经获胜，在那里，无所不在的景观讯息接收器，用统治性的影像注满了孤独——这一影像正好又从这一孤独中获得了他们的全部力量。先前全部时代的建筑发明都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如今新建筑的设计第一次特意是为穷人的。美学上的贫困和这一居住环境新经验的巨大扩展来自于它的大众特性，这一大众特性依次又产生于它的功能和现代建筑条件。这些现代建筑条件的本质是抽象地把环境转换为一种抽象环境的独裁主义的决策。工业化刚一开始，同样的建筑就在这一国家到处涌现，即使那些在工业化方面非常落后的国家，也被视为移植这一新的社会存在类型的肥沃土壤。在社会物质力量的成长和对这一力量有意识控制进展的持续缺乏之间的矛盾，非常醒目地在都市化的发展、高热原子核反应武器问题和计划生育（在这里操纵遗传的可能性已经达到）中暴露出来。我们已经生活于城市环境自我毁灭的时代。城市爆炸进入乡村，以“城市残渣的无形大块”（蒙福德•刘易斯语）对乡村的不断覆盖，由消费的规则所控制。汽车的专政——商品丰裕第一阶段的示范产品——已将其标记印刻进高速公路统治的风景中，同时，它也粉碎了古老的城市中心，促进了郊区的扩张。在这一过程中部分再生城市结构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围绕着“分类工厂”飞速结晶——巨大的购物中心建立在偏僻的地方并被停车场的大片田地所包围。但是这些狂热消费的殿堂屈从于同一的不可抵御的离心力，随着城市的局部重建，当他们依次变成负担过重的二级中心时，这种离心运动又同样的废弃他们。但消费的技术体制只是这一普遍分解的最显著的方面：即把城市引向自我消费的程度。以前全部围绕着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发展的经济的历史，达到了同时作废二者的程度。作为超越了纯粹的经济独立运动的总体历?发展的当前瘫痪状态的结果，城市和乡村的开始消失不再代表对他们二者分裂的超越，而是意味着他们的同时瓦解。产生于历史运动失败的城市和乡村的相互侵蚀，通过这些应该被超越的现存城市现实，非常清楚地反映在覆盖世界最发达工业化地区的他们的腐朽因素的折衷混合物中。世界历史诞生于城市，并在城市战胜乡村的决定性胜利时刻达到成熟。对马克思而言，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大优点之一是“乡村对城市的从属”，一种“真正空间的解放”。但是如果城市的历史是自由的历史，那么它也是专制的历史——国家行政部门控制乡村和城市自身的历史。城市作为为自由而斗争的历史的战场，至今还没有赢得过自由。城市是历史的所在地，因为它是过去的意识和创造历史事业可能性的社会权力集中的地方。因此，目前毁灭城市的迫切要求只不过是经济对历史意识从属延迟的另一种标志，只不过是社会重新夺回它异化了权力统一迟缓的另一种标志。 “乡村代表了完全的对立：孤独和分离”（《德意志意识形态》）。城市化毁灭了城市并重建了一种伪乡村，一种既缺少传统乡村的自然关系，也缺少历史城市的直接（直接竞争的）社会关系的伪乡村。今天“环境规划”的居住形式和景观控制创造出一种人工的新农民。总是使农民不能采取独立行动，不能成为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的小农阶级的地理上的分散和眼光上的狭窄，现在变成了现代生产者的特征，他们自己制造的这一世界的运动，像农业社会劳动的自然节奏一样是很难达到的。小农阶级是“东方专制”的坚实基础，因为它与生俱来的分散性产生了通向官僚政治集权的自然趋势。由日益增长的现代国家官僚化所制造的新农民不同于古代的农民，因为从历史的观点看，他现在的冷漠一定是被人造的和被维持的；他天生的愚昧已被有组织的弄虚作假的景观所替代。这一技术化伪农民的“新城镇”之风景是他们建立的历史时间抑制的突出表达。他们把自己清晰地铭刻进他们自己建立的风景中，这一风景随着历史时间而碎裂；他们的座右铭可能是：“在这一地点将不会有事情发生，并且也不曾有什么发生。”历史缺席的力量开始设计他们自己唯一的风景，因为历史的解放一定会发生在城市，尽管至今还没有发生。预示着这一黎明的世界的历史，能够使空间服从于直接经验的时间。无产阶级革命是人类地理学的批判，这是通过适合于他们整体历史的占有，而不是他们的劳动的占有，由个人和集体创造的事件和地点的人类地理学的批判。这一新世界不断变化运动的空间和对这一运动规则自由选择的变异，将重建一种地方景色的多样性，这是一种独立而非孤立的地方景色的多样性。这一多样性将复兴真实旅行的可能性——这一旅行在真实生活之内，这种真实生活自身又被理解为在自身之内包含它的全部意义的一种旅行。关于城市化问题的最革命的思想，不是它自己的城市规划专家的、技术的和美学的。它是与工人委员会的权力的需要相一致，与反对无产阶级国家专政的需要相一致，与实行对话的需要相一致的重建全部环境的规划。只要他们全面改革了现存环境，工人委员会的权力就是实在的；如果他们希望被承认并在他们自己创造的世界中认识他们自己，他们就不能给自己提出微不足道的任务。您真的认为我们能够活着看到政治革命吗？我们，这些德国人的同时代人？我的朋友，你相信你愿相信的……让我们判断在它现在历史基础上的德国，并且你肯定不反对它的全部历史都是伪造的，它现在的全部公共生活都不反映人民的真实状况？读一读你喜欢的每一份报纸，你都不能不相信我们从没有停止——并且你必须承认检查制度也不能阻止任何一个人停止——过赞美我们所喜爱的国家的幸福和自由……卢格（致马克思的信，1843年3月）在历史的社会划分为阶级的情况下，文化是知识和生命体验表征的一般领域。文化是作为一种独立实体存在的一般化的权力，像脑力劳动的分工和分工的脑力劳动一样。“当人类生活失去了它的统一的权力，当对立失去了他们的现存条件、相互作用并变得自主……”（黑格尔，《关于费希特和谢林体系区别的提纲》）文化就将自己从以神话为基础的社会整体中分离出去。因此，通过赢得它的独立，文化开始了一种自我致富的帝国主义运动，并最终导致了它的独立性的衰落。创造相对文化自治和关于这一自治意识形态幻想的历史，也将自己表达为一种文化的历史。这一整个的文化获胜的历史可以被理解为是它的不足不断暴露的历史，理解为文化自我废除的进行曲。文化是寻求整体性丢失的领域。在这一寻求的过程中，文化作为分离的领域不得不否定自己。传统与创新之间的斗争是历史社会的文化内在发展的基本主题，创新总是会胜利。然而不是通过别的而是通过总体的历史运动引起的文化创新（这一历史的总体运动又生成为文化的总体的意识），趋向超越它自己的文化预想并走向对全部分离的压抑。关于社会的知识的迅速扩张，包括历史是文化的潜在基础的理解，导致了一种不可逆性的自知之明，它被表达为上帝的毁灭。但这一“任何批判的第一先决条件”也是没有终结的批判的第一义务。当不存在任何一个立得住脚的行为准则时，文化的每一个结果都推动文化走向它的解体。像哲学一旦它达到了完全的独立，每一个变得自主的学科都必定要瓦解——首先是作为对社会整体能够提供一种连贯性说明的可信的借口；最终甚至作为也许可在它自己的领域使用的片断的方法论。分离文化的合理性的缺乏注定会消失，因为这一文化已体现了一种为理性胜利而做的努力。文化产生于废除了古老世界生活方式的历史，但作为一种分离的领域在一个部分的历史的社会，它的理解力和感官交流不可避免地保持为部分的。文化是没有足够意义的世界的意义。文化历史的终结证明它自己两个相互对立的方面：一是在总体历史内部文化的自我超越的计划；二是对景观沉思来说的作为无生命事物的文化的储藏。第一种趋向把文化的命运与社会批判相联系，第二种趋向把文化的命运与阶级权力的捍卫相联系。文化终结的两种形式的每一个方面都有一种整体的存在，不仅在知识的所有方面之内，而且也在感觉表征的所有方面之内，换句话说，在这一词的最宽泛的意义，是在从前被理解为艺术的领域。就知识而论，由碎片组成的知识分支的积聚已不能用，因为对现存条件的赞同最终导致对它自己的知识的拒绝；另一方面，实践的理论独自的接近了这些知识的真理，因为它独自洞悉了这些知识运用的秘密。就感觉表征方面而言，社会前共同语言（langage commun）批判的自我毁灭在商品景观中与它的人工重建（非生命之物的幻想的表征）是对立的。一旦社会失去它以神话为基础的共同体，它也就失去了真正共同语言的全部参考要点，直至静止共同体（communaute＇ inactive）内部的分裂被真实历史共同体的开幕式所超越。当从它的原初宗教宇宙中浮现出来，变成了分离著作的个体生产的艺术——社会无为的共同语言在现代的意义上变成独立艺术时，作为分离的领域，它也变得屈从于统治整个分离文化的历史运动。因此，艺术独立的宣言也是它的终结的开始。全部艺术现代解体和毁灭的积极意义是交往（communication）语言的丧失。这一发展的消极含意是：从历史的艺术观点看，对于那些没有真实对话经历，又接受生活的匮乏为必然的他人而言，那总是迟迟出场的、新的共同语言在单边结论的形式中没有被发现，但这一共同语言在将直接行动和与其自己相称的语言统一在一起的实践中被发现。问题的关键是至今真正地占有对话共同体及与时间游戏关系的，只不过是在诗歌和艺术的作品中被表现过的东西而已。当艺术独立并以五彩缤纷的色彩描绘它的世界，生活的这一时刻就已变老。但五彩缤纷的色彩不可能使这一时刻返老还童。它只能在记忆中被唤起。艺术的伟大只是出现于生活的黄昏。侵入艺术的历史时间首次在艺术自身领域证明自己，开始于巴洛克时期。巴洛克艺术是与最后的神话秩序的崩溃相一致的失去其中心的那个世界的艺术，这一最后的神话秩序，作为统一基督教与帝国幽灵的中世纪的合成物，协调了即是天堂又是现世的政府。变化的艺术必然体现了在世界上呈现的同样昙花一现的事物。正如吉尼奥•道奥斯指出的它选择“生活而不是不朽”。戏剧和音乐节或者戏剧性的节日是巴洛克艺术的显著成就，在那里每一个特殊艺术表达的唯一目的都是有助于场景的布局，这一场景必须作为它自己的一致的中心；这一中心是一种通道（passage），一种在全面的动态无序状态内即将来临的平衡之表达的通道。在当代美学争论中过分夸大巴洛克概念的重要性反映了这样一种意识：艺术的古典主义不再可能。过去三个世纪期间建立标准化的古典主义或新古典主义的企图，不过是操着国家官方语言的短命的人为的模仿（不管它是以绝对君主专制的形式还是借披着古罗马外衣的革命资产阶级的形式）。最终沿着巴洛克的常规发展道路而来的是一种更加个人主义的否定的艺术，从浪漫主义到立体主义，它们不断地更新它们的攻击形式，直至粉碎和毁灭了整个艺术领域。与精英分子的内在交流相联系，在偏爱嬉戏环境中有着半独立的社会基础并被最后的贵族所经验的历史艺术的消失，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是第一个承认自己缺乏本体论性质的阶级力量——这一基础扎根于单纯经济管理的力量是全部人类自制力丧失的症候。长期以来，巴洛克艺术在艺术创作的世界丢失的统一性，在某种意义上在今天对过去艺术总体的批发消费中被重新发现。当所有过去的艺术被历史的认可和鉴赏，并回顾性地被重新划分为唯一的“世界艺术”的阶段，巴洛克艺术就被合并进一种可能在更高水平上将自己视为巴洛克艺术体系的全球无序状态之中，这一巴洛克艺术体系是真正的巴洛克艺术产品和它的全部复兴物的大混合。今天，所有时代、所有文明的艺术第一次可以同时被认识和接受，但一旦这种艺术历史的“纪念品收藏”成为可能，这也就意味着艺术世界终结。在这一艺术沟通不再可能的博物馆时代，每一个和所有以前艺术的瞬间或表达，都可以被作为价值相等的东西来接受，因为，在沟通的普遍先决条件已经丧失的情况下，没有人会再遭受他自己沟通的特殊能力丧失之痛苦。艺术解体的时期——在历史的社会内部寻求艺术超越的否定运动（在这一社会历史尚没有直接被经历）——是立刻变化的艺术和变化的不可能性的纯粹表达。它的抱负越宏伟，它的真实实现就越是超越了它。这一艺术必然是先锋，但同时又不真实存在。它的先锋就是它的消失。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是标志着现代艺术终结的两种趋势。尽管他们只是部分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当代最后的最强烈的进攻；并且将他们限制于他们所宣告的真正衰朽的艺术领域的这一运动的失败，是对他们定位的基本理由。在历史上，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是彼此联系又相互对立的。这一对立包括了这两个运动最重要和激进的贡献，但它也显示了他们单方面批判的内在不足。达达主义企图废除没有实现达达主义的艺术；超现实主义企图实现没有废除超现实主义的艺术。稍后由情境主义者所发展的批判立场显示：艺术的废除和实现是艺术超越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自我意识自在，因为这一事实，它又为另一个自我意识而存在，也就是说，它只是被承认或“认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在充满冲突的历史过程中，意识形态是阶级社会的思想的基础。意识形态的表达从来不是一种纯粹的虚构，它代表了一种现实的扭曲意识，并且它同样是依次产生实际扭曲影响的真实因素。这种相互联系随着景观的来临被强化。景观——由一种经济生产的自动化体系的具体成功所导致的意识形态物质化——事实上，它将社会现实认同为在它自己的影像中改铸全部现实的意识形态。当意识形态——普遍抽象意志和与普遍抽象意志联合的幻想被盛行于现代社会的普遍抽象和幻想的有效专制合法化时，它不再是断断续续的唯意志主义的斗争，而是它的胜利。意识形态的要求获得了一种单调的实证主义的正确性：它们不再代表历史的选择，而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意识形态的特殊名称趋于消失。甚至特定意识形态劳动的作用在对制度的服务中也只不过是对简化为“认识论基础”的认可，这一认识论基础自认为已超越了所有意识形态现象。物化的意识形态没有名称，正如它没有可表达的历史议程。这是不同的意识形态历史已经终结的另一种说法。意识形态，因其整个内在逻辑导致的，由曼海姆称为“总体的意识形态”——迫使自己作为僵化总体的伪知识，作为一种极权主义世界观的一种未完成的专制，在非历史的凝固化了的景观中达到了顶点。它的顶点也是总体在社会内的瓦解。当社会自身已实际瓦解，意识形态——妨碍历史生活的最后的非理性——也必定会消失。景观是意识形态的顶点，因为它充分曝光和证明了全部意识形态体系的本质：真实生活的否定、奴役和贫乏。景观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分离和疏远的实质性表达”。集中于景观的“欺骗的新权力”以“作为物的大量增加”的生产制度为基础，“同样人也屈从于这一异化的力量”。这是一种需要与生活为敌的扩张的最高的阶段。“对金钱的需要因而是被政治经济学所创造的真正的需要，并且是它创造的唯一的需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在《耶拿时期的真正哲学》中将金钱描述为“无生命东西的自动的生命”的特性，现在已经被景观扩展延伸至全部社会生活中。和费尔巴哈提纲（哲学在实践中的实现取代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勾勒的规划相反，景观保持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并将他们强加在它的世界伪具体之中。旧唯物主义的静观的一面设想世界为一种表象而不是活动——并最终理想化物质——在景观中被完成，在那里具体的物，自动地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人。相反，唯心主义梦想的活动也同样在景观中被完成，通过符号和信号的技术媒介——最终物质化了抽象的理想。在加贝尔（Gabel）的《虚假意识》中被证明了的意识形态和精神分裂症之间的相似，应该在经济的意识形态物化语境中被理解。社会变成了意识形态已是什么。实践的免除及由此产生的反辩证法的虚假意识，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时刻都被强迫去服从景观——这一屈从系统地毁灭了“冲突能力”并以一种社会的幻觉取代了它：一种冲突的伪意识，一种“冲突的幻想”。在一个没有任何人再被其他人所认识的社会中，每一个个体都变得不可能认识他自己的实在。意识形态当家作主；分离建立了它自己的世界。加贝尔曾说：“在精神分裂症的临床说明中，总体辩证法的解体（伴随着作为其极端形式的分裂）和生成辩证法的解体（伴随着作为其极端形式的紧张症）似乎是紧密相联的。”囚禁于单调世界中，被迷惑住他的景观银幕所束缚的观众，不再认识任何人，只认识那个使他服从于关于他们的商品和他们商品的政治学的单边独白的虚构的演说者。整体的景观是观众的“镜像（signe du miroir）”。在这里他所看到的只是一种虚幻的逃避了普遍孤独症（自我中心主义）的编剧。景观通过碾碎被世界的在场和不在场所困扰的自我，抹煞了自我和世界的界限；通过抑制由表象组织所坚持的、在谎言的真实出场笼罩之下的所有直接的经验事实，抹煞了真与假的界限。消极接受日常现实异化的个体，通过求助于虚幻的魔术般的技术，被推向了反应这一命运的一种疯狂。对一种无法回答的沟通的虚假反应的本质是对商品的消费和接受。消费者所经历的难以抵御的模仿的需要，是一种由他的基本剥夺的全部方面决定了的真正幼稚的需要。正如加贝尔在描述完全不同的病理水平时所指出的：“对于表象来说，变态的需要补偿了处于生活边缘的人的苦恼的感情。” 与不能真正认识自己虚假意识的逻辑相反，不能真正认识自身寻求的关于景观批判的真理必定也是一种真正的批判。它必须实际地与景观不可调和的敌人进行斗争，并承认没有这些敌人它也不存在。当它使自己陷入肮脏的改良主义者的妥协或毫无价值的虚假革命的共同行动时，为了即刻的效果，那些被抽象的欲望驱使的人接受了统治思想的法则——唯一现在的观点。这样，极度的兴奋就可能重新出现在那宣布反对它的阵营中。相反，寻求超越景观的批判必须知道如何去等待。我们时代的自我解放是一种来自于物质基础的倒置真理的解放。这一“在世界中确立真理的历史使命”，既不能由孤独的个体，也不能由被操纵的原子化的大众来完成，它只能并总是由将全部力量还原为实现了民主的非异化形式的、能够消灭全部阶级的一个阶级来完成，即委员会，它以实践的理论证实自己并审视自己的行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当个体“与世界历史直接联系”，只有当对话武装起自己去准备自己的胜利条件时，才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