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访谈录》试读：关凤久：阶级斗争，还得回来干保卫部长 (original) (raw)

关凤久：现在阶级斗争，还得回来干保卫部长 关凤久简历 男，77岁。 1958年12月下旬，从东北沈阳111厂迁至成都，参与建设420军工厂。 历任保卫科长，政治部副主任，政治部主任，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1984年，任厂顾问，清查“四人帮” 1986年10月，正式离休。 让我惊诧的是，关书记能够熟练地运用各个时代的政治术语进行讲述。 他还能清晰地记起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相应的那个时代的独特用语。比如说他会讲“响应毛主席建设三线的号召”，“参加中朝联合司令部对美帝国主义作战”，他有时候也会用“与时俱进”“股份制”“三个代表”这样的当代语汇。 对一个终身从事“政工”工作的干部来说，或许他就生活在这样的词汇和信仰里面。他是我采访过的职务最高的工厂领导，1958年工厂从沈阳迁到成都的时候他已经是保卫科长，对于“保密工厂”来说，保卫科长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在别人的描述里面，曾经有过关于他的种种传言。有一位师傅跟我说，他记得60年代的一场火灾，当工厂蔓延大火的时候，关书记拔出手枪冲天鸣枪，三声枪响后，打断了高压线。当我求证这个传言的时候，他笑一笑说那不是真实的。 采访时，我想在他滴水不漏的讲述背后，又埋藏着怎样的个人情感？他对“成发集团”的命运变迁，始终抱着理解和乐观的态度。他说：这是时代的进步发展，我们所奋斗的一切就是为了今天的经济繁荣。 在“成发集团”和“华润置地”的土地交接仪式上，又一次见到了关书记。他站在一行退休的老干部里参加仪式，这个仪式跟他参加过的无数个会议一样，还是“台上台下，领导讲话”，但不一样的是？ 我选择在部队的俱乐部跟他谈话，在这个空空的，落满灰尘的千人俱乐部里面，有军事化的痕迹：有坦克导弹的图片，有刚挂起来的标语。他对这样的空间显得非常熟悉，从容、镇定。或许此时他能够回忆起，他坐在主席台在万人大会上讲话的宏大场面。 贾樟柯：你是从东北过来的吗？ 关凤久：我是1958年12月下旬从东北过来的。我们420厂是1958年10月18号正式动工的，我来的时候刚刚建。 贾樟柯：我们先谈一下420厂的来龙去脉好吗？国家为什么要建这样一个大型的企业，它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关凤久：这是按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要把军工企业靠近三线，靠山隐蔽。我们原来的军工企业、飞机工业都在东北，抗美援朝的时候那是前线，所以考虑到整个战略部署，就是往大西南里建厂。 1956年开始在西南选厂址时，绵阳、德阳、江油、甚至甘肃的兰州，张掖那条线都去选了，最后定下来在成都。420厂1958年大跃进时上马，同时在成都还建立了132飞机厂，我们是发动机厂,两个厂子是要配对的。420厂是10月18号开始建的，那时候要求要快，100天要把这个厂房建成。我们贯彻“三边”的方针，就是：边设计，边建设，边实施。我们沈阳111厂迁过来包建这个厂，原来我们是飞机发动机修理厂，抗美援朝的时候修理米格15飞机，那些修好的飞机就直接参加中朝空军司令部对美帝国主义作战。在沈阳是11月3号开的动员大会，说我们111厂要包建成都的420厂，60% 的人员要迁到这个新厂去。设备也要按比例来分，搬到成都去。逐渐地动员工人、技术人员、干部往西南迁。我是12月下旬第一批就过来的，因为当时我是保卫科长，那时要调查周围的环境、人口状况。领导里有副厂长，一个总工程师，他们比我来得还早一点。 贾樟柯：60%的111厂的职工大概人数有多少？他们只是工人自己过来还是整个家庭都迁过来呢？ 关凤久：整个家庭都要迁过来，从东北到大西南嘛，要在成都扎根下去。迁过来的工人、干部、各类技术人员都是按60%的比例选择的，那时候大概有四千多人陆续到了成都。 贾樟柯：这么多人一起过来，动员工作好做吗？ 关凤久：绝大多数都来了。50年代人的觉悟比较高，又经过抗美援朝，一动员，绝大部分都是毫无顾忌，打起背包就出发。人先来，逐渐家属跟着来，最需要的是工具制造的工人，他们是先行部队。那时的宝成铁路1959年1月塌方，他们就通过水路从沈阳到大连，从大连到上海，从上海坐轮船经过、武汉、重庆到这儿的。他们那批来的主要是工具车间的，1月12号第一批到达，大约几百个人。 贾樟柯：第一批人，这么曲折地过来，这几百号人路途真远。 关凤久：是啊，没有办法，因为他们要做生产准备工作，做工具，做模具，做家具，做刀具，他们就来了。那时候住厂房、住库房很艰苦，通长的大铺，就在大厂房里睡。 贾樟柯：你刚来双桥子时是什么环境？ 关凤久：那时候双桥子到处是稻田、坟包子，高高低低，小丘陵似的。那时候厂房刚建，还没有修围墙，市民都跟我们大道来回走，就感觉猪马牛羊都在这儿，给保卫工作都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设备拉来了以后露天一放，弄一个苫布一盖，，我们要昼夜巡逻，保卫设备安全。 贾樟柯：刚才你说曾经选过德阳、张掖，为什么勘察了那么多地方，定下来在成都？ 关凤久：那个时候要承受这么大的军工企业，那些城市供应不行，粮食、蔬菜、宿舍、建筑材料的供应跟不上。一个厂子生产的材料要往里运，产品要往外运，那些城市交通都不适合，所以就选在成都周边。那时候我们420厂选在成都东郊，造飞机的132厂选在西郊。 贾樟柯：你做保卫工作，当时情况复杂不复杂？ 关凤久：复杂。有敌对势力，周围牛市口的家属被杀、被拐的人很多，我们都了解。 贾樟柯：是咱们的工人家属？ 关凤久：周围的，不是我们的。我们的也还好一些，因为我们是军工企业啊，工人都是经过严格政审的。主要是厂周围环境乱，当然内部职工也有不法的。1960年我们搞新品试验，又清理出去一批不适合在国防单位呆的人，当时国家下了一个文件，有些人不适合在我们厂待，就清理出去，我们是保密厂。 贾樟柯：那咱们这个厂围墙是哪个时候修好的？ 关凤久：这个围墙大概是1961、1962年修的，当时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那时候才修好的。 贾樟柯：我这几天采访其他工人，跟他们说我今天会来采访您，他们有一个很深的记忆，说60年代有一场火灾，你在关键时刻一枪把高压线给打断，你还记得这个事吗？ 关凤久：着火的事是这样的，那时我们厂房是大草棚，基建部门的一个工人捡了焦炭放在床底下点着取暖，那时天气有点凉，放在床底下就引来了大火，把整个厂房，建筑工人住的工棚子，一下子烧了，火烧联营。那天正好刮大风，把周围邻居的房子都给烧了，我们那时候叫火烧联营，确实记得的。 贾樟柯：那你当时真的有打枪吗? 关凤久：没。 贾樟柯：这是传奇了。 关凤久：当时我确实没有打过枪。 贾樟柯：在你的记忆里，420厂最忙碌、生产最火热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关凤久：最火热是建厂的时候，没有运输工具，自己人上三砖厂背砖，十块、八块；用小推车推；担的，挑的，拉的，背的都有，这是建厂的时候。后来是修建铁路，，修铁路专用线，组织一个建厂大队帮着弄。军区派了一个警卫连，运输连车队来帮忙。到试制的时候，我们搞地对海的导弹，叫75号机，那个时候都是睡到车床旁边，包括我们厂后来的书记，后来当了三机部副部长的崔光伟（音），都是昼夜跟，连轴转，直到试制成功。 贾樟柯：当时有苏联专家帮着？ 关凤久：当时个别的有，搞75号机的时候。沈阳那边有苏联专家，75号机试制完后。过了没多久，我们就跟赫鲁晓夫闹翻了，他就把苏联专家撤了。我们这儿他们根本就没有来。 贾樟柯：那这个厂在文革时有没有停产？ 关凤久：在文革的时候就闹起来了，文革时不生产飞机发动机，自己装黑白电视。工人不上班，都开玩笑说这叫“8912部队”，就是八点钟来，九点钟都跑了。厂里没有人，基本都没人。我们那时候当警卫干部，文革的时候受冲击很大，我本身就是保卫科长，后来当保卫处长、保卫部长。文革刚开始，，我被派到二厂当党委书记，当了没多长时候，动员搞文化大革命，几天以后，厂里领导说不行，现在阶级斗争，你还回来干你的保卫部长。但造反派闹起来以后，我们这些人首先受冲击了。 贾樟柯：你作为保卫部长也控制不了这个局面？ 关凤久：我哪能控制得了，连中央都控制不了，别说一个小厂。红卫兵都往厂里冲，420厂的工人内部也造反、夺权、打砸抢，什么都干。 贾樟柯：咱们厂是保密单位他们都敢这样？ 关凤久：敢！敢！那时候都不行了，都往上冲，都弄，刚开始还可以，以后都不行了。 贾樟柯：你个人受到什么冲击？ 关凤久：个人就不必说了，高帽，乌纱帽，跪、打、爬什么都干过了，什么都有了，受的冲击也不小，后来就得了一身病，身体不行了，体质就下降了。 贾樟柯：有没有去劳动？ 关凤久：劳动，就下车间劳动。 贾樟柯：那时候生产还在继续吗？ 关凤久：个别的，小规模的。成立“革委会”后还可以。 贾樟柯：有没有突然因为战争，或者局势紧张，你们又开始重新加速度生产这种情况？ 关凤久：那个时候朝鲜战争结束了，我们到这儿来以后基本都停战了。我们有时候支援巴基斯坦，搞点儿飞机发动机，巴基斯坦还派过军人到我们这儿实习，几十个人。在这儿生产的发动机供应给他们，但是也发生过两起重大事故，在巴基斯坦，发动机的涡轮断裂造成两起一等事故，机毁人亡。为什么呢？就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生产擅自更改设计标准，造成断裂。，我们生产的是比较老米格19。 贾樟柯：巴基斯坦的空难对厂里有冲击吗？ 关凤久：有冲击，就开始狠抓质量。军工这些东西，特别是飞机这个东西，质量是第一的。这个是警钟长鸣的！必须要警钟长鸣的！ 贾樟柯：都有什么样的安全教育的方法呢？ 关凤久：突击检查，工人教育，检验的严格把关，一道道的工序都不能出问题。后来逐渐就好了。到现在，我们生产了上万台发动机。 贾樟柯：那对工人的教育主要是什么方法? 关凤久：一般就是开会，讨论。有学习制度，大家用实际经验分析，办展览，展示为什么在巴基斯坦会发生这个事故，用实际例子来教育，以后质量都好了。我们从苏联引进的发动机使用100个小时后必须要修，最后我们弄到200个小时甚至250个小时才修，超过它一倍半了。 贾樟柯：你在420一直做安全保卫工作？ 关凤久：主要做政治工作。开始是保卫工作，然后我当政治部副主任，政治部主任，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我一直干到1984年，正儿八经下来是1986年。1984年下了以后厂里还把我留下来当顾问，清查“四人帮”。因为我干保卫工作，脑子里装着人事档案，比较了解情况。另外文化大革命这些造反派的头头，谁做了哪些坏事，做的表现，我都亲临其境嘛。我深受冲击，大家要我帮着搞核查。后来国防系统搞了一个文学、艺术学会，厂里就叫我搞这个。 贾樟柯：就是说你平时也要写作了。 关凤久：我当时是航空系统文学艺术协会的副会长，四川省国防办的常委，还有北京航空部的理事。所以我一直到1986年的10月1号才正式离休。 贾樟柯：你从沈阳过来的时候，成家了没有？ 关凤久：成家了，有个儿子。 贾樟柯：那咱们还是回到转移、运输的过程，当时有没有你很难忘的事情？ 关凤久：我难忘的事是水陆运输，宝成铁路塌方以后，我们这批人需要赶快进来成都做生产准备工作，怎么办呢？好多部门都支援我们，铁路、交通、海运，从沈阳坐汽车到大连，从大连坐船到上海，从上海再坐船到重庆，从重庆坐火车转移到这里。大概是1959年的1月12号，从沈阳出发，走了半个多月。 贾樟柯：比坐火车多了几天？ 关凤久：多了好多，坐火车直接就过来了，那时候三四天就行了。那样走了大概半个月，那时是比较感人的，各个部门大力协助、大力支持，支持国防工业往三线转移建设。而且那些人当时全都不带家属，我们的宿舍还没盖起来，先盖厂房，先生产，后福利。我印象特别深。 贾樟柯：我看你的文章里写到贺龙也视察过这儿，你也见过他是吗？ 关凤久：我亲自给他送报告，送到金牛大宾馆。我们党委连夜写的报告，因为贺龙副总理说质量不行。一百天建成厂房确实有点开玩笑，那个时候就是这么要求的。贺龙副总理到厂里，拿拐棍往玻璃上一捅，玻璃就稀里哗啦往下掉，这怎么能生产飞机发动机？我们党委连夜写报告，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坐小车送到金牛大宾馆给贺龙副总理。 贾樟柯：当时他见你们了吗？ 关凤久：我们送给他报告后，他接下来，然后就算了。保卫科长亲自做这个事，对安全，对文件保密有好处。他进来的时候我们都是全力保卫的。 贾樟柯：当时你们厂的厂墙没有建起来，在建设过程中跟周围的群众有没有过紧张的时候？ 关凤久：这个没有。那个时候不管工人也好，农民也好，都很听党的话，听政府的话，一动员该迁的都迁了，该搬的都搬了。我们跟农民的关系都很好，比如说，水碾河这一块，就是现在成都饭店那个地方，有一个农民挖井，摔到井里，叫土埋起来了，我们的工人大概抢救了三个小时把他挖出来了。十多个工人用手生挖出来的，很感人。那就是工农关系。但小孩子不行，小孩子要打架。有次白庙子小学，也是水碾河的，放学后小孩打架，我们厂东北来的小孩跑在后面追人家，东北的小孩拿着锯条磨的小刀，给他一刀，捅了那个小孩，大流血，死了一个小孩。 贾樟柯：那是60年代？ 关凤久：就是60年代。 贾樟柯：这种事你也得参与处理？ 关凤久：参与处理，抚恤家属，赶快把那个小孩送到东城分局，那个时候成都有东城区，西城区，再加上金牛区，只有三个区。就送到东城区去了，给家属说，小孩打架不是故意的，就这么大一小刀，捅了一刀就捅死了。那时候也比较好说，小孩子的事也理解，工农关系也比较好。 贾樟柯：文革刚结束的时候全国治安都不是很好，那个时候咱们厂这一块情况怎么样？ 关凤久：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上来就是以整顿为主，，赶快把打砸抢那些事都清查。都得处理，都得批判，逐渐生产就恢复正常了，大干的劲头都来了。 贾樟柯：厂里那些造反派后来怎么样？ 关凤久：那时候造反派都是头头，送到哪里去了呢，送到湖北襄樊五七干校了。 贾樟柯：当时厂里有两派？ 关凤久：好几派。有保守派，有造反派，这两派斗得很厉害，我们厂房，宿舍区，烧了好几栋。现在我们一路之隔，就是蜀都大道，原来是小道，没有多宽。两派打，把靠在路边上的两栋房子都烧了。后来一整顿，该调离调离，该清查清查，把群众都发动起来了。这就安定下来了，就恢复生产了。 贾樟柯：厂里转产那一年，我看产的是冰箱和洗衣机。 关凤久：转产是军民并举的时候，军品也干，民品也干。 贾樟柯：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关凤久：八十年代初。 贾樟柯：当时为什么有这样一个举措？ 关凤久：因为和平时期用不着生产那么多发动机，没有太多的军品业务了，就得想办法开发民品了。所以我们就开发了双燕电冰箱、双燕洗衣机，大批生产。刚开始在成都还是比较有名气的。后来也搞摩托车，搞汽车发动机、柴油汽车机。 贾樟柯：对你们来说，由军转民困难吗？ 关凤久：不是很难，因为军品都干，那民品就是无所谓的事。 贾樟柯：但要适应老百姓的市场。 关凤久：厂里划分了电冰箱分厂、洗衣机分厂，该干军品配件的还干配件，，这就是军民并举了。刚开始时以军为主，后来到1986年就以民为主了。那个时期的厂长去世了，他原来是我们二分厂的，文化大革命我下去的时候是党委书记，他是二分厂总工程师，后来他当了厂长。那时候就想把军品扔掉了，那也是错误的，军品是必须保持的，军工厂得保持军品。 贾樟柯：在你的记忆里，厂子最兴盛和最困难的两个时期是什么时期？ 关凤久：最困难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太困难了。最兴盛的时候是一个月干两百多台发动机，文化大革命后期，那个时候最兴盛。 贾樟柯：在我采访的过程里，发现90年代之前，，420厂的工人都特别自豪。听说那个时候成都人找对象都想找420厂的。 关凤久：因为这个军工厂工资比较高，除了工资以外还有15%的保密津贴。过去那些干部子女，都要往这些厂里放，包括我们市的国防科工委主任的儿子、女婿都往厂里放，大学毕业或者高中毕业都往这个厂送，都很自豪。他们素质高，文化程度高，技术水平也高。因为搞军品，上天的东西哪儿能有一点马虎，马虎就掉下来了。。福利方面也好，在这里能分房子，地方小厂国营厂没有那个条件。我们过去搞国防工厂的利润是固定的，生产多少，10%或15% 的利润是固定的；还不可以随便开除工人，有错误批评，该记过的记过，一般都不能开除，计划经济，当然是铁饭碗。遇到困难就转型，一转型就完了，上不去，欠债很多。 贾樟柯：现在咱们双桥厂区，大概后半年就开始拆除了？ 关凤久：今年年底全都得拆除。 贾樟柯：对于一生都在这个厂工作的老干部来说，你有什么感受呢？ 关凤久：还是很留恋的，从内心来讲。我在医院就说，这个厂如果不搬迁，将来我死了，我的骨灰都撒到420厂。我做保卫工作出身，从沈阳分到这厂做保卫，由保卫上升到政治工作，管干部，共青团，武装部，工会，对保卫工作还是很留恋。但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必须要改革，不改革厂子就没有出路。现在就搞活了，我跟我们的总经理说，你们这一代人还是实干家，把这个工厂整得比较好，现在不到五千人，产值二十个亿，去年的利润是三千多万，很不错了。市委这个决定叫腾笼换鸟，把这个厂的土地全全处理了。我们新厂在新都的地皮才多少钱啊？十万块钱一亩，这儿二百五十几万一亩，改造资金都来了，欠的外债内债全还干净了，就发展起来了。而且我们现在自己又搞了大型发动机，自己投资，自己试制，现在军委认定就把这个东西给我们厂了，签妥了。 贾樟柯：你虽然1986年就退休了，但还是一直非常牵挂这个厂。 关凤久：牵挂，牵挂。厂荣我荣，厂好我们也好。总不能忘了从沈阳迁到这儿来，从建厂，保卫它，生产，一直到现在，身临其境，说老实话，感情很深。 贾樟柯：你最近有没有回到沈阳看看原来那个老厂？ 关凤久：十年前回去过，1996年，1997年，连续两年，最近都没回去。 贾樟柯：那时候那个厂还在吗？ 关凤久：还在，那个厂现在归导弹部队了。 贾樟柯：回去以后什么情况，见到很多老朋友？ 关凤久：见到了。都是热情招待，说你们到新建厂了，你们分出去了，但大家都很留恋。111厂划给现在的核工业部了，他们跟我们不是一个部门了。 贾樟柯：做保卫工作的时候你处理过最难忘的事件是什么事件呢？ 关凤久：有两个事件，一个是刑事案件，一个是政治事件。政治事件我记得我们28车间，是铸铁的车间，有一个叫陈辅翼（音）的，他内外勾结，要组织一个反革命集团，这个被我们破获了。 贾樟柯：那是哪一年呢？ 关凤久：是1962年。 贾樟柯：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关凤久：当时情况是28车间的几个工人，给敌特机关写信，干坏事，搜集情报，搞破坏，主动挂钩，这个被我们侦破了。这是我们工厂侦破最大的政治事件，那个时候我还当头头呢。 还有一件是刑事案件，1961年、1962年是困难时期，我们食堂的会计被人家盗窃粮票、肉票，还有现金。那个时候一个人一个月才半斤肉票，那是集体的，几百上千人的东西被盗了，这个看起来不值几个钱，但是影响相当大。这个案子我们经过排查，了解，跟踪，最后侦破了。这个人之前他去换粮票、换菜票，他发现这个地方存放着大量肉票、粮票、钱票，晚间就撬开了，把东西偷走了。我们保卫科六七天就给破获了。他偷了那么多吃不了，上外面卖。我们发现这个嫌疑人，就跟着他，以后他现形了，我记得是在草市街那个地方把他抓到了，弄到附近的消防队，审讯他，当时他供认不讳。 这两个案件我印象特别深，一个是困难时期牵扯到上千职工吃饭的问题，一个人一月半斤肉，好可怜，粮票困难时期一个人才21斤，吃不饱，很困难的。这个案子破获了，让保卫科在大家的印象里比较好。 贾樟柯：内外勾结敌特的事你们怎样找到线索的？ 关凤久：因为他跟海外勾结了，我们内部就有控制，一般往海外发什么信函我们都有控制。公安机关反映说你们这儿有人与外面挂钩，我们了解了后就把这事弄清楚了。 贾樟柯：当时他出于什么心态？ 关凤久：就是对当时的困难环境不满嘛，对社会主义不满。社会主义说自己怎么好，但现在困难得饿死人，吃黄泥，吃树叶，他就不满，总想投敌叛国，搞坏事，让敌人给他点经费。 贾樟柯：你做政治工作之后，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关凤久：就是落实政策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要纠正。我们420“文革”后搞了一个“劳动革命党”，屈打成招的，那个时候弄了上百人。 贾樟柯：这个事件是怎么回事？ 关凤久：就是“文化大革命”时的政见不同，。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前，军管会在这里搞，左的观念在一些人的脑子里，有一个屈打成招的就咬、咬、咬，咬一大串。 贾樟柯：我还是没有听明白，当时是什么事情？ 关凤久：就是把它定位成反革命集团。 贾樟柯：是有人弄了个组织？ 关凤久：没有组织，都是屈打成招的，我们那时不当政，是军管会当政。文革后我们掌权就全部落实政策，平反。我们黑夜白天都不得安宁，人们找到家里，冤枉的，被打的，有的跳楼，胳膊摔断的，腿摔断的。 贾樟柯：牵连面很大吗？ 关凤久：这个面牵扯到上百人。后来我们就落实政策，当时我还在六分厂当政委，我落实政策，平反，看病的报销。这对我们来讲，这事把群众冤屈了，群众就反对我们了，从我们接手做政治工作开始，我们就按邓小平有错必纠的方针，去纠正，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平反以后大家就安心了，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不管家属也好，他本人也好，都满意了。所以我做政治工作最大的感受就是错了以后就赶快认错，赶快落实政策，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这对党的威望，对政府的威望，对工厂的威望，没有坏处只有好处，我们感触很深。我们做保卫工作时，审问嫌疑犯，不敢叫人家站着，要坐着说，那时我们非常守纪律。那时候是罗瑞卿做公安部长，管我们管得很严，罗瑞卿到我们厂来了三次。 贾樟柯：是元帅啊。 关凤久：是大将，军委参谋长。所以你要问我做政治工作最深的感受，就是落实政策，把这个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人的因素第一啊。 贾樟柯：你现在有孙子吗？ 关凤久：我小孙子马上要大学毕业了。 贾樟柯：在哪儿读大学呢？ 关凤久：在西安翻译学院。 贾樟柯：学外语，他是420厂的第三代了。你的儿子是从事什么工作呢？ 关凤久：我儿子在我们公司器材部任部长，总支书记。 贾樟柯：哦，那你对你的小孙子有什么希望？ 关凤久：小孙子现在就业比较困难，希望他赶快找到工作，能自己养活自己。 贾樟柯：还想让他回厂里工作吗？ 关凤久：不想。 贾樟柯：为什么？ 关凤久：因为现在厂里用不了那么多人。他学物流，学外语，我们叫他到深圳去发展，因为我女儿和姑爷在深圳。 贾樟柯：他们在深圳从事什么工作？ 关凤久：我女儿原来就是在深圳彩电总公司，后来又在沃尔玛工作。现在她不干了，炒炒股啊什么的。 贾樟柯：今年股市又特别好。 关凤久：我的姑爷他在中韩的外资企业三星，他那个企业效益相当好。 贾樟柯：厂子要拆掉了，变成一个楼盘“二十四城”，十年后这个楼盘建起来，可能有更年轻的人，他们都不知道底下原来是一个工厂。那么，你想对将来住在这儿的人说一些什么吗？ 关凤久：希望他们住得更幸福，更安逸。现在党的政策好，国家的政策好，他们住在这里，住得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发展我们的国家，国富民强嘛，大家都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