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几个穀名 (original) (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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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古诗文,若肯不求甚解,往往可以甘之如饴,但若想字字落实,则须多费不少时间。很多时候,相对文义而言,所费的这些功夫颇显得不值,但有些若稍加深究,便可避免如望文生义那样的尴尬。比方“七月流火”这等过目不忘的文句,乍一看误以为形容天气炎热,但若有些古代天文知识,即可明白所谓“流火”指的是立秋后心宿(大火星)西移、天气渐凉,于是,接下来的“九月授衣”就显得顺理成章、非常自然了。过去所人尽皆知的寻常之物,对于後来者有时却成为一种障碍,古人笔下的参、商、簋、卣、骅、骝等自不必说,就连几千年一系的菜蔬穀物等,後人,哪怕是征引浩博、亲询考证的大学者,难以明辨的也有不少。
年前因为蔓菁的关系,又把齐如山的《华北的农村》翻出来捋了一遍。半个多世纪前河北乡间的食物,从田间地头直到饭桌,这本书的陈述可谓系统又丰满,每次读必有所获。河北物产悠久,且决不能说是贫瘠,但相关且有趣的文献,却难称丰富,这跟本地文人对风物的漠然固然有关,就像比较晚近的史学家李宗侗,出身河北的缙绅之家,赴台後所写的回忆录里,即便提起南皮乡间大户的点心,也不过是短短数行。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河北物产多为大路货,稍能撩人兴味的,怕也只有关于栗子及萝卜的那点笔墨,连那么好吃的泊镇梨都鲜有提及相形之下,《华北的农村》简直可以称为巨著,即便过了半个多世纪,依然是鹤立鸡群,绝无仅有。
齐如山祖上自明初迁籍河北高阳,世居至民国,而此书则成于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暮年追记家乡风土,其深厚自不待言。而我两边祖辈都来自河北乡镇,书里言及的物产、名称,即便不熟悉,也大多有所耳闻。更有些吃法,较普通的如江米肉,较冷僻的如麻豆腐,读起来都多感亲近。至于书中没有而只有自己家知道的,大概也有不少,比如麻棱鸡,比如腊豆,比如芥根等,这些都是我们还住院子时做过吃过的,以後若遇到合适的话题,可以再做补充。关于家里的年俗,前几年写过一篇帖子,里面着重提到的还有年饭,都不过是想给河北的风物留多一点记录。
《华北的农村》当然也不能说就尽善尽美,比如有关穀物的章节,特别是古文献中穀物的专名,有些关节还是略显混乱。好在近来时间充裕,理书时又找出了齐思和的文集,把他考证诗经穀名的文章,跟齐如山《华北的农村》对照着读,并做了些笔记,给看似芜杂的穀名留个案底。
穀名当中毫无悬念的,是“麥”、“菽”和“稻”。麥即今天的小麥,比“麥”更古的名字是“來”,所谓“贻我來牟”即是一例。而“牟”指大麦,後来又加了“麥”字旁,才有“麰”这个字,“牟”的本义于是消失,跟“來”命运仿佛。
“菽”即豆。汉以前的文献里,“豆”专指盛肉的食器,也用作量词,如“食一豆肉”。而用来指称豆类作物的,是“菽”,本字作“尗”,后加“又”成“叔”,采拾豆类之义,至于跻身“伯仲叔季”之间,按照段玉裁的说法,则是因为“双声叠韵假借”,假借日久,“叔”的本义反而不彰。至于何以汉代以後,“豆”行而“菽”废,据钱大昕的考证,盖因古音舌头、舌上不分的缘故。总之,“菽”、“叔”、“豆”三字本义全都进了冷宫,通行于今的意思都是辗转得来,很有点乾坤大挪移的味道。
“稻”这个字,比“麥”或“菽”“豆”更要简单,原始专名一直沿用至今。《说文》里稌、稻互训,二字的古音连起来读,跟“土”“豆”差不多。稻中黏者称“糯”。糯米在河北天津这边称作“江米”,不作常食。至于日常煮饭的米,还有“稻”“粳”“籼”之分,後两类在过去天津的粮店里,呼作“梗米”和“线米”。粳米比籼米好吃一些,贵一点,籼米可怜的口感塑造了我们对南方米的基本印象。总之,籼不及粳,粳不及稻。
“黍”性黏,色黄,指称今天的大黄米。几年前去蔚县时,在县城里吃过好几回,可作正餐,也可以当甜食吃,饭馆、小摊随处都卖,我吃着应该不太习惯。不习惯到什么程度呢?到了“如今已然没有什么记忆了”的程度。
黍也有不黏者,称作“穄(jì)”,又作“𪎭(méi)”,简化作“糜”,跟当粥讲的“糜”混成了一字,与黍之间的关联也见不出了。𪎭子是沏茶汤、做面茶的重要原料,按齐如山的说法,正因为它不黏,否则如用麥子沏茶汤,那就基本混同于浆糊了。也正因为成汤以後不粘碗,天津面茶的标准喝法,大概才能是转着碗边吸,不用筷子也不用勺。
还有种黑黍,稀少所以珍贵,诗经里作“秬(jù)”。另有“秠(pī)”,注解为“一稃二米”,即一个壳子里出两粒米实,都是稀有的嘉穀,有祥瑞之意。
至于“蜀”“黍”二字连用成词指称高粱,始见晋人张华《博物志》。高粱是否为中国的原始作物,与外国高粱是否有物种上的紧密联系,这些问题目前都有争议,考古虽时有發现,但似乎还不足以众孚。仅从构词法上看,如果在古文献中找不到单音词来确切对应高粱的话,那么蜀黍或高粱属外来无疑,就像胡桃、玉米、土豆、番茄、脂麻(芝麻)一样。“蜀黍”大约由于音近的原因,在某些地方又被转写成“秫秫”,在河北一带口语里,“秫米面”也比“高粱面”更通行。而“秫”的本义实为“稷之黏者”,也即黏粟,今天所谓的粘小米。看来,凡涉及高粱,总难免一场名称混战。而在《金瓶梅》里,“秫秫”常用来指称小厮娈童,有时前面还缀上“贼”或“蛮”字,不知是引申自“秫”本来的黏,还是因为“高粱”的某些特性。所巧的是,法语里恰好有个一模一样的同音词chouchou,源字chou指的是十字花科芸薹属中的某些品种,到十九世纪时,始用来指称受宠的可人儿。或许shu这个音听起来就比较的“天然贱”,情急时由不得人不起意。
有些人相信高粱在中国古已有之,所以很无法释怀文献里竟无单音古名与之对应,齐如山就在书中慨叹,觉得不知道古书里哪一字来指高粱是个很大的笑话,并因此信了程瑶田,认可把“稷”解作高粱。这段公案,其实早于程瑶田的几位清儒就已经说请,齐思和在《毛诗穀名考》里又列举了程氏“稷为高粱”说的十大错误,简直是欲翻案而不能够。齐如山写这书时若见过这篇文章,当不至于再有困惑,更不至在高粱禾粟这一节上愈勘愈乱。稷不是高粱,而是禾、是粟,即今天的小米,而在华北及很多地方的乡间,一直叫它“穀子”。
小米的品类本来就多,四九年齐思和发表这篇文章时,华北一地小米的别种据他称尚有六十余种,齐如山书里也列了数种,这在物种单一化的今天,已然不可奢求了。小米里还有优品,即所谓良粟,古时有专门的字,即“梁”,而梁中还有更稀有的,按颜色分为白、赤两样,白梁粟称为“𦬊”,段注中读作枸杞的“杞”,而称赤梁粟为“穈”,读若“门”,与前边出现的“糜”字形近易混,且不见于说文。这两样都是粟,不属于黍,故沈括“秬、秠、穈、𦬊皆黍属,以色为别,丹黍谓之穈”的说法,应该也有问题。
粱与稻经常作“稻粱”连用。照三礼的说法,稻粱二者都属于诸侯大夫乃至天子的加馔,是“贵人享用的珍品”,常人及平常的场合都吃不到。粱属良粟,本就难得,至于稻,虽然据齐思和的说法,上古时北方种稻的区域其实很宽,至少在诗经时代,雍、冀、幽等州(今山西河北等地)及战国时的洛阳等,都曾产稻,但产量肯定远较黍稷为低,稻稀为贵是完全合理的。总之,稻粱不是用以自存的五斗米。由此看龚自珍诗句“著书都为稻粱谋”,说的还是由学问而功名、学而优则仕的意思。至于龚的前一句“避席畏闻文字狱”,同样属于高端行径,但对于今天襠辖区内即便是普通的草民而言,相似境遇也差不多不离须臾,理解上就不该有任何歧义了。
这篇笔记原本只有下边这一小块豆腐,最後却做成这么一锅汤,实在要感谢这个总会有尽头的假期。
黍:大黄米 (不黏黍:穄 = 𪎭 = 糜:𪎭子) 秬(jù):黑黍 秠(pī):一壳二米,
稷 = 禾 = 粟:小米 (粘粟:秫) 梁:良粟 穈:赤梁粟 𦬊:白梁粟
稻 = 稌 (黏稻:糯) 籼 < 粳 < 稻
菽:豆
麥 = 來:小麥 牟 = 麰 :大麥
蜀黍 = 秫秫:高粱
玉蜀黍:玉米(维基上各地的别称列了有一百多个)
齐思和《毛诗穀名考》所转引的三篇文献 崔述《稷穄辨》 陆陇其《黍稷辨》 刘宝楠《释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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