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的使命与上帝的涅磐 (original) (raw)

描述纪伯伦的作品是困难的，尤其对于《先知》：分析太僵硬而全无意趣，概括太浅薄而隔靴搔痒，至于印象的鉴赏，更如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所讥讽的——不过是艺术品的拙劣模仿。接下来我说的话，对纪伯伦作品发表的意见，也将不免于以上几种批评。但是，假使话语是真诚的，自我的，即使并不高明，也会有一种（如纪伯伦曾提起过的）“疯人”般的可爱吧。

《先知》除头尾两节（“船的来临”和“告别”）以外，每一小节叙述一种“灵魂中的事物”，如爱、施与、善恶、律法、死等，一共26节，几乎遍及人类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虽然篇制不长，但自有一种深沉恢宏的气度。与以前的散文诗集（《泪与笑》《疯人》等）相较，《先知》的结构更为完整、紧密和精致：
“被选和被爱的艾勒--穆斯塔法，当代的曙光，已在奥法利斯城等候了十二年，期待着他的航船前来迎他返回自己出生的岛屿。”
开宗明义，一位带着光辉与骄傲的先知降临人间。接下来，艾勒--穆斯塔法等到了他的航船，将要启程返乡。当他心中泛起离别的愁绪，体味着仿佛“用自己的手撕裂一层肌肤”的痛苦时，城中的人们前来挽留，而女预言家爱尔美差（此处从冰本，这一译名使用较为广泛）知道先知离去的决心不可扭转，于是请求他“为我们言说真理”，“告诉我们生与死之间的一切”。爱尔美差与城中百姓陆续提问，先知则一一予以回答，每一次回答构成一节的内容。最后，当夜来临时，先知终于登上航船，告别离去，全书亦随之结束。这样的体制令人想起故事里套故事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但这其实并不是东方文化的袅袅余音，而是西方哲人的黄钟大吕，正如米哈伊尔·努埃曼所言：“这不是纪伯伦独创的铸造物。它大体上借用了尼采的查拉斯图拉的格式。似乎纪伯伦要摆脱尼采思想的影响，然而又没有摆脱掉尼采和解释手法的影响。” （《纪伯伦传》）

纪伯伦自巴黎游学（1907年）时开始接触尼采作品，很快就为之深深倾倒。因为醉心于尼采式的“雄心与才力”，他甚至不想把已经写成的《折断的翅膀》付梓——这部中篇小说写一位传统的阿拉伯女子萨勒玛的不幸命运，而纪伯伦感到，在尼采的眼中，这不过是平庸可耻地以眼泪向众人乞怜。尽管小说发表后受到阿拉伯世界的热烈赞誉，纪伯伦依然决定抛弃一切含着眼泪与犹疑的文字，以及死去了的昨日，此后无论《疯人》里丢掉七个面具的疯子，《暴风集》里狂傲叛逆的掘墓人与魔鬼，无不显现出尼采哲学的批判锋芒，也令我们惊异于这位爱与美的诗人“金刚怒目”的犀利一面。

纪伯伦出身于虔诚的基督教家庭（纪伯伦家为马龙教派，是阿拉伯世界穆斯林汪洋中的基督教孤岛），本人亦始终钦慕耶稣。尽管谦和忍从的耶稣与睥睨一世的超人多有抵啎之处，但其热爱尼采并非全无根由。诗人生长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黎巴嫩，稍长便漂泊于阿拉伯世界与欧美国家，饱尝贫穷与孤苦滋味，历经亲人相继去世的打击，对生活的残酷与社会的不公，一生难以释怀。他曾以小说（《草原新娘》《叛逆的灵魂》《折断的翅膀》）控诉、诅咒黑暗人世，但这种本能的反抗终究无力，最后仍是妥协，在爱与美的失落中浅吟低唱伤感的曲调。而尼采雄强的气势、决绝的态度以及富于天才的丰富思想恰是对症的一剂强心针，是东方柔顺、纤细、忍让的奴隶美德的破坏者。

能以阿拉伯语和英语两种语言写作的纪伯伦，性格和思想中存在许多相持不下的矛盾。“打右脸给左脸”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两种水火不容的哲学，在这位贯通东西方艺术精神的诗人心中曾有过怎样的此消彼长，我们不得而知，但读其全集，则能明白的体会到那焦虑的挣扎。诗人一直在寻找内心的平衡，以及建构自我的独特方式。从早年开始酝酿的《先知》，初稿以阿拉伯文写成，其间搁置多时，又改成英文，数易其稿才终于问世。其中有语言和思维的转换，思想与智慧的蜕变与成熟，纪伯伦称它为“思考了一千年的话语”，实非过分夸张。尽管艾勒--穆斯塔法与查拉斯图拉仍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诗人在类同的模子之中，浇注的是完全不同的灵魂。

先知离群索居，却并不以本质上的高贵自命。他“登上高山峻岭，走过偏僻之地”，是为了“从更高更远处”看见人们。他并不向天上的神祷告与祈求，也不敬畏和服膺人世之外超自然的力量；不在仰视的酸痛中膜拜或诅咒高高在上的强力，也不在俯视的得意里嘲弄和斥责地上爬行的庸众。即使不被理解，孤独并不成为他值得自矜的荣耀，也不意味着与世隔绝的清高。因为“我追寻的只是你们欢乐与痛苦的秘密，我捕捉的只是你们在空中飞行的大我”。先知对于众人，不仅是精神上的偶像与先导者，也不是被放逐的流浪者与疯人，奥法利斯城的老者挽留先知说：
“你在我们中间不是一个异乡人，也不是一个客人，乃是我们的儿子和亲挚的爱者。”（冰本）

先知是伟大的容器，包容所有而呈现真理的辽阔。在那广大的视野中，强者适见其弱，短者适见其长，冰炭未必相憎，也许恰如胶漆般相爱；风马牛未必不相及，也许本来就是一体同心：
“恶不就是被自己的饥渴所折磨的善么？”
“当你们中的一个人跌倒，他是为后面的人失足，使他们小心避开绊脚的石头。
噢，他也是为了前面的人失足，因为他们步履虽然轻捷坚定，然而却没有挪开绊脚石。”
“爱虽可为你们加冕，也能将你们钉上十字架。他虽可助你们成长，也能将你们削砍剪刈。”

这些箴言看来玄妙，人们容易觉得富于神秘主义的意味，但精彩的语句之下，是极为朴素的道理，平易如我们日常所见，处处可以印证。《先知》所谈的对象，具体平凡如饮食、衣服、买卖、居室等，常有高远的视野和超拔的理解；抽象复杂如爱、自由、痛苦、死，则往往化繁为简，以精美的隐喻令人默会于心，如爱的打谷场，披枷戴铐般穿戴起来的自由、痛苦的药剂、在阳光下融化的死亡——上帝不自外于尘世，先知不自外于众人，纪伯伦亦不自外于《先知》。

显然，艾勒-穆斯塔法正是映照着作者本身的形象，在头尾两节尤其明显（如先知在奥法利斯城等待十二年，暗合纪伯伦侨居美国的时间）。纪伯伦也并不惮于承认这一点，他告诉女友，“我是一个有使命的人，是一个将自己的影响送到人的头脑中去的人”。这是一种自觉的担负而非自负；在骄傲的承认“先知”的使命之前，纪伯伦首先教育了自己：他不仅是述说者，更是倾听者；并非带来智慧，而是来“求取你们的智慧”。在二十世纪的美国，此种理想主义的使命自有其精神上的神圣性；而经历过“上帝已死”的尼采风暴，纪伯伦对“大我”的追寻，则无疑的意味着灵魂的凤凰涅磐和信仰的新生。

先知所回答的问题，以“爱”始，以“死”终。而“生与死是同一的，犹如河与海”。死是永生最后的秘密，而“美是永生揽镜自照。但你就是永生，你也是镜子”（冰本）。爱与美在此绾合，贯穿生死而成为一体。爱是喜悦的感恩，广博的精神和承担苦难的勇气。唯有通过爱才能自我发现和救赎：
“这一切都是爱为你们所做，使你们或许能从中领悟自己心中的秘密，从而成为生命之心的一小部分。”
“当你爱了，你不应说‘上帝在我心中’，而应说‘我在上帝心中’。”
“我说生活的确是黑暗的，除非有了渴望，
所有渴望都是盲目的，除非有了知识，
一切知识都是徒然的，除非有了工作，
所有工作都是空虚的，除非有了爱；
当你们带着爱工作时，你们就与自己、与他人、与上帝合为一体。”

上帝复活了，因爱得到重生。先知并不言说真理，是真理寻求恰当的自我表现；先知并不转达上帝的律令，却向众人寻求智慧，因为每个人身上的“神性自我”都是上帝的一部分——这是爱与美的宗教，在自我之中领悟了神，在自我身上印证了神。

（注：所引《先知》原文大多数来自伊宏伊静译本，来自冰心译本的句子已经标出。）

后记

纪伯伦的名字于我国读者并不陌生。上世纪二十年代，他还在世时，茅盾等新文学倡导者就开始译介他的一些散文诗。1931年他去世后，冰心女士翻译了《先知》并交北新书局出版。因此，《先知》正是最早进入中国的纪伯伦散文诗集。此后数十年，国内十多家出版纪伯伦著作计有二十余种，其中《纪伯伦全集》更有补阙申隐之功。其他相关资料，如纪伯伦生前好友、与纪伯伦同为“旅美派”（阿拉伯侨民文学）三巨头之一的米哈伊尔·努埃曼写的《纪伯伦传》等，也均有出版。国内有关纪伯伦的研究为数不少，但不是只限于零散篇什的赏析，就是融入“阿拉伯现代文学”之类的大题目；能找到的研究资料大同小异，我没有多大把握知人论世，只有尽量面对文本自身，倾听先知的言语，沉思它们带给我的喜悦和忧愁。

《先知》一向被视作纪伯伦的代表作，1923年发表以后即引起强烈反响，人们在家中朗诵它，把它搬上舞台，并且翻译成多国文字（如德文与法文译本出版于1925年。冰心女士1927年在美国朋友处读了《先知》，那“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词”，使她一见便生移译之念）。《先知》为作者带来巨大的声誉和爱戴，黎巴嫩人称他为“我们的先知”，美国媒体称《先知》为“东方赠给西方的最好礼物”，罗斯福总统则评价纪伯伦道：“你是东方刮来的第一阵风，从根本上扫荡着西方，但是，你给我们带来的只是鲜花。”而对于作者本人，《先知》亦是一部极为重要的作品；他称之为“我的精神至今孕育的最好婴儿”。传说纪伯伦15岁就写出了《先知》的初稿，此后历时25年，不断修改与“搁置”，终于完成。这则故事可能过于强调了纪伯伦的早慧，不那么可靠；但据一些传记材料显示，《先知》的写作确实自纪伯伦青年时代就已开始。在1918年以前已完成《先知》的二分之一强，剩下的部分又足足用了五年时间才完成，可见其审慎与严谨（见伊宏《纪伯伦散文诗全集·序》）。我初读《先知》时不过十三四岁，很为其中语言的诗意和哲理的玄妙惊艳；而到了今天看来，《先知》依然是一部难以挑剔的杰构，其思想的芬芳并不因熟稔而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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