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中国社会 (original) (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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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清史学界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方兴未艾，不少青年学者踏足这一领域。罗友枝、韩书瑞是其中的佼佼者。二人合作撰写的《十八世纪中国社会》广为中国学界所知。

《十八世纪中国社会》是一本概览性著作，有评论者将其形象地称之为是十八世纪中国社会史的旅游指南：一方面，它移步换景，向读者展示了社会史研究领域的许多成果，和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令人心生向往，但另一方面，对于这些美不胜收的景致，该书却仅点到为止，使人意犹未尽。尽管如此，本书却绝不是旅游指南那样不带任何主观色彩的单纯介绍，相反，在全书看似平铺直叙地行文之上，有一个核心观点贯穿始终，那就是，两位作者认为，“18世纪在中国近代早期是最有活力的一个时期”。具体而言，十八世纪的活力表现在清王朝统治版图的扩大，及随之而来的移民与民族融合；经济领域中，对外贸易发展，商业化、城市化加深，商人阶层在社会领域的活跃等等。

在结论部分，她们进一步深化这一核心观点，对一些学术界既有认识提出了质疑。

第一，18世纪应为19世纪衰落负责？两位作者秉持“不以成败论英雄”的立场，肯定了18世纪清王朝的成就，比如“大规模的经济商品化以及财政机构的形成使得能够经得起萧条的影响而生存下来；出现了稳步而又集中进行的国内移民垦殖……；各种社会机构增加，规划了发展并保证了某种程度的社会秩序；文人文化转变为有着广泛城市基础的全国文化”。她们还特别注意到，清朝的经济繁荣离不开世界贸易往来的贡献。当然，她们也承认18世纪清朝已出现财力减弱、常备军战斗力衰退等征兆，但即便如此，她们强调，“如果忽视中央政府一直所具有的能力而只注意它的失败就是大大地曲解了历史实际”，当危机来临时，清王朝并非坐以待毙，而是采取了应对措施，比如，官僚化、行政机构的扩大、不属于正式官员系统的职位，利用团练，将政府职能委托给地方精英等，这些都是应对危机的较为有效的手段，所以“清王朝实际并没因18世纪后期出现的任何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而崩溃”。作者指出，19世纪的衰落与19世纪要面对的是新的、近代的挑战有关。这些挑战和危机并不是源自18世纪，而是在19世纪的大变局下突如其来地出现的。

第二，人口膨胀导致了清王朝的危机？两位作者认为，对此问题不能笼统言之，即人口膨胀不直接导致社会危机。举例来说，直到晚清，“在中国人口最密集的长江下游地区没有发现不受控制的社会骚乱。” 她们在施坚雅大区研究范型基础上发现，“在1800年前主要是大区的边缘而不是核心地区变得无法管理”。所以，人口扩张引发负面作用的机制是与“社会机构、政府和对付更多人口的经济缺乏效能”有关。两位作者认为，“正是在这些边远地区，尤其是在华南和华中新拓展的山区出现了混乱和反叛，这些情况并不是因国家崩溃造成的，而是因为政府和精英不能将新的人口和地域纳入正常轨道造成的”。

她们认为一般所说的地方起义是由于吏治腐败、人口压力、阶级矛盾等观点有待商榷，因为“这样的情况不是在边缘区域而是在长江下游、岭南和东南沿海的核心地带最严重”，与之不同的是，边缘地区不稳定的环境才是叛乱的温床，它们是“清帝国通过征服以及汉人移民进行大扩张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反应”。

《十八世纪中国社会》在西方学术世界里属于“在中国发现历史”一脉的研究路径。不同于此前将中国视为需要西方冲击的“停滞的帝国”，它构建了一幅五光十色、生气盎然的18世纪中国社会图景。全书以“18世纪在中国近代早期是最有活力的一个时期”为核心观点，立场鲜明。流淌的文字将清王朝城市文化的繁荣、商业贸易的蓬勃、商业组织的扩展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文人、商人阶层的活跃描绘得栩栩如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不过，也是因为作者强有力的论述，让读者似乎感觉当书翻到下一页时，中国就会迎来一场商业变革或工业革命。可事实上，18世纪的中国商人群体、商业组织还处于传统语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