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计划经济和中心决策的再思考 (original) (raw)

可能是因为有太多政治相关的关键词吧，这本书从我完成翻译到正式出版，又花了两年时间。无论如何，在吕新雨、赵月枝、吴靖、王洪喆、邱林川几位老师的大力支持和华东师大出版社的辛勤工作之下，这本书得以顺利付梓。1970年代阿连德执政时期智利的一个跨时代的科技-社会实验，终于被完整呈现在中国人面前。

2018年在华东师大组织的研讨会上我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1920至1930年代关于计划经济可行性的争论中，米塞斯和卡普兰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批评是国家尺度下经济计算的不可行性。在当时的通信与计算技术的历史背景下，这一论断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二战后控制论、通信技术、计算技术的迅猛发展，是否能对“国家尺度的经济计算”这一难题发起冲击？

历史上普遍认为计划经济不可行，原因很简单：国家作为一个实体，没有能力在国家尺度上高效地采集、处理、使用数据。第一，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民生在发生什么，数据量太大了，国家没有能力获取所有这些数据。第二，即便获取了如此大量的数据，国家也没有能力对其进行分析处理，得出有效的结论。第三，即便得到了有效的结论，国家也没有能力将决策快速实施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这三个问题，在智利的Cybersyn项目中都有涉及，《控制论革命者》全面阐述了当时智利项目遭遇的困难和妥协。

2018年，马云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比较：“我们过去的一百多年来一直觉得市场经济非常之好，我个人看法未来三十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数据的获取，一个国家[尺度下]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有可能被我们发现。”站在马云的角度，这种在国家尺度下获取、处理、使用数据的能力，在淘宝、支付宝的意义上，已经完全具备了。那么，在更大的范围内呢？

今年的新冠疫情给我们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我们突然发现，如果有必要的话，在当今中国的技术-社会条件下，国家完全有能力获取、处理、使用全国范围的经济和民生数据，使全社会的运作——比之“自由市场”——更加高效、更有利于全体人民的福祉。仅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新冠疫情让我们所有人的手机上都多了一个“健康码”。本质上，健康码就是一个国家主导的、中心化的决策机制，这个中心化的决策机制事无巨细地了解每个人去了哪里、接触了什么人，决定每个人能否进入一栋大楼、登上一架飞机。这个中心化的机制，非常有效地阻断了疫情的传播。

使这种中心化决策机制成为可能的，有几个关键的技术进步。首先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包括3G/4G全面覆盖和智能手机的廉价普及），使数据获取的触角深入到了每个民生细节。然后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使海量非结构化数据的实时传输、存储、清洗、转换、综合、分析成为可能。再然后是社交网络应用、尤其是移动支付的全面普及，使得“扫码”成为一个心理上普遍认可的行为。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社会心理各个层面准备到位，才让“健康码”这种中心化防疫决策机制得以如此顺利地推行。

我的一些在美国西海岸的朋友一直致力于研究去中心化的技术趋势（包括区块链、SOLID等），我最近开始觉得，他们对“去中心化”的痴迷很可能走错了方向。在美国的技术-社会上下文中，既没有一个心理上值得信任的“中心”（政府被认为是“必要的邪恶”），也没有实际上支持国家尺度上数据采集、处理、应用“中心”所需的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社会心理的准备，所以美国的技术社区会如此痴迷于“去中心化”的技术发展方向。然而在中国、乃至其他国家的技术-社会上下文中，“去中心化”是否仍是一个必要的、甚至重要的技术方向，站在2020年全球疫情的基础上，恐怕很有必要重新审视。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当整个IT行业以硅谷马首是瞻，Cybersyn这个异类让我们看到硅谷之外、美国之外的另一段IT历史。作为一个参照系，Cybersyn的存在让我们能够提出很多有价值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短命的Cybersyn（正如被CIA密谋推翻的短命的智利社会主义政权）没能给出答案，但能让后来者意识到问题的存在，这本身就是莫大的价值。

有关键情节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