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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王汎森在普林斯顿大学写的博士论文，导师是余英时。 我看的是三联“当代学术”丛书的2017年版。作者在“中译本序”里说：这是廿几年前写的一本书稿。说得含糊，我百度了一下，王先生是1993年拿到的博士学位，那么此书写成肯定在93年之前了。 作者与傅斯年很有渊源，他毕业的台大最著名的老校长是傅斯年，校园里傅园，每天敲响的傅钟都在提示傅斯年的存在。作者台大毕业后即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助理研究员，拿到博士后也是回到史语所任副研究员，后来升任史语所的所长，而史语所的创办人和第一任所长就是傅斯年。 而另一方面，王汎森是余英时的学生，余英时是钱穆的学生，则王可算是钱的徒孙辈。傅斯年对钱穆的蔑视乃至压制是出名的，说过钱穆的文章，我一字不看的话。余英时对自己老师的尊敬也是出名的，这在他的著作与谈话中表现很明确。余英时让王汎森写傅斯年，王汎森怎么写傅斯年，这都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下午与余老师谈，老师见面便建议我以傅斯年作为论文题目，他说能以档案作为论文题目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又提醒说：“不必大幅转述傅斯年学术论文中的观点，如果想了解其学术观点的人，自然会去读他的原书，要紧的是把它放在整个时代思想、学术的脉络下来看。” 傅斯年提过一些著名的和明显过头的口号，“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就是最著名的一个。王汎森写傅斯年，余英时说千载难逢，是因为台湾留下了傅斯年的不少图书、信件、手稿，被整理成“傅斯年档案”，对于傅斯年研究而言，这自然是最珍贵的第一手史料了。能充分利用到“傅档”，此书在史料上就有了独特的价值。事实上，也正是利用了它，作者才把傅斯年研究中的一些模糊不清的问题弄清楚了：比如1919年到1928年在英国、德国的九年游学期间，他学了什么？他的史学观念受谁的影响大而深？作者说得蛮客观的，傅斯年的留学生涯里有一系列挫折与失败，他有全面吸收西方学问的宏伟计划，但他先在化学、数学的学习上遇到困难，在伦敦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也没有成功，9年的游学没有获得任何一个学位，让胡适大感失望。而与此同时，他对西方学术的这种广泛的涉猎，使他拥有同时代中国学者最宽广的视野、最新的方法。一般人都说，他受德国大史学家兰克的影响最深，但作者指出，在傅档里看不到一本兰克的著作，很可能傅斯年学到的兰克的观点、方法来自于当时广泛的二手的传播，而实际上，他受马赫的新实证主义的影响更直接与深刻些，这些都是后来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的思想来源：极端重视史料的拓展、发现、整理，在坚实的史料的基础上把历史学作为自然科学一样研究，蔑视一切整体史观。 此书采用的材料不少，但最主要来自《傅斯年全集》、傅斯年档案、以及与其最密切的几位大学者胡适、顾颉刚的资料等，对于傅斯年与胡适、顾颉刚的关系讲得比较深入，也披露了一些与陈寅恪的来往信件，这都是重要的。但即使限于体例，作者在傅斯年与钱穆、鲁迅的交往，在政治上与蒋介石、毛泽东、朱家骅、蔡元培的关系上写得也是太过简略了。这些并非普通交游，而是可以更充分地反映出他的生命、文化、学术上的丰富、重要与矛盾的。对于他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山大学、史语所、北大、台大的思想、作为与影响，也写得太少。书里提到了一些他在政治上的选择与思考，同样也太简单了，比如他当时对于两岸政治的看法，这些都是我很想了解多些的。 但是，也许我以上种种不满意正是此书的好处，如副标题揭示的，作者的确是揭示了傅斯年在近代的历史与政治中的生命矛盾、抉择与苦痛，他在文化、思想、学术上的种种探索，以及探索背后的种种紧张关系。在中国近代，每个大学者都面临种种紧张与矛盾：时代与个人，民族、社会与自我，学术与政治、思想与实践、中与西，新与旧……但很少有像傅斯年矛盾那么突出的。傅斯年由国学种子转为新文化大将，由赞同疑古转为重建古史，由兽性论、认同荀子转为提倡孟子，由提倡打倒斯文到成为新的知识分子的偶像，由醉心学术到专门从事行政与政治事务，到底几分是自我的自主选择，多少是时代推动的不得已？这是很难说的，也是越想越沉重的。 此书的好处是，从傅斯年能看到一个强健的生命是如何在历史与政治的洪流中竭力发展自我，保持自我的完整的，他在何种程度上是成功了，何种程度又是失败了。这里面有一种巨大的历史的悲怆在。而其中，生命与文化、观念、学术如何互动，如何找到平衡与和谐，也是耐人寻味的。 余英时与王汎森都很善于写文化、思想、学术史，路子都是注重人物与时代与学术的关系，讲究严谨与优美的统一，但两者的风格也有区别，余英时更富于思辨性，逻辑性更强，显得才华横溢与睿智深刻，王汎森则更沉郁更收敛些，仿佛在敬畏着所知之外的更广大深邃的不可知，看似平平，其实很扎实也很耐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