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应成为政治的奴婢 (original) (raw)

“封建”本义为“封土建国”、“封爵建藩”。封建制的基本内涵是世袭、分权的领主经济、贵族政治，古来汉字文化圈诸国大体在此义上使用“封建”一名，并展开“封建论”。中国秦汉至明清社会主流离封建渐远，实行地主经济基础上的君主集权官僚政治。欧洲中世纪制度feudalism（封土封臣、采邑制）与中国的殷周封建制相近，与日本中世及近世的公一武二重制“酷似”，中国晚清、日本明治间遂以“封建”对译feudal。清末民初中国采用这一在汉外对译问形成的新名。五四时期，西欧及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反封建”命题被引入，形成“封建=前近代=落后”的语用范式。本文浅谈关于“封建”概念自古以来的用法。

“封”从推土植树、划分田界义，进而引申为赐土，作名词用指疆界；“建”即立、封。封建组词基本上意为“封土建国”“封爵建藩”。中国的封建盛行于周代，围绕宗法制形成“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大夫”的分封制，在战国时代已有部分地区出现郡县制，自秦开始，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分封仍然部分存在但是已绝不再是社会主流，官僚政治逐渐取代贵族政治，中央权力不断加强。此后的历史不断呈现中央权力不断集中，地方权力不断削弱；皇权不断加强，相权不断削弱直至消失的趋势。在历史的各个时期，关于封建和分封的利弊优劣争论从未罢休，其中最著名的便为柳宗元所写的《封建论》。黄宗羲和顾炎武也争对封建和郡县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黄认为：“封建之弊，强弱吞并，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郡县之弊，疆场之害苦无已时。欲去两者之弊，使其并行不悖，则沿边之方镇乎？”顾称：“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

西欧中世纪制度feudalism,既不是古罗马制度的自然延伸，也并非突然降临西欧大陆的外来物，它是由罗马时代的社会组织与日耳曼蛮族的军事组织糅合而成的。在西欧的封建国家，皇帝或国王高居最上阶层，中间层有各种爵位不等的世袭贵族，统称骑士阶层，以征战为业，最下层的是人数众多的从事农业、手工业及各种劳役的农奴或农民，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封建等级结构，而分封采邑是此制度的基础。西欧的feudalism,本为一个契约形态的法律术语，含义包括强权者对弱者的“保护”和弱者为强权者“服役”这两个侧面，所以，西欧的feudalism可称之“契约封建制”。与之相比照，中国西周的封建制，是作为军事征服者的周天子将土地与人民封赐给子弟及功臣，臣属继续往下作“次分封”，领主与附庸间没有契约可言，而是由宗法关系相维系，通过血缘纽带及血亲伦理实现领主对附庸的控制（当然又以武力征服、军事镇慑为实行控制的基础），故可称之“宗法封建制”。而日本“幕藩制”的模式也与西方较像，阿礼国称其为“东洋版的封建制度。”19世纪70年代，日本哲学家西周用“封建”对译Feudalism，在汉字文化圈较早将“封建”作为表述历史阶段的术语使用。

近代以降，汉字文化圈在对译西洋术语时，取音译、意译两法。如以“逻辑”译logic,以“布尔乔亚”译beur-geoisie即为音译。音译不会引起词义错位，但也未能给译词提供意义支撑，其含义只能在词形以外另加诠释。然而，汉字是表意文字，一个汉字不仅有语音，还有语义，包蕴着文化内涵，掌握汉字的人更倾向于用意译方式推介外来词。所谓意译，指按外来语的构词词素，将字面意转换成相应的汉语表述，如上举两例英语词logic(逻辑)和bourgeoisie(布尔乔亚)，又意译为“论理学”和“资产阶级”，可由词形窥探内涵，从而为译词提供意义支撑，意译的优长即在于此，掌握汉字文化的人可以观文索义，易于理解。当然，望文生义也可能诱发歧解，这是由汉语的一词多义性和汉字的多种构词法造成的。但是面对“封建”与Feudalism时，似乎存在较严重的概念误植。术语厘定，是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必要前提。孔子也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冯天瑜先生说：“由于“封建”的被泛化，以其作词干形成的一系列词组然——“封建制度”、“封建社会”“封建主义”、“封建时代”等，也随之偏离正轨。于是，因为关键术语失准，一部中国历史的叙事、失却构制网络的坚实纽结。由此出发，我们长期探讨的“中国历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诸问题，都缺乏议论得以健康展开所必需的严密的概念坐标系，有的学者把其中某些论题称之为“假问题”。可见，新名“封建”概念的准确性问题，关涉中国历史述事的框架构筑，兹事体大，不得不考究新名“封建”“形义脱节”、“名实错植”的症结所在。”

严复在1904年翻译英人甄克思《社会通诠》，以“封建”“封建之制”“封建之俗”对译Feudalism。严氏确认中国封建社会“由唐虞以讫于周”，称秦以降两千余年为“霸朝”，即君主专制一统时代。严氏大体实现了“封建”古义与西义的通约。不管是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孙中山等人都秉持着这种封建观。到五四时期陈独秀在《新青年》中开始对封建的泛化，将封建制与君主专制视作同一，提出“封建=前近代=落后”的公式，“封建”这一表述周朝制度的旧名，借作欧洲中世纪制度(feudalism)的译名，因与日本中世及近世历史实际“相似”，故在日本没有出现错置，至于在“封建”一词故乡的中国，史学术语“封建”在清末民初还保持着概念的一贯性（以严译“封建”为代表)，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1915~1921)，“封建”的含义在某些重要论者那里发生变化：从一古史概念，演变为“前近代”的同义语，成为与近代文明相对立的陈腐、落后、反动的制度及思想的代名词。此为“封建”概念“产生混乱”之始。随后苏联五种社会形态论的提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引发了一些国内学者对其的挪用与硬套，然而历史很少以单向线条的形式发展，虽然发展模式和一些重要的里程碑，可以在构建概念框架时充当有用的路标，但是绝不是可以总结为“规律”从而生搬硬套。

王海洲先生说,“社会记忆通过除意欲忘却的过去,以及加入并不存在或者故意歪曲的内容,以重建历史的现实意义,最终使得传统在一个社会的框架中得以延续并不断变迁。”然而历史严谨的学术研究不应当是这样削足适履，历史不应当成为政治的奴婢。

有关键情节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