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人文,谁更重要? (original) (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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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花姐姐
生活节奏快,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普遍感受。
让生活过得更有效率,是人们普遍的追求。
以至于,我们在选书的时候,首先会问自己,这本书对我有什么帮助吗?
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读这本书似乎也被看作是浪费时间的事。
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来聊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钱学森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们读《科学与忠诚》这本书有什么用。
一、时代背景;
二十一世纪,你会发现,科技力量越来越成为国家走向强盛的决定性因素,科技让西方社会一直走在前列,所以,我们一直非常用心的在学习西方的科技。
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的幸福感越来越低,社会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
比如西方国家普遍存在子女与父母沟通的问题,青少年犯罪与道德教育的问题,老年人的赡养和精神上的孤独问题、环境污染与生态失衡的问题等等。
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这一点。
当代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
“自从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处于优势以来,人类的生存没有比今天再危险的时代了,不道德程度已近似悲剧,而且社会管理也很糟糕。“
那他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答案是向中国学习。
汤因比说,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特别是儒家、墨家的仁爱学说,是解决现代社会伦理问题所急需的。
他说儒家的仁爱”是今天社会之所必需“,”墨家主张的兼爱,过去只是指中国,而现在应作为世界性的理论去理解。“
所以,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向西方社会学习现代化的科学知识的同时,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来到中国,开始研究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
著名教育学家郭家齐将这现象概括为:
东方与西方应该相辅相成、相依相存,东方的人文教育道德理性恰好是西方所需要的,西方的科学技术管理知识恰好是东方所需要的。
从整个世界的历史来看,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分为两类:
一类是科技;
一类是人文;
人文如果没有科技,就会有它的缺陷,比如,二十世纪,我们因为科技落后,被迫挨打的局面;
而科技如果缺少人文,也会有它的问题,就像现在,人类面临着幸福感的降低,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局面,而这个也是目前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科学与忠诚:钱学森的人生答卷》这本书给出了答案。
科学代表着科技,
钱学森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对我国科技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忠诚则是人文,
钱学森说: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则有自己的祖国;
当祖国需要他的时候,他义无反顾,突破重重险阻,毅然决然回到祖国。
正是对忠诚最好的诠释。
科学是能力问题,科学家的选择是价值观问题。
一个人只有将这两者做到辩证统一,才能成为一个大写的人。
正如唐人刘知几说:
一个人如果有学问而无才能,就好比拥有巨大的财富却不会经营它;如果有才能而无学中,则像本领高超的工匠,没有刀斧和木材,也无法建造宫室。
接下来,我们看看在这本书里,钱学森是如何将科技与人文做到辩证统一的。
二、打牢基础,才能做好研究;
钱学森特别重视基础知识的学习。
他说:
“基础打得不好,总是要吃亏的,一定要先积下足够的看家老本”。
正是受这思想的指导,在读博期间,几乎每日按照“上午看书、下午讨论、晚上研究的节奏学习。
他说:
“这种重点突破的方式虽然花了我较多的时间,但是我并不性急,因为这种重点突破的方式是可以举一反三的,下一步的研究工作需要的时间就不多了。因此,1939年,我研究航空结构,方法虽然是同样的,但是却只用了一年的时间。”
所以,钱学森执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时就特别重视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尤其是基础课程,如数学、物理、化学要求都很高,尤其是数学。
他说:力学家的看家本事就是会算。
有一次,他问工科毕业的辅导老师:在大学期间做过多少道数学题?
得到的答案是300多道。
钱学森又问力学系副主任:
学生一般要做多少道数学题?
回答是340道。
钱学森说:这可不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应该比一般的工科院校有更高的要求,得给学生们补补基础课。
最后,学校决定1958级学生晚半年毕业。
钱学森选用《工程中的数学方法》一书开了一门课程,半年下来,光数学题就做了3000多道。
学生们普遍反映,虽然晚毕业半年,但打好了基础,终身受益。
但反观,当代的父母,害怕孩子吃苦,抨击题海战术,实则不应该。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
不练习,不做题,怎么能练好基本功,基本功不好,如何能应用呢?
三、为谁而学?
治学要有方法,更要有方向。
为什么要重视治学方向?
钱学森说:
我以前搞自然科学的,对社会科学一点不懂。“文化大革命”以后,我想,只搞自然科学技术不行,还有更重要的社会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而社会问题比打导弹、放卫星可复杂得多。后来,我去学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问题确实复杂。
事实上,钱学森回国后不久,就在国内学术界提出”社会科学精确化“,即社会科学的”量化“概念。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整体仍处于定性阶段,因此钱学森的观点并未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
甚至有社会科学家说:”社会科学是碰不得的,自然科学家也好,技术科学家也好,你们都请站开。
但他认为并不能因此放弃社会科学的精确化,并基于数学思维提出:
谁都承认社会科学不是毫无客观规律的学问,只要有规律,这些规律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数学来描述出来。 如果一个因素不能固定,我们也可以不固定它,把它当作一个有某种性质的“随机变数”,也就是说标明这个因素不同数值的几率是什么,整个问题的演算仍然可以精确的进行。 而且近代数学有多方面的发展,我们完全有条件来处理这种非决定性的运算,只不过计算的结果不是一定的某种情况,而是很精确地算出各种不同的情况的出现几率是什么。 这对规划工作来说是正确的答案。 而其实一件在起初认为不能用数字描述的东西,只要我们这样地来做,我们就发现,通过这个工作能把我们的概念精确化,把我们的认识更推深一步。 所以,精确化不只限于概念的精确,而更重要的一面是概念的精确化。 而最终因为达到了概念的精确化也就能把量的精确化更提高一步。
为了进一步搞清楚社会科学,钱学森用了长达十余年的时间,系统地学习《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毛泽东选集》等。
足以见得钱学森钱学森对社会科学的重视。
过去,人们讲学好数理化,打遍天下都不怕。
而今,人们又讲大语文时代,得语文者得天下。
数理化回答的是科技的问题,大语文回答的是人文的问题。
哪一个正确呢?
《科学与忠诚:钱学森的人生答卷》吕成冬老师总结了钱学森的答案。
那么,你的答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