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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士大夫及其表达方式

从身份的角度，我们可以把中国传统的作者分成两类加以宏观的考察。

士大夫：绝大部分诗、词、文言文的作者，都具有官员的身份，还有少量接近或附属于“士大夫”的乡绅、幕僚、门客、闺阁等，其表达方式与“士大夫”也基本一致，可以归为一类。“士大夫”有比较高的身份，这使他们明确地对所写的作品主张其个人的作者权，一般情况下，读者也完全可以通过考察其生平、思想来解释其作品。

庶民：通俗文学的“作者”，往往无名，或者如《西游记》《水浒传》的“作者”那样，虽有姓名，但他们并不拥有对作品的完整的作者权，在他们之前，已经有许多无名的“作者”加入过创作队伍，以“世代累积”的形态完成我们眼前的这些作品。他们不是“士大夫”，而是“庶民”，是民间的艺人和低层的文人。这一类“作者”，实际上是群体性的，与"士大夫"作者所具有的明确的个人性，情况非常不同。

士大夫的“二重角色”：①中国在官僚选拔方面很早就形成了考试制度，国家通过考试把读书人吸收到官僚队伍中，相应地，读书人也通过这条途径去践履他的社会责任。②在纸的发明和普及使用后，大约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政治运作过程就呈现了高度“文书化”的面貌。有关政策的提案、讨论、决定、颁布施行及纠正偏颇等大都通过文书来进行，而且历朝都倾向于使用高水平的、美文化的文书。这种文书行政的方式加剧乃至固化了知识分子和国家官员合一的特殊的士大夫阶层。

从肯定的方面来说，它保证了国家指导者具备较高的学识水准，能体现出文化价值与政治权力的结合；但从消极的方面说，这也使政治的影响过于深入地干涉各种文化门类的演变。

一、从封建士大夫到帝国士大夫

封建士大夫：“士”以上的世袭领主，也就是封建贵族阶层。从封建时代的情形来看，确定士大夫身份的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是其实际拥有的领地、势力，二是来自君主的加封任命。

士大夫身份大致可以视为自身实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一种平衡，但这个平衡点偏向哪一头是因时因地变化的。到了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秦朝以后），国家权力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甚至倾向于不顾对象的自身实力如何，完全由国家来决定士大夫身份。自身实力起主导作用或国家权力起主导作用，会使士大夫阶层具有决然不同的性质。

所谓“二重角色”的士大夫，是以帝国士大夫为标准的，如果他自觉认同自己的身份，那么其表达的立场是近乎国家主义的；但是作为知识分子，他所拥有的古典修养却使他更容易认同封建士大夫的价值观。

二、从门阀士大夫到科举士大夫

门阀士大夫：世家大族代代相承，虽处帝国体制之下，性质上却接近于世袭的封建士大夫。在政治上也部分地继续着封建士大夫的自我主张，虽然上面还有一个皇帝存在，但门阀士大夫不会对皇帝唯命是从，因为他们首先要维护的是家族、集团的利益。反过来，皇帝虽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为了维持统治基础的稳定，在面对拥有巨大的庄园经济和其他社会资源的贵族时，也必须以理智的方式与他们妥协，照顾到各方的利益，才能占稳他的宝座。

科举士大夫：首先是因为其明确的帝国立场，从现实上说士大夫是考上进士做官的人；但从精神上说他们应该是超越个人视野、家族视野，而主动地以“天下”（实即帝国）为出发点进行思考的人。同时这种站在帝国立场的“救时”精神，又与“通经”“行道”的文化传承意识相结合；非常确切地对应着知识分子和帝国官僚合一的“二重角色”身份。

三、士大夫政治

门阀士大夫是某个家族、集团、地域利益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可以被视为社会上某个实际势力的“代表”，依靠背后的这个实际势力，他们跟皇帝讨价还价。所以，“代表性”是他们主要的存立依据。但科举出身的官员其地位和权力仅来自皇帝的一纸任命书，一般来说并没有实际势力在背后支撑，也就是说，缺乏“代表性”。

科举士大夫形成了特别的政治结盟方式，同一榜及第的进士们，结成了“同年兄弟”关系，他们跟主考官之间则是“座师—门生”关系，通过这种关系结为“朋党”，自唐代后期起，就成为非常突出的政治现象。相比于门阀士大夫天然拥有的父子兄弟关系，这是一种后天的、模仿的“父子兄弟”关系。

四、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中国士大夫的人格张力是个突出的问题，它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对高雅趣味的追求与对世俗娱乐的喜好，对物质享受的欲求与对清高名誉的迷恋，对直纯爱情的寻求与对声色犬马的沉溺等等，“知识分子+帝国官僚”的双重身份加剧了这种张力。

相对来说，贵族士大夫比后来的进土们大抵显得思想纯净一些，他们的表达更为任情；作为标准的帝国士大夫的进士，虽然自认为社会精英，其思想却充满矛盾，表达上也复杂多变，游移不定，复杂的程度甚至令他们索性想放弃表达。不过，到此为止也只是士大夫的自我表达，借助诗词文章等比较高雅的文学体裁来实现，其中虽反映出思想的芜杂，却也见其负荷之重、思虑之远。士大夫似乎注定要承受精神上内在的煎熬，作为其拥有“知识分子+帝国官僚”双重身份的代价。

五、士大夫文学

先秦的封建士大夫，还并未意识到他们写作的内容中有哪些部分可以算是文学；自汉魏六朝以来，诗赋盛行，文学的观念逐渐明确，而贵族士大夫也非常自得地展现其文学方面的特长；到了唐代出身低微的士人可以凭借文学才能，通过进土考试走上仕途，这便引起一部分贵族的敌视，把擅长文学的人看成“暴发户”，攻击他们作风“轻薄”“浮躁”；宋代的科举士大夫基本上改变了这个形象，但这个时代开始出现将文学逐出科举的努力；在道学成为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后，文学写作能力对士大夫来说，就成为“余事”了。

六、科举士大夫文化的发展困境

在世界史上，科举士大夫确实是近代以前的中国最具特色的东西。但自其成熟的时期——宋代起，其发展的限度便可预见了（意识形态、知识结构、经济基础、数量、特权等）。换句话说，宋朝已经展示了科举士大夫文化发展的极限状态，与此同时，对此文化具有挑战性（即改变士大夫阶层对文化的独占）的现象也逐渐出现，仅就文学领域来说就是非士大夫作者的逐步涌现，也就是作者身份的分化。

七、文学创作者的身份分化

乡绅胥吏、馆客门生、“专业文人”“江湖诗人”乃至闺阁、僧道等非土大夫作者，都能使用与士大夫文学相似的体制进行创作，在南宋之后，日益成长为不可忽视的一支作者队伍。不过，由于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依靠士大夫而生存、活动，故只能被视为士大夫周边的文人，其作品在广义上仍可纳入“士大夫文学”的范围，尚不具有现代“职业作家”那样的独立性。

第二章庶民文学的群体性“作者”

一、“近世”论与庶民文化

从士大夫的层面来说，“近世”的意义就体现在士大夫的产生方式基本稳定在科举制度上，从而使这个阶层的整体性质与前代的贵族门阀有所差异，士大夫既可以来自庶民，也可能沦落为庶民，科举制度不但造就这个阶层，而且不断地为这个阶层更新血液，使它免于固定、僵化，长久地维持其活力。而庶民文化的兴起，实际上也与士大夫阶层的性质转变相关。“士庶”关系的历史转变、社会阶层的流动，使庶民与表达工具建立起曲折的联系，这才令庶民文化进入我们的历史视野。所以，科举土大夫阶层的确立和庶民文化的兴起，确实构成了中国“近世”史的主要内容。

二、庶民文学

传播于民间的这些故事（如《采茶词》），虽然其现存的文本都被我们视为“文学”作品；但在当时，未接受士大夫式教育的广大庶民，其世界观、宗教信仰、伦理意识、历中知识、审美趣味、处世态度乃至日常生活的技巧等，除了长辈言传身教外，大都来自这些通俗作品，然后，他们又以群体的创造力不断地更新这些作品。对于庶民社会来说，它们的意义并不局限于专业领域意义上的“文学”，而更类似于古代神话之于原始部族，几乎就是其精神生活的全部。在这种形态下，庶民文学根本谈不上具有著作权的“作者”，或者说这“作者”只能是群体性的。

三、文本问题和“作者”问题

四、《西游记》及其“作者”

五、“近世”庶民文学的批评方法

对士大夫文学和庶民文学，在学习、批评、研究时我们理应自觉具备的方法差异。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前面反复讲述的群体性“作者”观。其实，只要我们愿意改变从个别作者的生平、思想去解释作品艺术特征的习惯，就不难发现，把“作者”视为庶民的群体时，作品所蕴涵的价值会更大。

当然，与群体性“作者”观相应，我们对于“作品”的把握方式也须有所变化。在资料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建议放弃对个别文本的执着，而养成一种“全揽”式的文本观。换句话说，就是对于今天能够搜集到的与某故事相关的所有文本，作出全揽式的把握。如此，才能尽量地还原出故事演化的历史流程。即使对于现在被我们信任为最佳的那个文本，也应该避免直接以文本形成的时期为"时代背景"。世代累积而成的文本包含了许多不同时代的元素，它像一条穿越时代的河流，映现于这条河流中的两岸风景，是一大段历史时间的空间式铺展，对应的是历史的变化，而不是某一时刻。与群体性“作者”观一样，“全揽”式文本观也提示了“作品”的更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