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论革命者：阿连德时代智利的技术与政治》短札 (original) (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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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ersyn背后是60年代全球泛左翼阵线在美苏之外寻求别种道路的乌托邦实践，对社会主义政权/国家/政党而言，如何在“内部反思”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或调整）革命路向，则构成尤其紧迫的新问题，Cybersyn关联的第三世界国家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计划经济“难题”就构成其关键环节之一。如何克服信息流通与决策的迟滞，平衡“条条”“块块”、计划的集中统一与工人阶级的自主性，防范官僚主义对人民民主的侵蚀等，是具有“同时代性”的问题。而地缘政治博弈的艰难，议会斗争的路线选择所携带的资产阶级法权和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变革间的固有张力，与总体性革命政治图景的匮乏、领导权争夺中的八方掣肘及为其加剧的“经济主义”“技术主义”倾向互为表里，最终导致蓝图的流产。 第二章提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旨在巩固苏联模式的“经济控制论”曾被苏共纳入考量，由此构成Cybersyn设计者的反面参照，彼时恰是中苏论战愈演愈烈、中国由“马钢”转向“鞍钢”的历史时段，如果Stafford Beer和毛相遇会怎样？另外，第五章引述Beer给Schwember的信：“我感受到了作为人的自由……我人生中第一次有了真正的朋友，工作中第一次不是背负着失望与苦涩蹒跚前进。……我厌烦英国，厌烦我的生活方式，我想要从头再来。……在我成长和生活的历程中，我总是活在各种约束之中。在我过往的观念中，这样的人生态度是‘体面的’。但与费尔南多深谈之后，我意识到这种世界观可能毫无意义。”若沿着Beer的视角重写，会不会是一段同样有意味的“社会主义新人”跨域成长（前）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