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读书笔记 (original) (raw)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读书笔记

自尼采始，人类对于“现代性”问题进行了长达近两个世纪的批判，原子化的个人，分离的社会，断裂的历史，信仰的缺失，公共领域的失语，人的异化，构成了现代性批判的底色。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柯的规训权力理论，更是将这种批判推向了最高潮，而几代哲学家针对现代性批判的矛头的核心，则是指向现代性立足的根本—基于主体性的理性。人类对于理性的反思和重新认识，催生了当代的各式亚文化。

那么，人类的理性还靠得住吗？人类是否还能够运用理性去和他者共处于同一片天空之下？尼采之后的思想家们对于理性和现代性的批判是否存在问题？他们的批判成功了吗？这种激进理性批判如果真的成立，人类社会的未来又将有何基础去继续立足？

试图解答上述问题，成为了哈贝马斯这部著作的核心出发点，他运用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试着一个个解决现代性产生的问题，并针对现代性的合理性提出了解决方案

就我个人的理解，哈贝马斯所言的交往理性，是指第一人称到第三人称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人和人之间参与互动，并且在几种不同的人称中交换视角，这些视角相互约束，这样的立场就避免了纯粹的主体化与客观化，改变了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关系，在这样的系统中，人的反思也避免了客观化和主体化，最终代替纯粹的自我意识，走出主体哲学带来的现代性困境，简言之，这是一种基于人际关系解构的，共情的，自我中容纳了他者的思维范式，哈贝马斯所描绘的是一种去中心化，但又存在共识基础的社会图景

哈贝马斯是一位相当不“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他把社会集体和团结放在个人之前，对于社会秩序，程序正义，合法性等有着坚定的要求

从整体结构上看，本书除了在结尾两章重点阐述了他的交往理性理论之外，前十章的绝大部分篇幅都是与其他哲学家进行对话，并给出哈贝马斯自己的分析和解读，从而一步步地论证了尼采、海德格尔、巴塔耶、德里达、福柯等人对于现代性批判过程中出现的困境和问题，推翻了前人的理论基础，进而在结尾部分引出自己的批判路径和解决方案，因此，本书除了是一部介绍哈贝马斯自己理论的入门著作之外，还更像是一部哲学史著作，作者详细地梳理了从黑格尔到尼采到福柯的思想流变，让每一位入门读者都可以快速又准确地了解现代哲学的发展概况，通过哈贝马斯的分析，我们能明显地看到现代哲学中德法思想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学术成果

然而，对于哈贝马斯针对各位哲学家的理论解读是否公允客观，有无曲解原著文本意义之处，笔者能力有限，无法进行分析和解答，同时，哈贝马斯对于前人理论思想的诘问，也因为原作者已经无法再进行回应，而有可能失之于片面。哈贝马斯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一经问世，也在当今的学术界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到目前为止，学界也依然没有能够达成广泛共识。因此，本书绝不是一本《圣经》式的、仅需要跟随并相信的经典类著作，而是作为一个窗口和契机，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新的思维方式，同时，也秉承了人类历代先贤们一以贯之的反思精神的启蒙之作

无论人类的理性经受了怎样的怀疑和批判，在当今这个创伤累累的现代性社会中，理性也是脆弱又狭隘的人类能借以达成共识的最后凭依。而自理性中来的反思精神和批判视角，则是保证我们避免自我毁灭的最后手段。不论哈贝马斯与前人们的争论对错与否，我们都应该吸收其中的理性精神和反思之光。永远保持追问，不要放弃自己，握紧手中理性的火炬，尽管未来长夜漫漫。

笔记部分

一现代的时代意识及其自我确证的要求

韦伯的西方理性主义所构建的现代图景经受挑战

目的理性的政治经济行为的制度化和理性价值的普及与自我认同的社会化模式构成了古典社会理论家口中的现代图景

当代的现代化理论将现代性从欧洲的起源中分离，使现代性成为一种中性的模式，现代性不是理性的客观演化必然

现代性的基础—理性—经受挑战，理性被揭发为主体性，理性仅仅是一个工具，代表权力意志

现代性和理性的内在联系在当今已成为一个问题

如果现代性和理性连接，那么现代性的来源被挑战，如果现代性不和理性连接，那么现代性本身被挑战，后现代对现代性的逆反由此而来，实质是悠久的反启蒙传统对启蒙的逆反

哈贝马斯试图为现代性重新找到合理性

哲学概念上的“现代”的来源—黑格尔，新的时代，1500 年，新大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为现代与中世纪的分水岭

“现代”所包含的历史哲学的视角：从历史视角出发对自己当下的位置进行反思

“现代”是一个动态概念，“现代”需要脱离其他时代的准则，自己替自己制定规范

“现代”的自我确证首先出现在审美领域，突出相对美，反对绝对美，历史主义的审美倾向

波德莱尔，艺术的一半是瞬间，另一半是永恒，现代艺术的本质性和暂时性的统一

本雅明，“现时”，“模仿”，反对“对进步的固执信仰”，反对将一切都相对化

二黑格尔的现代性观念

出发点：知识与信仰的对立，从主体性哲学内部打破主体性，理性作为一体化的力量

主体性主要包括以下四种内涵：

（a）个人（个体）主义：在现代世界中，所有独特不群的个体都自命不凡；

（b）批判的权利：现代世界的原则要求，每个人都应认可的东西，应表明它自身是合理的；

（c）行为自由：在现代，我们才愿意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d）最后是唯心主义哲学自身：黑格尔认为，哲学把握自我意识的理念乃是现代的事业。

启蒙时代仅仅是树立起了一个理性的偶像

在宗教改革上，反对启蒙派的同时反对正统派

宗教是“实现和确证由理性赋予的权利的力量”，宗教只有作为公众生活的一部分，才能赋予理性以实践力量

宗教的权威来自于人类的普遍理性

理性不仅仅能使生活分离和破碎，还能使之统一

主体性原则是一种统治原则，“人要么成为客体遭受压迫，要么把自然作为客体加以压迫”，理性的压迫特征

理性的人仅遵从自身的义务，普遍理性必定是客体，因此理性的人被自身所统治，是自身的奴隶

否认他人的生命既是自身的异化

黑格尔错过了现代性源于实证性因素的原则（错过了从主体性出发克服实证性）

黑格尔的一体化力量：爱和生命中的主体间性

抛弃古代基督教模式，发展绝对概念，走入另一个困境

理性宗教应该把自己改造成民众宗教

黑格尔注意到浪漫派的主观主义体现了现代性精神

理性作为一体化的绝对力量，在哲学场所发挥作用

通过主体性的征服暴力，才能实现一体化，一方将一方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后，达成的是错误的同一性，欠缺的同一性

主体性作为绝对力量，为了抵制一切绝对化，却将自己强加于他者之上，绝对者于是只是自我关系的调解过程，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在黑格尔辩证法中得到了统一

黑格尔用主体哲学的手段来克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目的是要把哲学作为一体化的力量，克服实证性，进而克服现代的分裂现象，但是他只是在表面上取得成功——辩证法一旦达到其目的，就失去了批判时代的动力

资本主义发展和现代社会的诞生，古典政治学分化的社会理论和国家理论的历史背景

黑格尔将市场流通描述为道德中立领域，个人以自身为目的，以他人为手段

现代国家的特征：市民社会的原则变为市场的社会化原则

黑格尔的解决方法：君主立宪制，将冲突的社会放置于伦理领域，利用君主立宪制扬弃社会

根据黑格尔辩证法，两个自我：普遍的和个别的，普遍性主体优于个别性主体，导致了黑格尔的“绝对制度论”，黑格尔式的极权主义

将伦理的总体性解释为主体间的交往理性

然而面临社会上民主自决的要求，以及理性和现实的不协调，黑格尔站到了复辟派的一边

“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主体性原则是规范的唯一来源

启蒙辩证法下，理性扩展到了一切领域，理性取代了命运，并预定了每一件事的本质意义，黑格尔在表面上满足了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的要求，代价是弱化了哲学的批判意义，拒绝了自我更新和自我批判的天职，站在时代高度的哲学丧失了意义

黑格尔第一个意识到现代性问题，合理性膨胀为绝对精神，导致黑格尔无法解决现代性的自我确证问题

后文哈贝马斯开始分析解决现代性自我确证问题的几种视角，并在全书最后两个章节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交往理性观念

三三种视角：黑格尔左派、黑格尔右派和尼采

黑格尔开创了现代性话语，声称哲学只是其时代的思想，时代的思想会转化成实践

时代精神支配了哲学，并且与传统断裂

康德区分哲学的通俗概念和学院概念

自然科学第一次不借助哲学的中介影响时代意识

黑格尔左派将批判从理性概念的压迫下解放

对历史瞬间的绝对重要性的认识

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批判

启蒙引发的自我绝对化的趋势

反对者（马克斯，海德格尔，福柯，拉康，德里达）认为理性只是一切异化的表面形式，目的是合理性统治

克服理性实证主义的路径：黑格尔左派倾向实践和革命，黑格尔右派信仰国家和宗教，尼采消解理性，认为理性就是权力意志

知识分子对理性的抨击，批判人类借理性名义犯罪

现代化是自发的过程，现代化是不可逆转的

尼采最终获得了胜利

3 实践哲学对黑格尔主义设计的继承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现代世界的中心在西方，必须破除今不如古的迷信，永恒的变化中具备重复的必然性，生产力发展导致强制性变动，伦理总体性仍有实现的可能，生产力解放的基础是生产主体的实践，构成现代性原则的不是自我意识而是劳动

然而实践哲学依然是主体哲学的一个变种，劳动概念和内在的目的合理性含混不清，将理性的一体化力量当作幻想，劳动个体通过压制内在自然的代价从而控制外在自然

4 新保守主义对实践哲学的回应

政治上建立自由主义宪政国家，推行社会福利国家改革

理念必须和现有的利益建立联系，坚决反对共产主义道路

罗森克朗茨对君主制的捍卫，卡尔施密特对极权国家的主张，德国的纳粹化

法西斯主义结束后黑格尔右派重新抬头

如果保守主义永远是胜利的那一方，那为什么保守主义还没有统治世界

里特尔，传统可以重新赢得现实意义，现代文化的丰富内涵必须得到遏制

现代科学已经放弃了哲学的传统理性要求

海德格尔和巴塔耶的反人道主义才是真正的挑战

现代性话语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就选错了方向，青年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曾徘徊过这个路口

四步入后现代：以尼采为转折

黑格尔及其弟子从未想过对现代性成就提出质疑

现代的首要特征是主体自由，人的不同生活领域和身份间的互相分离和独立

理性作为宗教的替代物发挥一体化力量的作用

尼采：对历史的客观主义表示反对，生命中一切必然准则变得毫无意义，彻底告别启蒙辩证法，打破现代性的理性外壳，抛弃历史理性，选择理性的他者—神话，回归古希腊，现代艺术是连接现代和远古的中介

尼采的酒神精神就是浪漫主义精神

黑格尔首次提出诗是人类的导师，艺术将接替哲学，“真和善在美中协调一致”

弗朗克：艺术应当释放出重新修复大众的道德总体性的力量

谢林：艺术已成为哲学的目的和未来，理性只能在艺术中重新认识自身

施莱格尔：美要获得自主性，需要同真和道德分离

早期浪漫派对酒神的褒扬，酒神作为未来的上帝来更新西方

瓦格纳：现代性尚未完成

尼采认为，酒神精神是主体性彻底的自我忘却，主体失去自我，审美表象的世界才会敞开，清除审美现象中一切理论和道德杂质，主体性不接受任何功利或道德命令，成为逃脱现代性的途径，理性的权力理论，真理信仰是为权力意志服务的

尼采的追随者：揭示权力意志，巴塔耶，拉康，福柯

海德格尔，德里达：将主体哲学的形成追溯到前苏格拉底时代

海德格尔和巴塔耶的两条道路

海德格尔把虚无主义的产生和克服看作形而上学的开端与终结，随着浪漫派退场，艺术在本质上已经终结，存在主义美学“美和真都和存在相关”，哲学必须承担起艺术的使命，为宗教一体化力量寻找替代物，以克服现代性的分裂，主体性必须学会克制

巴塔耶，将充满矛盾的迷狂经验神圣化，宗教献身和交媾行为—反理性因素的大爆炸，对突发式的情绪的追究，如果失去这种充满张力的矛盾则意识将无从把握，外在的他律因素是颠覆力量

海德格尔和巴塔耶的相似性：进行彻底的理性批判，不同点：海德格尔选择了现代科学的客观主义思想，揭示了对象化过程的技术统治意志，巴塔耶选择了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机器的目的理性行为，试图从工业生产中把握住现代社会内部的自我摧残趋势

理性和他者的对立关系，自我反思始终包含对他者的反思

海德格尔以主体哲学为主线，把理性解释为自我意识，认为虚无主义是由总体性导致的对世界的技术统治的表达，巴塔耶以实践哲学为主线，认为虚无主义是完全独立的积累所强迫的结果

海德格尔把艺术本体化，坚持解构活动，避免了理性批判自身的根基被摧毁，但他依然被困于他自己所否定的思想中，巴塔耶坚持酒神的基本审美经验，对神圣物进行科学分析和经济学设计，进而解释理性化过程最终回归的可能性

尼采和巴塔耶的共同困境：权力理论无法满足科学客观性的要求

尼采打开了后现代的大门，海德格尔和巴塔耶开辟了两条通往后现代的路线

五启蒙与神话的纠缠：霍克海默与阿多诺

弥补尼采的激进理性批判，《启蒙辩证法》，人们不可能再对启蒙的拯救力量抱以希望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与神话存在密谋关系，神话就是启蒙，《奥德赛》所呈现的就是主体性的历史，神话力量是一种延缓因素，组遏了人们追求的解放，启蒙是一个总体性过程，启蒙应到退化为神话，彻底合理化的现代世界仅仅在表面上消解了神秘化，但物化和孤立的诅咒依然萦绕不去

《启蒙辩证法》的哲学印象：冒险色彩，文化批判，抽象和简化的讨论内容

二人坚持认为，现代科学形成了自我意识，科学已被工具理性同化，艺术失去了批判内涵和乌托邦内涵，理性最终与权力相等同

但《启蒙辩证法》并未妥善处理资产阶级理想中的文化现代性合理内涵，没有充分注意到文化现代性的本质特征，没能告知人们如何摆脱目的理性的神话暴力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把启蒙看作是摆脱命运力量的失败努力，启蒙的过程导致了自然的非社会化和人类世界的非自然化

外部世界分化为存在者的客观世界和规范的社会世界，二者都脱离了主观体验的内在世界

意识形态批判指出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怎样混合起来，两种关系的混乱是因为有效性由权力关系决定，意识形态批判继续推进启蒙过程

批判理论最初发展于霍克海默，目的是试图阐明马克思做出的错误预测，但并未彻底告别马克思：哲学未经进一步的思考，就接受了资产阶级理想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提醒人们注意意识形态批判的两面性，一方面它赋予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一种具有欺骗性的外衣，另一方面它为社会的统治集团提供服务

他们把意识形态批判推向极端和自我超越，如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入有害的共生关系中，那么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将会动摇，反对理性作为意识形态有效性的基础，所以意识形态批判变成了总体性批判

意识形态批判同时反对资产阶级理想的非理性功能，又反对资产阶级文化的理性潜能，理性自身被怀疑为权力要求和有效性要求的有害混合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试图借助工具理性概念清算篡夺了理性地位的算计性和知性，理性作为工具理性，放弃了批判力量，这是意识形态批判的总体揭露，二人使用启蒙自身的武器来谴责启蒙的总体化

尼采则用权力理论解释现代性中理性与权力的混同，并把反启蒙推向极端

《启蒙辩证法》和尼采的批判在内容上的一致性，人被还原为对因果的思考和理性联系

不同点是，尼采使用了审美现代性的视角，打破沉沦历史的连续性

尼采的权力意志论证思路：将“趣味”提高为一种认识工具，将复杂命题还原为简单的价值判断命题，消除价值判断的认知意义，价值评估由价值创造引起，价值判断只是由审美激发起来的意志，意志对意志的回应、力量对力量的控制，权力意志的审美核心是一种感觉能力

然而尼采的文化批判应当阐明为什么普遍主义道德理想是糟糕的，并区分主动的和反应的力量，但尼采认为真正的文化堕落已久

总体化的意识形态批判转向了尼采的谱系学批判，较晚的不如较早的，于是理性信仰和科学道德等仅仅是低级反动力量的获胜，是一种权力的颠覆意志

霍克海默、阿多诺、尼采一样深陷尴尬，如果要继续进行批判，则必须保留批判的标准，来解释一切理性标准的堕落，由此陷入悖论

尼采的路径：一直在权力理论中寻找出路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路径：激化和公开意识形态批判的内在矛盾

尼采的启发意义：为我们提供了审美经验的视野，揭露了科学与道德都是病态的权力意志的意识形态表达

意识形态批判的终极揭露的意图显示了纯粹主义的企图，试图一举解开权力与理性混同的面纱，从而与本体论企图具备了相似性：本体论试图彻底区分存在与表象

六形而上学批判对西方理性主义的瓦解：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将酒神精神吸纳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中，跨越后现代思想的门槛，从内部克服形而上学

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解读：让哲学重新占据统治地位，海德格尔自己让理性与知性等同，彻底摧毁理性，现代存在把一切规范的取向都肢解为主体性的权力要求，和尼采同样穿梭在现代时间意识当中，将形而上学当作结束和开端，与他者的关系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之上，但是理解在现代性当中正在枯竭

海德格尔仍然拘泥于胡塞尔的现象学提问方式

海德格尔将研究方法与胡塞尔挂钩

胡塞尔的现象学区分两种领域：一是存在者的世界，二是纯粹意识领域，海德格尔一生都在坚持此种程序直觉主义

现代性话语的主题永远只有一个：社会约束的削弱、私人化和分裂，唤起人们对宗教一体化力量的替代物的需要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模糊立场：从本体化和基础化的角度搞混了模糊合理化生活世界的根源，和作为激进理性批判背景的主观艺术主义

海德格尔进一步认为现代性批判独立于科学分析，但越是远离科学研究，越是落入当代科学的圈套

海德格尔的存在的天命一直未被发现

哈贝马斯对海德格尔的质疑：超越了尼采的形而上学批判，也脱离了现代性话语，海德格尔严格意义上的论证研究是一条死胡同

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分析的目的是，重提存在的意义问题，但是要消灭先验主体性概念又不抹杀主体哲学的丰富性

海德格尔在先验立场中走向激进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通过三个概念策略为他的基础本体论铺平道路：先验哲学与本体论的结合，将现象学转换成本体论解释学，将基础本体论置于兴趣语境中

海德格尔基础本体论的核心概念：世界概念，世界是先于通过认知和行为与对象发生关系的主体，此在使一切存在者通过与它发生关联而获得存在

主体可以通过认知和行为与世界建立联系

海德格尔的原创之处：用世界概念批判意识哲学，但很快陷入困境

海德格尔将“此在”还原成一个主体，将此在理解为充满悖论的自我捍卫，舒尔茨的评价：一种无力而有限的此在自我捍卫的虚无主义

海德格尔回到了主体哲学的概念束缚之中，基础本体论深陷主体哲学的死胡同

康德和胡塞尔将经验与先验对照，海德格尔把本体与实体、存在与生存区分

海德格尔的立场转变：放弃了形而上学提出的自我论证和终极论证的要求，拒绝存在本体论的自由概念，否定了基础主义思想，否定了源始的超时间特征

继承了对尼采形而上学批判的反思

海德格尔通过把真理转化为一个基本概念，转移了真理问题，他仍然是一个十足的现象学家

海德格尔是否只能通过与国家社会主义联合才能为自己的源始哲学找到进路？

纳粹垮台后，他依然无法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认为有罪的是受害者

海德格尔的转向是他和国家社会主义相处经验的结果

法西斯主义如何渗透到海德格尔理论发展的过程中：他为此在找到了一个替代物——民族的集体此在，集体意志的民族的历史存在突显出来，整个民族替代了个体的生存，将此在等同于民族的此在，把真正的存在能力等同于权力的攫取，把自由等同于元首的意志

纳粹主义失败后海德格尔的分析：这场运动是真理的客观缺席，最有决断力的哲学家也只能逐步认识到这种政权的本质，对于世界历史的迟钝解读应由世界历史进程自身来承担责任

海德格尔将法西斯主义自身归为形而上学技术统治的表现形式，随着这一意义的转变，此在失去了揭示存在的功能，在他后期的哲学中，放任自在和百依百顺的激情取代了主体性，海德格尔的转变具有鲜明的历史时代动因

他仍然局限于主体哲学问题不能自拔

七超越源始哲学：德里达的语音中心论批判

德里达声称自己是海德格尔的嫡传弟子，他考察的是西方的整体性，并与他者对照，德里达研究的基调是解构

德里达针对语言进行系统的研究，把语言学用于形而上学批判，试图阐明文字学的基础，到语音中心论中寻找西方的逻各斯中心论，书写的文本让词语得以长久，而声音则容易让词语失传

德里达和海德格尔都认为，现代状况是由逃避现象造成的

令德里达着迷的是一种绝对可读性的观念，书写可不断地得到阅读

然而德里达仍然未能摆脱主体哲学范式的束缚

德里达对胡塞尔的意义理论的批判，逐步打破主体哲学，胡塞尔区分具备需要意义的符号和单纯的信号，德里达的批判则针对符号与信号的区分，限于符号学思考

胡塞尔认为符号在交往过程中承担的是从外在指明言语者内在行为的功能

德里达反对语言表达的内在化，把主体性的内在因素与构建世界的能力割裂开来，从而在主体性内部反抗理想直观的本质统治

胡塞尔把一切语言表达的意义都纳入认知维度，德里达反对把语言化约为对认知或确定事实有用的成分

把主观表达转换成独立于语境的客观表达是行不通的

德里达认为有必要激活符号的外在性，他反对自我同一的意义的理想性只能由在场来加以保证这一西方形而上学的基本观念，只有把表达与意义结合起来才能再现某种事物，符号不能保证它能得到理解，但它有可能得到理解，书写成了原始符号，独立于作为言语者和听众的主体，书写是一切声音形式的前提，现实直观表现出来的在场完全依赖于符号的再现力量

德里达坚持认为存在一个从未出现过的过去

德里达认为，书写在某种程度上是语言表达的首要媒介，书写是出色的反思符号，语言的本质是意义在符号的常规基础中固定化和制度化

德里达借用了结构主义语音学的基本概念—每个语音的关键特征由其与其他所有语音的系统关系确定，他考虑符号的结构性能，原始书写是语言和文字的共同基础，履行的是揭示世界的功能

德里达继承了形而上学批判的弱点，未能摆脱源始哲学的意图

德里达的意图并不在于用远古的资源克服现代性，而是要充分关注现代的后形而上学思想条件

八在爱欲论与普通经济学之间：巴塔耶

巴塔耶与海德格尔对解决现代性问题的提出方向存在相似性，但他选择了另一途径

巴塔耶的“异质”概念：一切拒绝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以及日常生活同化的东西，异质概念是超现实主义作家和艺术家基本经验的结晶，宣扬醉、梦、本能的迷狂力量，反对功利性、规范性和客观性的命令，目的是打破常规的感觉和经验模式

巴塔耶关注伦理合理化的基础，将现代性明确为一种功利行为的成功取向，认为现代性根植于理性历史之中，巴塔耶从道德批判入手，认为应当重新赋予主体以本能的冲动，本性要获得解放，获得真正的自主权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各种理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法西斯主义的影响

巴塔耶在《法西斯主义的心理结构》中，关注大众对元首的依赖，法西斯主义统治作秀的一面，精心设计的大众仪式，明显的暴力和催眠，对合法性的破坏，以及对表象民主和表象博爱的抛弃

法西斯国家所汲取的统治力量，源自现实社会的异质领域，巴塔耶思考异质因素发生分裂的模式，是通过暴力打破界限

法西斯元首作为“彻底的他者”出现在以利益为取向的大众民主背景下，法西斯统治下，同质和异质奇特地融合到了一起，呈现一种国家化的自主权，巴塔耶将这种法西斯元首行使权力时所具有的迷人特征还原为一种本真性的自主权，法西斯使得内在自然对工具理性的反抗服从于工具理性的命令

巴塔耶颂扬色情和神圣当中的“基本暴力”

作为共产主义者的巴塔耶，活动范围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当中

巴塔耶在消费当中看到的深刻矛盾：劳动力再生产和奢侈消费，非生产性的消费能够实现和证明人的自主权和人的本真存在

巴塔耶担心在一个物质丰富的世界中，真正的自主权也会受到压制，巴塔耶指责生产盈余脱离非生产性的利用，认为资本家有义务积极地消费财富，随着他理论的发展，他距离实践哲学越来越远

获得自主权意味着在劳动中释放出主体性，自主权的本质就是无用的消费和“我所喜欢的一切”

巴塔耶思考的是一种关于排挤的历史哲学，描述的是自主权在世界历史上的命运，“最初的劳动创建了一个物的世界…人自身也成了这一世界中的一个物…人一直都在寻求逃脱这一命运”

巴塔耶对斯大林主义的描绘：自主权和权力交易在一起，在苏维埃统治下出现了一种纯粹的客观的权力，客观的权力会阻止自主权对物的统治，苏维埃的政治图景中，对物的统治取代对人的统治

巴塔耶认为物化实践领域和纯粹自主权领域逐步分离，而自主权是理性的他者

“炫财冬宴”：巴塔耶探讨的一种非生产性消费的案例，北美印第安人通过给对手赠送大量礼物而炫耀财富，羞辱对手，放弃使用价值，获得权力或荣耀的胜利，却存在自主权和目的合理性之间的矛盾——反目的的浪费却又具备实际目的

巴塔耶继承了马克思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宗教伦理解释，一，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生命冲动受到种种约束；二，规范的有效性要求建立在僭越规范的经验之上，法律和违法存在着紧密联系；三，进行道德批判，宗教的发展过程即是伦理合理化过程

巴塔耶的普通经济学设计：如何无私地消耗过剩的资源，荣耀地消耗（增强和激发生命的方式）或灾难地消耗（帝国主义冒险、世界大战、环境污染），如果不以荣耀的方式消耗，则灾难性的浪费形式将成为唯一的替代方案，巴塔耶希望把彻底的物化转变为对纯粹自主力量的复活

在许多地方，巴塔耶仍然不自觉地陷入启蒙辩证法的漩涡之中

九理性批判对人文科学的揭露：福柯

福柯视巴塔耶为他的导师之一，但福柯并非巴塔耶的继承者

福柯深深卷入结构主义运动当中，作为一位科学史家处理现代性批判这一主题

首部著作《疯癫与文明》，开始对理性进行批判，把疯癫当作一种理性的补充现象，从哲学角度加以探讨，福柯认为临床医学的诞生导致了医学意义上的精神病的出现，将疯癫的形成过程看作理性建立的过程，试图用同一性的思想手段打破同一性思想自身

福柯把历史学作为一种反科学和人文科学对立起来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开始对话语与实践之间的特殊关系进行研究，将人文科学作为以肉体为中介的权利化过程

福柯根据理性与疯癫之间的转换关系赋予历史时代一种更深的意义，一是十七世纪中叶出现的隔离浪潮，二是十八世纪末这些隔离收容场所向封闭性机构的转变，通过这种隔离，主体最终把自己提升为人类的普遍理性，两类隔离实践都试图从疯癫中清除掉那些与理性相似的特征

精神病机构的诞生是规训化的一个典型形式，监管理性征服了全人类的社会机体

全景监狱式的解构也出现在人文科学的诞生过程中

福柯的谱系学实践，寻找追随着历史不断变化的有效性条件发生的制度根源

福柯的谱系学以反科学的形式出现，接受尼采的观念，有了权力这一基本概念，谱系学研究才有了一种现代性批判的维度，福柯就是要用权力理论揭露虚伪的人文主义

福柯试图抛弃现代性的在场主义时间意识，分析实际发生历史的多样性，消除同一性的幻象；由此导致福柯在方法论上告别解释学；福柯主要是想把普遍性的历史学推向终结，打破虚假的连续性，充分关注断裂、转折以及转向，放弃建立总体性

唯一保持不变的是权力

福柯把权力提升为从事理性批判的历史学的先验—历史主义概念，通过解构历史把尼采的理性批判纲领向前推进，剥夺了话语构成规则历史的一切权威性，对先验权力话语形态做了认真的考察，把权力看作是战斗双方的互动关系

1968 年法国五月风暴后，福柯彻底告别了先前的政治信念，对政治冲动失去希望

福柯认为，主要的范式是有序符号系统，是随着事物的表现而产生的一个分类秩序

《词与物》中对《宫娥》的解读：认知主体要用有限力量的意识来算清无限力量所要求的一切，现代知识型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这样的疑难

福柯的基本思想：现代性的特征在于主体具有一种自相矛盾和人类中心论的知识型，这种知识型中的求真意志是揭示知识与权力之间内在联系的关键

福柯使用的三种矛盾关系：先验与经验，意识的反思活动与反思无法挽回和预料的一切，源始先天完美性与源始的未来性

人作为一种存在物与他自身所创造的对象处于互动之中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阐明了人文科学无法把自己从推动它们的权力中解脱出来

通过谱系学方法，福柯把求知意志和求真意志加以普遍化，解释成权力意志本身，并推定一切话语都隐藏着权力特征，源于权力实践

十权力理论的困境

哈贝马斯认为，福柯使用求知意志来阐明作为谱系学历史写作基础的权力概念，遇到了三大难题：福柯没有认识到他的人文科学考古学与海德格尔现代形而上学批判之间存在的明显亲和性；福柯与结构主义之间的亲和性也成问题，结构主义对人类中心论思想的克服，不过是对古典时期原始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更新；福柯使用的知识考古学手段对自成一体的知识形态的自足性造成了危害

哈贝马斯认为，福柯应该放弃知识型的自主性，转而捍卫其权力技术的基础，就可以超越主体哲学，不必依赖结构主义模式或存在的历史模式，同时，求知意志应该解释清楚为什么经过科学休息加工的人的知识会通过各种形式直接变成规训权力，但福柯把这种求知意志彻底融入了权力范畴，而权力范畴在使用过程中非常模棱两可

权力概念的模糊性是福柯七十年代后的作品的一个显著特点，《规训与惩罚》

惩罚从拷问改为监禁，在福柯眼中是一个典型的过程，源头在于现在的统治技术，除了驯服囚犯，还要改造囚犯，规训的力量无处不在，权力形态和知识形态构成了一个难分难解的统一体

福柯把人文科学归结为一种形而上学历史所阐明的求知意志的建构力量

福柯的谱系学具备两面性，一是经验作用，阐明关于人的科学的的社会功能语境，二是先验作用，阐明关于人的科学话语如何成为可能

福柯用权力概念强行把先验的唯心主义思想和经验主义本体论的前提联系了起来，但是依然不能走出主体哲学，他无法用从主体哲学自身获得的权力概念来消除他所批判的主体哲学的困境

谱系学恰恰就是它反对的虚假科学，带有在场主义，相对主义和潜在的规范主义特征，它彻底消灭了主体，却落入主观主义无可救药

福柯的知识客观性成了问题，在场论，相对论，潜在规范性基础，而福柯并未正视这些矛盾

福柯的方法既要坚持客观主义，又要诊断时代

福柯同样无法避免相对主义，陷入自我关涉的窠臼，谱系学中的反权力，自身也会导致新的反权力，进入了相对主义的自我否定

对福柯而言，权力与反权力不存在正确的一方，对于必须反权力的原因，福柯语焉不详

哈贝马斯想重点考察的两个问题：社会秩序之所以可能，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

如果只承认福柯的权力规训模式，而不去使用价值、规范和理解，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何持续不断的局部斗争会构成制度化的权力

现代社会中复杂的生活关系的建构已经远远超出了自然法契约关系的范畴，福柯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认为资产阶级宪政国家似乎是绝对主义时代的残余，已经毫无意义

福柯把文化和政治简单地混为一谈，阐述存在明显不足，他有选择地使权力理论普遍化，抹杀了社会现代化的复杂性

福柯用意识哲学来消除意识哲学所无法处理的问题，用零碎的权力化概念取代了个体化的社会化，而此概念不足以阐明现代性的矛盾现象

十一走出主体哲学的另一条路径：交往理性和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

回到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起点，重新考察人们在面临重大选择时的前进方向，是哈贝马斯的思考出发点

黑格尔和马克思：根据交往共同体中非强制性的意志形成模式对伦理总体性嗯直觉加以阐释

海德格尔和德里达：把阐释世界所具有的创造意义的视域归入具有交往结构的生活世界

福柯：权力理论

哈贝马斯：客观认识的范式必须被主体的理解范式所取代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以沟通为取向的行为模式，交往范式奠定了互动参与者的完成行为式立场，互动参与者通过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沟通而把他们的行为协调起来，多人称视角地切换和约束，避免了纯粹客观化的立场，用语言建立起来的主体间性避免了先验—经验的立场选择，从而使自我能够从他者的视角出发与互动参与者建立联系，避免了客观化，同时代替了自我意识，参与互动的言语者和听众直接就世界上的事物达成沟通，而生活世界始终都是参与者共同的完整而不可分割的背景，既构成语境，又提供沟通的资源，于是互动者不再是原创者，而是作为传统的产物，团结的产物，社会化过程的产物，从而实现一体化，对话式的自我批判有助于消除虚假的本性，消除对感知和行为的不自觉的限制所具有的虚假的先验性，生活世界概念需要转变为一种可以使用的经验概念，与自我控制的系统融为一体，同时有必要严格区分发展逻辑问题和发展动力问题，从而在方法论上把社会进化和历史加以区分，并在二者之间建立联系，最后，社会理论需要对自身的发生语境以及在当代语境中的位置有明确的认识，进行时间上的定位

可以简单理解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是一种基于人际关系结构的、共情的、自我中容纳了他者的思维范式

最重要的，哈贝马斯试图阐明的是，范式转变“何以能够”使得现代性的困境得到解决，从而正确地对待自尼采以来轻率告别现代性的致命动机，在交往理性中，纯粹理性的纯粹主义并没有得到复活

激进的理性批判似乎成为了一种当代的时尚

H ·伯麦和 G·伯麦的《理性的他者》，探讨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背后的隐藏物，通过分析康德的私生活，展示了理性的成本，新的理性批判压制了现代性固有的反话语，现代性的反话语试图揭示启蒙自身的狭隘性，理性本质上是一种自恋的权力，将周围的一切都视为征服的对象，理性变成了主体性，成为各种自然力量的傀儡

主体性的他者已经不再是分裂的总体性，而是相互复仇的力量，总体性遭受扭曲所导致的苦难

理性的历史形态可以从他者视角加以批判考察，而这种考察需要一种超越自身的自我反思行为

理性的他者始终是权力理性的镜像

被解构的范式催生亚文化

又尼采引发的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是破坏性的，只要西方认为人与世界表现出一种垄断关系，那么理性就只能在本体论，认知论或语言分析意义上局限于某个层面

真值语义学出发点也是逻各斯中心主义

交往行为的参与者从生活世界中汲取共识的阐释模式，规范可靠的关系模式，以及社会化过程中获得的能力

将理性看作交往行为的中介，则理性就将自己的取向转为互动参与者主体间相互承认的有效性要求，交往理性是一种包含了道德—实践内涵和审美—表现内涵的程序主义理性，表现为一种解中心化的世界观，理解行为承担着一种协调行为机制的作用，交往行为者必然要卷入一种集体责任

交往行为理论中，把生活世界和日常交往实践结合在一起的循环过程，占据了马克思主义为社会实践保留的中介位置，把理性实践理解为体现在历史、社会、肉身和语言中的理性

实践哲学限制了劳动的意义，同主体哲学保持联系的思想无法克服二元性

卡斯托里亚迪斯：社会分为创造者和创造物，建构者和建构物，语言揭示世界的功能，类似与先验意识的创造功能

意义无法穷尽有效性

生活世界的符号再生产与其物质再生产之间有着一种内在联系

哈曼的批判：纯粹理性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体现在交往行为语境和生活世界结构当中的理性

通过交往达成的共识，使得社会互动和生活世界语境连为一体

交往行为理论认为，有知与无知的辩证关系扎根于沟通成功与沟通失败的辩证关系中

言语的理性潜能与生活世界资源是交织在一起的，生活世界提供的知识是一种整体论的知识，是一种由背景假设、团结和社会技术组成的混合物，具体的生活方式取代了同一性的先验意识，这些共同结构通过以理解为取向的行为对各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产生深刻影响

十二现代性的规范内容

为了告别现代性，激进的理性批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尼采以来，阿多诺，福柯，海德格尔，德里达等的理论，最终形成的都是一种难以调和的混合物，在科学分析内部都是自相矛盾，理性批判忽略了其自身的基础，它更大的缺陷在于对现代生活方式的全面拒绝

如果在没有批判和哲学作为中介的情况下，将专门的知识转移到日常生活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中，一方面会危及知识的自主性和独特性，另一方面会破坏生活世界语境的完整性

交往理性概念超越了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

自然的自我调节过程也包括活跃在这个过程中的主体的自我实现，二者都是一种自我创造过程

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是一对互为补充的概念，在交往行为中出现的多样性和分散化通过抽象的过程使独特的生活世界内涵在一般生活世界结构中突显出来

哈贝马斯所描绘的是一种去中心化，但又存在共识基础的社会图景

生活世界作为资源，分为文化、社会和个性三个不同的部分：文化是一种知识储备，促成有共识的解释；社会是一种合法的秩序，促成团结；个性是一个表示习得力量的术语，使主体可以捍卫自己的同一性

生活世界的符号再生产是一个循环过程，在这种再生产过程中，有效知识、团结以及个人认同得到不断地更新

在现代社会，主要传统浓缩成一些抽象的因素，法律原则和道德原则越来越不针对特定的生活方式，认知结构越来越脱离文化知识的内涵，这种形式与内容的分离，在交往理论看来，都是以主体间性作为前提条件，用语言建立起来的

随着生活世界结构的不断分化，社会病理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合理性潜能没有得到均等释放，使得社会图景支离破碎

生活世界的解构发生激烈的分化，生活世界会构成高度专业化的亚系统，随着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交往行为者自身所承受的理解成本也在不断增加，同时交往过程中产生分歧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

由于生活世界自身只能发挥有限的协调作用，因此，当社会复杂性达到一定水平时，就必须使用特殊语言来减轻日常语言的负担：货币

货币形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功能的亚系统，与周围的环境发生联系，导致权力与货币的同化，以及传统劳动方式的消解

卢曼的系统功能论：用一种自我关涉的系统代替了自我关涉的主体

货币和权力等媒介如果要在生活世界中获得合法的制度化，生活世界的合理化首先必须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合理化生活世界的规范意义有了更广泛的表现，于是系统命令和生活世界命令之间出现了摩擦，并引发了新的冲突

由此而触及的另一个问题：在宏大设计中克服危机的可能性问题

一个社会要对自己产生影响，一是要有一个反思的中心，另一方面是要有一个行政系统

公共领域建立在异议的相互渗透的基础之上，整个社会的反思意识源于公共领域当中更高层次的主体间性，而今，政治已经变成了一个具有特殊功能的亚系统，这个亚系统并不具备必要的自主性

社会福利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反思性，致力于驯服资本主义经济，也致力于驯服国家本身

现代社会就总体而言在自我反思能力和自我组织能力之间出现了不平衡

把幸福和解放与权力与生产等同起来的乌托邦想法，从开始就导致了长达两个世纪的现代性批判

“每个人都在用他人扩展和加强自身力量来证明自己扩展和加强自身力量的合法性，好像力量角逐背后隐藏的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游戏规则。现代欧洲创造了精神前提和物质基础，让世界用这种心性结构取代理性。而这正是自尼采以来理性批判的真正核心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