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黄宗智的“内卷化”分析 (original) (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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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重要性在历史研究中不言而喻，但黄宗智对此采取审慎的态度，尤其是政治化的理论，黄认为其会阻碍我们对历史真实的探索，因此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黄主张遵循从史实到理论而后又回到史实的这一研究程序。

在本书中，作者首先分析了两种经典理论的代表——斯密和马克思，随后又分析了两个现代派别——蔡雅诺夫和舒尔茨，他们是当代小农经济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尤其是舒尔茨的理论对本书的研究有重要的基础作用，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的停滞不是来自小农缺乏进取心和努力，或者缺少自由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而是来自传统投资边际收入的递减，也就是说，传统农业的增长是建立在不断增加的劳动力投入的基础之上，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不断下降，即农业的“内卷化”。

黄宗智认为对各派学说都需要进行反思，取长补短。于此，黄认为明清以来的六个世纪中，江南地区经历了蓬勃的商品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以及1950年至1980年的集体化和农业现代化，但是江南地区的小农农业长期徘徊在糊口的水平，只有到了80年代以后乡村工业的发展才改变这一困境。这样一种长期处于糊口水平的农业，黄宗智认为这就是“内卷化”的结果，即农业处于“没有发展的增长”的状态。这种“内卷化”即是建立在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导致亩产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农民家庭年收入的有限增长，但同时伴随的则是劳动生产率的降低以及单位工作日的报酬递减。这与“没有增长的发展”是相对应的。

黄宗智认为，无论是明清时期的商品化，还是帝国主义的影响甚至是集体制下现代农业的推广，均没有改变江南农业“内卷化”的发展局面，只有到了改革时期，乡村工业和副业的发展才真正解放了农村劳动力，改变了“内卷化”的趋势。黄宗智关于江南农业“内卷化”的分析与伊懋可的“高水平平衡发展”的提法有类似之处，不过伊懋可认为打破这种高水平均衡陷阱的动力来自帝国主义，黄则依旧认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到来也并未改变江南农业“内卷化”的局面。

如何看待黄宗智关于中国农业发展（包括江南和华北）的观点？我认为通过不同研究的对比应该会使我们视野更加开阔。李伯重的《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一书可与本书相互参看。与众多学者赞成明清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观点不同，李伯重等加州学派的学者对明清时期江南的经济成就和生产力状况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李伯重认为，我们在讨论江南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时，不能以现代工业劳动生产率（重要是西方的模式）来衡量，这是因为：第一，现代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是以（工作）“日”或者“小时”进行计算，而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则是以“年”来计算；第二，现代工业劳动中劳动生产率的劳动力计算单位是单个工人，而传统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通常以家庭（户）为单位；第三，现代工业中的工人从事的劳动基本上是单一的，而传统农业中的农民从事的劳动则是多样的。

因此，李伯重认为在江南地区的一年二作制下，“人耕十亩”是江南农户最合适、最典型的经营规模，这在清代前期成为普遍。“内卷化”理论认为经营规模的减小，必然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但是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农户若经营超过十亩的土地，其是不现实也不划算的，劳动生产率反而不高。在“人耕十亩”的情况下，只需农夫以及耕牛即可（无需请雇工），而农妇从耕地中解放出来，这使得蚕桑业、棉纺织业成为其劳动的主要方面。正因为这样，“男耕女织”成为明清江南最普遍的家庭分工模式，妇女在蚕桑、棉纺业中的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其在田地中的劳动生产率，而这也促进了农户家庭总生产率的提高。故李伯重认为，“一年二作”、“人耕十亩”和“男耕女织”这三位一体的农家经营模式以其优越性成为清代前中期的典型，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直到1850年以后仍在沿用。因此李伯重主张的是清代江南农业不但不是“内卷化”的，相反还是增长了的。

无论李伯重等学者对明清江南农业的发展给予多么高的评价，但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中国农业的这种发展为何没有发生突破，并为其他近代工业提供必要的支持。正如珀金斯的研究那样，中国传统农业依靠不断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亩产来维系不断增加的人口，但这种发展模式总会遇到其极限。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黄宗智的“内卷化”分析又是有其独到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