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人和人的普通 (original) (raw)

2023-07-12 19:02:50 已编辑中国香港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在我看来，本书是由割裂较为明显的两部分拼合而成的。1-9章围绕墓志对传主前半生的叙述，讲述主人公王钟儿（慈庆）的籍贯地理、家乡社会、导致她由宋入魏乃至进宫的历史事件、北魏皇宫内侍体系、宫女来源等等，在补充各种背景事件信息中顺流而下，像一个普及性人文历史杂志的专题；10-25章，则详陈北魏献文、孝文、宣武直至孝明历朝（同期后宫的主角则是文明冯太后、冯太后女侄，直到灵胡太后）的宫廷政治史，实际上是以北魏“子贵母死”制度的后期演变为线索展开的前朝后宫变动史，间或强调主人公在某事发生当时可能在场。

我认为本书的精华在于第二部分，但不是“主人公的余生”这个意义上的。盖一个宫女，即使高阶且有墓志存世，即使是卢丛璧之流亚，也很难组织出一个以她本人为主的故事；前九章就是例子。有信息和事件，但也都不是主人公专属的，甚至可能压根不属于她；比如对出生地特产的讲述，我读到那里的时候代入了一下，反正我家乡那些出名在外的特产，我不甚了解，没有接触过，也并不喜爱——这当然也是个例，只是说很多基于零星材料“想当然耳”的抒情性想象不一定唤起读者的共情；这也是我不爱看、不想看当代另一些“小人物史学”读物的原因。

第二部分的精彩之处也不在于终于推出了主人公——实际上仍然没有，而是抓住了“子贵母死”制度这条线索，讲述了与主人公处在同一时空的有力者是如何利用这一制度操弄他人，而制度本身又是如何像利器一般，在一次次见血当中一步步强化乃至僵化，一出接一出的阴谋戏剧如何因之上演，大部分人包括历任皇帝都处在被牵制操弄的地位，苦痛阴惨之事绵延不绝、胜利者的荣光鲜少持久，人的悲剧贯穿始终。这样的一部分，才成其为人物、冲突和逻辑兼备的、有机的“故事”。

“子贵母死”是北魏道武帝为了强力控制拓跋部落而推行的野蛮手段。这一政策的初衷，是克制道武帝强势的妻族、母族部落，北魏政权也确实得此力而强大、而澄清了北方——这是本书的前情背景；本书的故事，始于北魏汉化之际。不再有强大的外家部落，“子贵母死”制度却在创立依据逐渐灭失的情况下，仍强力延续百年。这源于文明冯太后的努力；她上位之后主动利用这一旧制打压对手，控制献文、孝文两代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君主，执权柄近三十年，为家族谋利。制度的独立性在此显现：虽然创立的基础已经不存，它却在有心人手中日益严苛、僵化乃至膨胀，诛戮的范围从皇子生母本人扩大到生母的亲族，诛戮的时间从皇子十余岁立储时提前到诞生时，数代皇子皇妃受它的威胁和残害，既导致后宫倾轧、生下儿子的嫔妃们横遭不测，也导致嫔妃们不愿生子，为此不惜戕毒自身。直至北魏宣武帝元恪——他的嫡母一度是孝文幽皇后，本书中称为大冯，因是文明太后两个当了孝文帝皇后的侄女中较大的那个——在他的生母、贵人高照容被大冯皇后谋杀时，他还不是太子而大冯也不是皇后，当时的皇后是大冯的妹妹；而谋杀的次年，发生宫变；宫变的次年，原太子元恂被废，元恪被立为太子，大冯同年取代妹妹成为皇后。高妃死时只是普通皇子的母亲，子尚未贵而母已先死，这甚至不是明公正道地杀人于法下，而显然是预备当皇后的大冯昭仪看上了这个皇子，要效法她的姑母文明太后提前抓权。田余庆据此逆推，早在高照容被谋杀时，冯氏针对废皇后和前太子的阴谋已经在酝酿中，因此次年元恂的突然北奔，可能不是如传统史家所说的出于反对父亲改革。——这么一位宣武帝，年近三十，尚无子息，当他的胡氏妃子即后来的灵太后怀孕时，既为了防止她被害，也为了防止她自害，宣武帝让他信得过的身边人组织人手照顾产妇，日后的孝明帝元诩诞生后即被“养之别宫”，皇后与生母都不得插手甚至探视，而是由这个保傅团队抚养——这里其实是本书主人公与这一大篇惊心动魄的皇公贵胄争斗史之间，唯一“上台面”的交集。她的在场终于可以不通过“想当然耳”，而是通过史料的互证来确认：作为服侍过宣武帝母亲高照容的宫人，当时已经出家并起法名为慈庆的宫女王钟儿，正是被宣武帝选中的保傅团队的负责人（之一）。她在完成这一任务时的勤力和她因此受到的两代皇帝的优容和依恋，都体现在她的墓志中。

我认为构成这本书实质内容的，仍是“子贵母死”的演化史；其间处处穿插的王钟儿-慈庆的存在痕迹，反而显得勉强。确实她可能是现在有迹可查的非权贵里，和这段主题历史关联痕迹最多的人：高照容被害时她是高的宫人，灵太后生子时她又陪护左右，但毕竟大部分事件没有她直接在场的证据，而她确切在场的事件，难以使我感同身受的另一原因，是记载中没有她主动的作为。她的行迹在最后与主线正式交汇，确实为这段充满杀戮龌龊的由宫闱到前朝的历史，加入了一点柔和的、人性的因素，然而那可能也是她在记录中最具主动性的举动了：奉命完成一项看护任务。这任务意在突破旧制，想必并不轻松，但也没有直接的信息了。对于女性，是这样的。本书中也提到的《晋书赵至传》，在唐长孺先生的勾稽梳理下，主人公以普通士兵之子的身份，为了逃离曹魏“士家”制度的严厉限制而谋得一条仕途，从少年时期起佯狂、自残、逃亡、就学、改名，落籍于边荒，辛苦二十年后看似初步达到了进学做官的目的，却母死父老、不得相认，终于在矛盾下呕血而死，这些经历摊开呈现时，无人不会感受到那种撼动人心的、强烈的悲剧感。王钟儿的人生同样流离辛苦，她也未见得没有争取一些什么，但史无载。这是传统历史书写的结构性歧视，然而如何从传统历史本身找到材料克服这种结构性歧视，我也想不到。我觉得我没有在这里看到例子。

我觉得不可忽略的另一点是：以“子贵母死”为切入点的探寻思路，是田余庆先生的独见之功；本书主人公入宫后的叙事完全是按照田先生《拓跋史探》的线索展开的，这也是我认为本书由两部分构成的原因——宫廷史和第一部分的事件史、风俗史，融不到一起去。在后记中看到罗新老师提到“读到《拓跋史探》中关于子贵母死制度的几篇时，意识到慈庆的墓志里可能蕴含着值得深挖的故事”之前，大概在阅读后十几章的时间里，我都在郁闷地疑惑：这大半本书不就是对《拓跋史探》第一章最后一节“子贵母死制度里的几个问题”的扩写？因为题材冷僻而史料贫乏，《拓跋史探》是一本较为艰涩的书，我记得当年读得是相当费力。但是返回去看这一小节时，反而发现不但前因后果梳理得异常清楚，而且虽然篇幅不长，但最具戏剧性的事件和事有蹊跷而需要推理的关节，包括但不限于制度的每一次借事膨胀、高照容之死和元恂之“反”等等，也都已经提到点出，令人由衷体会到原书信息密度之大。

田余庆的痕迹太重而无法抹去，有些历史学者思考的痕迹是非常独特的。文明冯太后的形象在一般史家那里不是这样呈现的，她毕竟是一位掌权期间颇有治绩的女政治家，以政治家的作为而非人品评价其人，也是一种更常见的取向。就是田先生自己初成文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中，不也说过“这类坏事很多同辈人都做过……却是同辈人没有做过的好事”吗？但《拓跋史探》在讲完道武帝如何创置子贵母死这一野蛮政策并获得成功之后，便着力于继续描述该制度如何“在她（文明太后）手中成为后宫倾轧的工具，更增加了其残酷性质”，且说：“史家称赞的太和之政的背后，竟有冯氏姑侄相继演出这许多恶剧、龌龊剧，是议论文明太后功过者未甚留意的问题”，对于冯太后良好的政声，他的评论则是：“冯氏擅权于北魏向上发展时期，虽惯用挟制戕残手段而于国运无甚妨碍。”和论曹操时明快斩截、事事有判断，事事有结论的基调不同了，此处阴郁地注视历史的暗面，他的结语甚至不是确定的：“子贵母死的研究给我一种认识：野蛮孕育文明；同时也给我一个疑问：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使用残酷的暴力手段，难道古今文明都需要野蛮残酷才能孕育？我思之再三，无从作出答案。”田先生在一步步探寻出子贵母死这一政策的由来、演变和后果之后，发出这样的感慨，是顺理成章的。“历史是什么？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拓跋史探》的研究始于八十年代而书成于九十年代，田先生是对现实体认极深的历史学家，他看到——统治者为了使政权避过一些眼前的危险和挑战，采用一些残忍的、亏心的政策，在当时用一些掩人耳目的手法给它一个正当的名分，可能因此渡过眼前的危机，也凭借更加稳固强大的政权达到更高度的繁荣和文明，但政策创立之后便有独立性，意识形态被人所发明也能够控制人，始作俑者并不能预见到自己的创造在后代会被如何运用，比如落到文明冯太后那样的强人手中，“培育寄生于政权躯壳之中的家族利益”，并因此作出更多更加残酷荒谬、伤天害理乃至反危害政权自身的事情。罗新老师在书中也转述了这段话，但这句感慨其实在一个普通人的故事中放出来看着是有点不知首尾的。

本书强调“关注普通人的史学”。其实我的感受是，如果要写“普通的人”，明清以降时期由于材料丰富，有大得多的优势，能够从案卷、方志、奏折等各种档案材料中提炼出一个个具体的人；而且也已经有很多著作（写得怎么样另说，我认为有些不过是堆叠剪切，也是浪费材料）。中古及以前阶段，原始档案缺失，但其实我也在很多研究中看到了学者们对升斗小民的关怀，他们更多的是聚焦于“人的普通”，一方面有制度史、经济人口土地史，能让读者花点功夫以后也能构建出一角当年的生活，另一方面，即以本书的题材为例，有没有这个宫女，使读者感慨最多的，恐怕还是北魏宫中那些争斗故事以及故事中的人，说实话，我看本书产生的感触还没有我读《拓跋史探》相应章节来得多和深。像田先生这样借助对现实政治的深刻体察，揭示当权者的作为以及心态并从人和人道的角度评判他们的作品，其中体现的对普通人的关怀，只怕还要远在某些名为关注底层，实为占学术山头的作者作品之上（不是说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