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祖先吃人肉吗? (original) (raw)

随着乌尔善导演作品《封神》的热映,商周——中国人文字和文明肇始的时代,再次受到广泛关注。

在传统历史和演义叙事里,商纣王昏庸、残忍、贪婪、好色,国家民不聊生。英武贤明的周文王、武王父子挺身而出,在姜子牙等精英的辅佐下,吊民伐罪,诛杀纣王,重建太平盛世。

一代天选之子,结交四方英才,齐心协力消灭大魔王,最终拯救世界。在东西方神话志怪、寓言故事,以及当代的小说、动漫、游戏中,这样的套路屡见不鲜。

毕竟,每个人都喜欢充满正义而爽快的故事。

然而,历史果真是如此吗?会不会有另外一种书写的可能?

青年学者李硕,以其奔涌的想象力与沉郁的笔触,叙述了历史的另外一种可能性——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血腥、阴森、黑暗的时代。

用作者本人后记的描述:

这是一场无法解脱的恐怖之旅,犹如独自走过撒满尸骨的荒原。

如果将《翦商》拍成电影,那一定是带有Cult气质的18禁恐怖片。书中大段文字也颇有种邪典纪录片的质感。在全书一开篇,就展示了一段血淋淋的仪式:

类似关于残杀、虐杀的复盘,在书中占据了极大篇幅。冷峻直述的笔触+大量骷髅的高清照片,充满了诡异而可怖的气质。 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个镜头特写:

H278(殷墟四期)是一座规范的祭祀坑,也保留着虐杀的现场。坑中埋有一具成年男性尸骨,怀中紧抱一具幼儿尸骨。 成年男性被从腰部砍断,……上半身只剩头部和残缺的两臂,颈椎、肋骨和一只手被砍掉,但他仍用残余的胳膊紧抱幼儿。幼儿的小腿和小臂也都被砍掉。 显然,在面临杀戮时,这名男子不愿交出幼儿,杀祭者也不愿立刻杀死他们,而是逐次砍掉他们的腿脚,更对这名成年男性实施了剔剥肢解。

可能是担心读者想象不出这个场景,李硕还很贴心地配上了插图,我在这里就不放了,劲儿太大了。

被虐杀的这些男女老幼,在殷商时期被称为“人牲”。大规模残杀这些“人牲”的仪式,则叫做“人祭”。此外还有人奠基和人殉,都是将人活活弄死,制成祭品。

这里需要解释下背景,人祭并不是丧心病狂的兽性屠杀,而是有深刻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内涵——

商王朝是政权与神权合一的国家,统治者以甲骨为媒介,与鬼神(主要是上帝,还有死去的历代先王)对话,并将对话记录作为政治决策的依据。

因此,供奉先王之灵,求得他们的庇佑,是商朝君臣的职责所在。

在当时的观念里,死去的历代先王也需要吃东西的,不能让老祖宗们饿了肚子,就得时不时拿一些“牺牲”,去捎带给祖先吃。这跟现如今人们在坟前烧冥币、烧纸扎的彩电冰箱,是一个道理。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祭祀,祭祀的优先级要比战争还高。在先秦时期,无论是灭家还是灭国,通常不会斩尽杀绝,不至于让对方“绝祀”,哪怕直系子孙都死绝了,过继一个也行。只有供奉好祖先,子孙才会供奉好自己,延绵不绝——毕竟,谁都不想在冥界饿着肚子。

我一直认为,中国人强而有力的家族关系、血缘纽带,甚至衍生出了势力庞大的宗族,就是由此传统而来。

言归正传,人,作为百灵之长,在商朝被视为祭祀的绝佳贡品,人牲就由此得来的。据李硕推算,当时“正常死者和人牲的比例是65:100,在65名自由人背后,有100名被杀祭的人牲。”

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说,中国的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现在看来,这里的“吃人”,在殷商文明语境下也带有真正的生物学含义。

关于周王朝历史的文献记载,要远比商王朝更多,也更具信服力。

周人很重视文化建设,武王、姜尚、周公等国家元首的讲话稿,被收录在《尚书》之中;各地老百姓的生活面貌,则被记录在《诗经》之中。

周王朝还设有职业的史官,世家传承,秉笔直书。

到孔子编辑“六经”时,符合儒家理念的被他编入《尚书》的《周书》,而那些没有入选的则被汇总成《逸周书》,顾名思义,是这些”散落的周代文献“没能进入正式的《尚书》之意。

周族部落的始祖叫“后稷”,“后”的意思是首领,“稷”是谷物——周人是以播种农作物起家的,通过与流入难民的文化交流,他们了解到中原地区存在着更强大更先进的文明体:商王朝。

后来,陕西关中地区的部落——戎狄,对周族部落不断进行骚扰。周族部落不堪其扰,在老族长亶父的带领下,开始大规模向周原(今陕西、岐山交界处)迁徙,最终定居下来,生产、劳动,安居乐业。

然而,在李硕的叙事视角下,命运的齿轮发生了不一样的转动,历史进入了if线。

李硕认为,目前为止的考古发现,并没有证明周族受到过戎狄的攻击。周族迁居,其实是受到了商朝使者的邀请。

李硕是从《易经》论证出这一观点的,他认为,《易经》并不是一部完全意义上的哲学论著,更多带有史料价值:它实际上是周文王以特别的方式记录的个人日记——这也是《翦商》饱受学界争议的一点。

具体从《易经》寻章摘句考证的过程就不赘述了,总之,在三位神秘使者的邀请下,周族决定归化中原主流文明,大举迁徙。

值得一提的是,这时候的周族很弱小,它甚至不足以成为商王朝的附庸国,而是商的附庸的附庸——受崇国管辖。

崇国的首领叫崇侯虎,就是在《封神演义》中向商纣王进谗言,陷害周文王的二五仔。

作为商王朝体系下的臣属小邦,周族的义务是捕猎周边山地的羌人,献给商朝充当人牲。

按理说,商——崇——周,这样等级分明的架构体系,原本是可以相安无事的。问题就出在了不人道的人祭文化上,它差点献祭了周族领袖——周文王姬昌,在周族的几经斡旋下,作为代偿,献祭了周族的王子——伯邑考。

商、周之间,结下血仇。

事情起源于纣王的一次打猎。纣王来到渭河与黄河的交界处,祭祀了先祖之后,进行田猎。

随行的高级官员箕子(据说是纣王的叔父),听说附近有周族文明,很感兴趣,于是到西岐进行视察。

往常,周人能见到的最高级别的商人是老牛坡的崇侯,现在却要接待高级别的中央官员,是灾祸?还是机会?夹杂着不安与兴奋,姬昌一边占卜吉凶,一边对箕子进行了热烈的招待。

从结果来看,这次招待外宾是成功的,姬昌获得了前往政治经济中心——殷都的机会。

福兮祸所依,李硕脑补推测,姬昌原本向崇侯汇报,现在却跨级来到殷都,还能面见最高领导人,自然激起崇侯的嫉恨。

于是,在阴谋构陷下,姬昌被打入大牢,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文王被拘羑里。

姬昌的亲属和臣僚马上开始了抢救运动,他们准备了大量的珠宝美女,钻营门路,疯狂贿赂商纣王及其大臣,终于争取到了机会(令人纳罕的是,这帮没见过世面的番邦乡巴佬,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会来事儿?)。

姬昌被顺利释放,他的长子伯邑考取而代之成为质子,但是待遇很不差,成为了商纣王的专车司机。

“伯”,表示他是嫡长子,这是周人的家族排行用语(伯仲叔季);“考”,意为父亲,但伯邑考没有后嗣,实是后世周王室祭祀时对他的尊称。

在《封神演义》小说中,伯邑考丰神俊朗、气质高贵,被苏妲己一眼相中。妲己向伯邑考求欢,这位帅气而又老实巴交的王子慌忙拒绝,狐狸精妲己羞怒之下,向纣王诬告自己被伯邑考性骚扰。

于是乎,伯邑考被做成了肉酱饼,并被送去给他的父亲周文王姬昌品尝。纣之荒淫残暴,商王室之黑暗无道,可见一斑。

在《翦商》的叙事框架下,伯邑考并不是死于性丑闻,而是殉于人祭。

时间线拉回,回到姬昌被无罪释放的节点。纣王对周族部落的礼物很满意,正式册封姬昌为“周方伯”,将其纳入到殷商文明的体系之中。

这原本是好事,坏就坏在,册封仪式同样需要人牲:

有学者认为,纣王把人肉酱赐给臣下,是商人传统的一种结盟(兼人祭)仪式,这次把伯邑考的肉酱赐给周昌,应当是册封周昌为“周方伯”典礼的程序之一。 ……在向诸神敬献后,参与献祭的人分食祭品也是分享诸神带来的福佑。 因此,周昌,甚至包括其儿子周发、周旦和周鲜等在内,根本无力对抗纣王的这个决定。 为了周邦的生存,他们只能接受商人的宗教礼仪,而且很可能还要尽量表现得心悦诚服和感恩戴德。

史书中未见(应该也不会)记载周昌父子分食伯邑考时的心情。不过在后世,有著名的典故“周公吐哺”流传千古。 所谓“周公吐哺”,说的就是周公旦经常会吐出正在吃的饭食。已经遗忘了真实的商朝是怎样的后世人却对此进行了合理化解释,说是周公忙于招纳贤人所致。但事实很可能是因被迫吃掉长兄的肉酱,周公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而且,不只是周公旦,武王周发此后也一直受到噩梦的困扰,“自夜不寐”。 至于文王周昌,则把心史写在了《易经》里。

周武王为何常常惊梦,又为何在推翻商王朝后不到三年衰病而亡?

周公为何一饭三吐哺,在吃饭时失控呕吐?

周文王为何痴迷演习《周易》?

这些历史设问都被作者李硕串了起来,附会到了伯邑考之死和殷商人祭文化——周王朝的开国元勋们,都有过惨绝人寰的体验,并因此终生笼罩在PTSD之下。这份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委实令人拍案叫绝。

无论怎样,伯邑考被献祭,对于他的父亲和弟弟们来说,是一次极为惊悚的经历,但纣王显然对此深表满意:周方伯家族为商朝的先祖诸神贡献了祭品,还和献祭者一起吃下祭肉,一定会获得先王诸神的福佑。 换句话说,在纣王看来,周邦正在从蒙昧走向开化,在商朝的天地秩序里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位置。

也就是说,在李硕笔下,伯邑考横死殷都,并被制成肉饼分而食之,并不完全是因为商纣王的残暴,反而更有可能源于殷商人祭的文化程序。

无论如何,出于国仇,也出于家恨,周部族开启了翦商的计划。

“翦商”一词,出自《诗经·鲁颂·閟宫》。閟宫,是指常常紧闭、环境清幽的神庙。

在李硕的笔下,周族的翦商大计,也从一个阴暗密闭的斗室开始——

1976年,岐山脚下挖掘出了一个四合院,官方定名为“凤雏村甲组建筑基址”。

四合院有三个篮球场那么大,规制宏阔,李硕认为这是周文王姬昌的宅院(事实上这一点在学界也很有争议,很多证据甚至表明这压根不是周部落的遗址):“这座宅院不仅展示了周族首领的生活空间,还隐藏着文王的惊天秘密:和诸神共谋的翦商事业。”

也难怪会令人浮想联翩,院落西厢房第二间的墙壁下,挖出了两座地窖:“这座微型地窖应该有木制的梯子供人上下,入口可能有木地板或家具提供隐蔽遮挡,是专属于主人的密室。”

此外,地窖中存储了大量用来占卜的甲骨,数量达1.7万多片。一些龟甲上刻着卜辞,但文字小如蚊蚋,仿佛微雕技术制成,除非刻意仔细看,一般人根本看不到。

于是,在李硕的分析下,一个心思缜密又略带阴谋色彩的周文王,就这么应运而生了。他充分利用在殷都接触商纣王的机会,偷师了甲骨占卜之技,并将其带回老宅。

每每夜深人静之际,这位老人就会悄悄潜入地窖,秘密训练这项通神之术。

这项技术原本是由殷商统治者垄断的,窃取当然是死罪。姬昌谨慎起见,不仅把龟甲隐藏在地窖密室里,还尽可能把卜辞刻得极其微小,最小化自己占卜的痕迹。

如果仅仅藏在密室,天天与鬼神呢喃私语,当然是无法推翻殷商政权的。姬昌在日常政治生活中还是相当务实的,他很快找到了自己的盟友——姜尚姜子牙。

姜尚,又叫吕尚。姜是他的族姓,吕是他的氏,所以两个称呼都通行。这种姓、氏混淆的问题,在先秦时代比比皆是,比如商鞅又名公孙鞅、卫鞅等等。

在历史和民间神话传说中,姜子牙是神机妙算的化身。唐代设立武庙,以姜子牙为主神,像张良、韩信、诸葛亮这些神仙般的人物,在姜太公面前也只能屈尊配角。

而《翦商》提出了更大胆的猜想:姜尚不仅是周文王的军师,更是政治合伙人——他是羌人族群吕氏部落的领袖,是加盟周族部落的盟友,因此地位超然、威名赫赫。

姜尚的女儿,许配给了周文王的儿子姬发,这也很像是两个集团的政治联姻。

也就是说,姬昌遇姜尚,更像是两个公司合并重组,周文王任董事长,负责战略方向,姜尚任CEO,负责具体工作的开展,两人都持有一部分股份。有点像巴菲特和查理芒格之间的关系。

有了西土羌人的加盟,周部落的势力发展壮大。同时,商王朝强征各族进贡人牲的政策,也非常不得人心。人心向背,周逐渐成为超级大国。

就这样,西土各邦国或主动归化,或被吞并,甚至原本周族的宗主国——崇国,也被彻底毁灭。

凤鸣岐山,已成星火燎原之势。千年后,自比为周文王的曹操,作《短歌行》赞曰:周西伯昌,怀此圣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

攻占崇国的第二年,文王去世。次子姬发继承遗志,自定尊号为“武王”。

终于,周武王带着父亲的牌位,纠合八百诸侯,对殷商发起了战略总攻。

不同于历史上英姿勃发的武王形象,李硕笔下的姬发患有严重的焦虑和精神障碍。

一方面,兄长惨死的心理创伤过于强烈;另一方面,翦商事业带来的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毕竟,商王是上帝的代言人,掌握着鬼神之力,并且世代向天神献祭,获得上天恩宠。

周人以蕞尔小邦起家,又是肉体凡胎,如何战胜神灵的化身呢?翦商,难道不是逆天悖伦之举吗?!

惶恐、悲观、踌躇,却又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武王终其后半生,都无法摆脱失眠和噩梦的侵袭。

这时候,另一个中国人熟稔的文化语码——周公解梦,开始发挥它的妙用了。

武王每每惊梦之际,周公——这位宽厚忠诚的弟弟——都会用自己编织的话语体系,将梦境加以善意地解读,用以开导敏感惊惧的哥哥。

周公并没有直接挑战殷商鬼神文化,而是巧妙地进行改造,重点是核心概念的偷换:

在周公构建的世界观里,“上帝”“鬼神”等具备自由意志的灵体,被替换成了”天“。天的概念更加形而上,它既可以指最高权威的天帝,也可以被解释成自然运行的规律。

最重要的是,上天只会保佑有“德”之人。作为君王,最基本的要求是修养德行,去赢得上天的认可。

在这种逻辑推导下,大量屠杀人牲去献祭上帝和祖先,非但不会得到庇护,反而是失德的表现。周伐商,也便成了以有道伐无道,奉行天罚、征讨罪人。

——周公曰:“兹在德,敬在周,其维天命,王其敬命。”(《逸周书》)

——周武王:“尔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罚!”(《尚书·泰誓》)

搞定了政治盟友,积攒了军事势力,还破天荒地解决了意识形态问题。万事俱备,以周武王姬发为核心,姜尚为总司令,周公为政委的西周军事集团,终于进军了。

公元前1046年的冬天,在殷都的郊外——牧野,商周开始了大决战。

一开始,武王军队的规模远远不及纣王。或许是恐惧于被当作人牲的宿命,也或许是周武王安插的特务开始行动,商朝军队竟纷纷倒戈,商军一触即溃。

喧嚣逐渐沉寂,雨停了,沟壑的积水被血染红,尸体与兵戈和盾牌沉浮其间。在后人的记忆里,那个清晨的牧野,“血流漂杵”。 当淡淡的阳光穿透晨雾洒向原野间的纵横尸骸,近六百年的商王朝已经终结。太公则在那个黎明变成一只鹰盘旋在牧野上空,而积云散去的清晨,自此被周人称作“清明”。

周王朝建立之后,华夏民族迎来了系统性的新陈代谢。原本松松垮垮的部落联盟制,被替换为以血缘为纽带、以礼仪为规范的封邦建国制。中国正式进入了封建时代。

中国族群的性格也发生了剧变:商人直率冲动、思维灵活跳跃,有强者的自信和麻木,也带有一些科技理性和探索精神,诸如甲骨文、青铜器、仓储设施以及本书探讨的人祭文化,常常给人以新奇和震撼;

而周人深耕农业,具有强烈的小农文明色彩,外在表现为隐忍含蓄、勤勉自省,对外界更加关注和警觉,总担心尚未出现的危机和忧患。

回到本书的主题,如何处理人祭文化,如何处理与鬼神的关系,是新王朝统治者颇感棘手的一大难题。

问题的根源在于,鬼神到底存不存在?

很快就有了答案。在积劳和忧虑的交相压力下,开创周王朝没过多久,武王便病入膏肓,命不久矣。

按照政治传统和历史惯性,一些大臣提出,可以仿照商代的程序,举行祭祀,向天界的周族先王们祈福。

周公则鸡贼了一把,他没有以官方名义进行大规模祭典,而是私下做了一场实验性质的祭祀。他以自己为祭品,向历代先王亡灵祈祷:请求由我代替兄长姬发,去侍奉祖先们。

随即,周公以龟甲占卜,占卜结果是先王们同意了周公的请求。

但和过去商朝统治者的做法不同,周公并没有当场自杀或者殉祭,而是等待诸神接走自己。

李硕对此加以点评:这简直是对诸神法力的某种试探,很难说他虔诚地奉行了商人的宗教理念,反而有些侥幸和“伪善”。

在历史的关键转折点,唯物主义起到了主导作用。自然没有什么亡灵去接引周公,武王很快病重去世,新王年幼,周王朝进入了周公摄政的世代。

在测试了人祭的“效果”之后,周公果断禁止了这个病态残暴且无用的宗教仪式,并引导官方意识形态更多关注现实生活,更重视家庭伦理的关系,这也就是儒家思想的滥觞。

周公在官方文件中,也有意淡化“上帝”之类的字眼,而代之以模糊的“天命”,同时不断强调“德”的重要性。

更重要的是,周公不但终结了商人的血祭宗教,而且还要抹杀关于它的记忆,改写商王朝的历史基因,从根源上防止它死灰复燃!

毕竟,自先祖以来,周人为商朝王室捕猎羌人,充当人祭仪式的爪牙和打手,助纣为虐,这段历史很不光彩;

其次,周公连同他的父兄参与了伯邑考的献祭,甚至分食其肉,不人道的经历也必须被遗忘。遗忘,是比禁止更根本的解决方式。

《翦商》猜想,周公下令将商朝官方档案付之一炬,同时重构了新的解释口径:夏、商、周没有什么区别,从来不存在人祭行为,王朝的更替只是因为末代君王的德行缺陷。

在史书和文献里,周人的这段历史被抹去了,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和这段历史一起被遗忘的,是商朝的鬼神血祭文化。 自周朝建立,人们的记忆里便再也没有了那个血腥、恐怖而漫长的年代,“历史”成为一连串古代圣王哺育和教化群氓的温情往事。

正因如此,后世史书里的夏商往事,大多叙事过于程式化,或者说,其中的古代圣王往往言行幼稚,不近实情,如同写给儿童的启蒙故事。

尾声:孔子的叹息

在儒家的历史进程表里,每过五百年,必有圣人出。

周公死后的五百年,他的封国——鲁国,诞生了孔子。

孔子是商人后裔,血液里流着殷商的血,因此在从事文献整理和学术工作时,对商周之际的历史自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孔子晚年,他频繁地研读《易经》,甚至编竹简的皮条磨损到断裂的程度,所谓“韦编三绝”。

在反复地研究后,孔子终于破译了《易经》字里行间隐藏的历史暗流,也理解了周公的伟大:

孔子是商王族后裔,他应该会感念周公给了商人生存的机会,还替他们抹去了血腥人祭的记忆,让子孙后代不必活在羞辱中。 周公的这些宽容而伟大的事迹,被他自己掩埋五百年,又终被孔子再次破译。这或许才是他衷心服膺周公的根本原因。

直到临终前,孔子还在感慨自己很难梦到周公了: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

而华夏民族占主导的族群特征,诸如内敛谨慎的性格、务实入世的态度,勤劳奋斗的传统,以及以精神信仰(儒)代替宗教信仰的观念,就在这两位五百年交相辉映的圣人双子星之中,塑造成形,跨越千年,流变至今。

只是,没有人再记得两千年前壕沟里密密麻麻的骸骨,没有人再记得那个被拦腰斩断,还挣扎用残躯死命护子的父亲。中国人,得以忘我地沐浴在儒家王道的光辉下,怀瑾握瑜、踔厉奋发,有容乃大、自强不息。

后记

以上是对《翦商》一书框架内容的概述,在文风上略有调整,尽量改变原著沉郁顿挫、灰暗窒息的色调,使叙事显得更明快一些。

原本只是想写两千来字的,但是没收住,变成了一篇长文。这也充分反映原著非常精彩的想象力,以及富于情绪调动能力的叙事技巧。

诚然,从历史学术的视角去审视,这本书千疮百孔。它充满了种种以论带史、牵强附会与异想天开,到后面甚至完全臆断,自由发挥起来,根本没有史学材料的支撑。

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讲的故事足够精彩。它开创了历史的另一种想象空间,并且逻辑自洽、前后呼应,甚至串联了文王《周易》、周公吐哺、周公解梦、孔子梦周公这些原本毫不相干的历史元素。如果把它看做带有启示录性质的历史悬疑小说,会发现这本书的气象脉络,毫不亚于马亲王、《刺客信条》这些成功的作品,如果再血肉丰实些,甚至可以与《封神演义》掰一掰手腕。

传闻作者罹患癌症,这无疑是令人沮丧、惋惜的。希望作者能早日战胜病魔,带来更多更精彩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