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的谱系：不屈不挠、格格不入与思想生活 (original) (raw)

2023-10-30 15:12:29 已编辑陕西

2003年9月25日，爱德华·萨义德与世长辞，距今已经整整二十年。在今年人民文学出版萨义德相关的三部作品之前，也许从未想过在周年纪念之外，今年还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在动笔写《精读本》的评论文字时，巴以正炮火连天，用难寻出路和正义的方式给予这个世界最深层次的拷问，也是重新进入萨义德的背景。这些文字，是他在历史时间和期待视域中寻找弥赛亚的尝试，当然，也会是我们的。

作为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萨义德一生著作等身。除去在各类报纸、刊物上的文章，他仍有20余本著作。海量的文字不仅展现了萨义德丰富的学识和思考，也给予我们大量凭据来认识一个全面的，有血有肉的他。传统上我们都会把萨义德定义为《东方学》构建的后殖民脉络下的萨义德，或者是哪个通过后殖民批判揭示巴以问题内核的巴勒斯坦裔的美国公民，而从《精读本》串联的十九本著作中，萨义德经历了从纯粹的智识学人（思想生活）到介入现实批判（不屈不挠），从在地者到流亡者（格格不入）的人生面向的丰富。

改变一个人的往往是感同身受的经历，这一点我们在萨义德身上淋漓尽致地展现。由于很早因为巴以问题的政治冲突迁移到美国，他与巴勒斯坦之间存在着疏离的联系。如果没有发生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巴勒斯坦惨绝人寰的死亡，也许萨义德会真正在美国找到一种家的存在，会持续在大学进行文学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康拉德与自传的虚构》只是流亡者康拉德在文学上的解析，他能看到自己的些许影子，能感受到自我建构在自身的具现，但不会想到这在现实的历史中代表了什么。正是远方那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溢出的鲜血刺痛了他的心灵。在此之后，他开始了大量的伊斯兰/巴勒斯坦书写以及在文学领域对西方文明中对他者后殖民倾向的解析和批判。但要注意的是，托尼·朱特对萨义德给出的著名评价——无根的世界主义者——并不是指萨义德与巴勒斯坦间的疏离或者对巴以问题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在强调他与传统民族主义视角的分离以及由巴勒斯坦诉及犹太人乃至整个世界的穿透性。流亡不仅仅是现实状态，更是永恒的、知识分子自我强调的状态。无根不仅是说萨义德处在“爱德华”与“萨义德”两个格格不入的名与姓之间，更是如他在《知识分子的流亡：放逐者与边缘人》一文中强调的：“一个知识分子要想真正踏上流亡之路的人那样身居边缘和不受驯化”。

我们可以把萨义德与20世纪的犹太流亡者们相提并论，正如萨义德自己所强调的，以色列排除巴勒斯坦的历史其实就是殖民主义的历史，是驱逐犹太人的历史，那些犹太流亡者一样处于两个世界之间，但他们的思考绝不止于犹太人本身。对犹太人而言，民族主义对普世价值的拒绝，对优越性和独特性的强调，已经在长期的历史音调中毁掉了他们仅剩的一切。如果犹太流亡者不把目光放到整体人类的命运上，仅仅用造成犹太人痛苦的民族主义重构自身，就如同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所言，是对哲学系统或既有价值作一种所谓“头足倒置”(truningupside down)式的转换，并不具有真正的创新意义，因为其根本性质上的“概念框架多少保留着未被触动”。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本雅明、施特劳斯还是阿伦特，还是爱因斯坦这样的物理学巨擘，在关心犹太命运的同时都不约而同的将重心放到了“人”的身上，这种关怀感寄希望的是整体人类摆脱历史主义桎梏的可能。萨义德的流亡肩负的便是那种由“头足倒置”带来的痛苦命运，犹太复国主义和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建立在一切民族主义的拟制之上，使得巴勒斯坦人成为了现代的犹太人。萨义德看到的，是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是希望通过后殖民批判祛除民族主义，唤醒双方对彼此历史共同性的痛感，源于那种发自骨髓的，肉身的与灵魂的痛感。只有这种痛感，才能唤醒政治之外最深切的彼此感悟，才能让拥有流亡历史的人群进入到对方的视角之中。他对于这一思路的现实实践，除了在《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等主要著作中对西方历史文本—包括文学、诗人、历史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旅行家的文字—进行穿透性的解析来展现殖民主义对于西方之外世界的历史性构建，也通过摄影和叙述性文字作品《最后的天空之后》去直接表现巴勒斯坦的生活。作为巴勒斯坦的知识界领袖，萨义德对贬低巴勒斯坦人自由权利的《奥斯陆协议》表达了强烈的拒斥，即使这让他彻底被法塔赫封杀。不断的演讲，不断的奔波，不断的书写，关心巴勒斯坦就是在关心人类命运，只有寻求一种和解的可能，世界才会迎来“弥赛亚”。只有展现真实，才能避免鲍德里亚在其经典论断“海湾战争未曾发生”中叙述的那样，将一切远方的事件在“赛博空间”内部拟像化，成为全民参与的正义表演。当巴伦博伊姆的柏林国家歌剧团在2001年耶路撒冷的演奏中打破了不在以色列演奏瓦格纳乐曲（因其具有的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禁忌时，萨义德洞察到了打破禁忌对唯美主义的冲击。当那些被有意压制的历史从禁忌中流出，正是激起关于阅读巴勒斯坦的东西。音乐的对位法会带来视角思考的对位，约旦河西岸被以色列不断切断连接的地域，与整个世界将会重新建立联系。

在《适时与晚期》一文中，萨义德将对贝多芬晚期音乐中那种割裂、非连续的突兀风格与《奥斯陆协议》后的巴勒斯坦境遇联系起来：不屈不挠的反抗只能以离散、断裂和去中心化形式的求生本能为表现，形成晚期风格。在晚期风格下，萨义德关注的是个体对于葛兰西所言的殖民主义霸权的反抗，是弗朗兹·法农对于殖民结构不断再复制的体制性反抗。他批评福柯和德里达消失的历史感，以及福柯对于抵抗意义的回避。无视世界的抵抗，我们就会只注重民族主义本身对于独特性的渴求，而忽视那些普世性的东西，冲突将会代替古老的夜晚和远方的音乐，成为永恒之物。后来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萨义德思考的悲剧性价值。现实和更高目的之间差异的时代反讽，构成了失落体验对于世界的反噬。他没有看到在法塔赫成为以色列共谋者之后，更为激进的哈马斯的崛起，但他看到了作为“元事件”的911。这是民族主义之间相互构造的激进结果，是对彼此历史痛感忽视的结果，也是晚期风格彻底失败后的结果。阿甘本认为“纪律想要产生秩序，而安保则面向无序。”一个国家越是重视安保，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就会愈加坚决，但是，当安保成为国家的唯一中心时，国家便会成为恐怖主义，走向无序的境地。这里的概念暗喻的是民族主义对自身利益的绝对重视，对他者忽视的“殖民”倾向，以色列对自身的排他性重视，西方殖民话语与伊斯兰世界相互排斥的沟通，是民族主义之间最为顽固的部分，也是萨义德穷其一生为之揭示、阐发、斗争的部分。他绝不希望，走出东方学的方式，是头足倒置的西方学。

对《萨义德精读本》的阅读是酣畅淋漓的。他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又在时代之外。二十年过去了，他已经不是绝对的阅读热门，即使在2023年的周年纪念以及巴以冲突的加持，他也在华语世界失去了曾经重要的地位。也许他自己也成为了成为了现代的某种“遗迹”，某种“档案”，等待着下一场知识考古学的发掘。但他所秉持和代表的价值，还会有后人继承，就像犹太流亡者的思想贡献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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