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五十年改革因何以革命告终？ (original) (raw)

2024-01-08 10:56:07 已编辑北京

本文刊于《财新周刊》2024年第1期，题为《透视晚清自救真相》，署名杨津涛

唐德刚曾有著名的“历史三峡论”，他把中国制度演变划为“封建、帝制与民治”三个阶段，其中“帝制转民治”是“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谌旭彬在新书《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中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认为1840年之时，清朝由上至下依然沉醉在“天朝上国”的旧梦里，把英军视作不足为虑的倭寇之流。真正让清朝君臣清醒过来的是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改革在那之后方才启动。

这是谌旭彬近年来写的第三本书，之前《秦制两千年》追溯了中国秦制的演变历程及主要特征，《活在洪武时代》以明初为样本详细描绘了秦制下的社会状况，《大变局》则进一步考察秦制向现代制度，或者说君权向民权和平转变的可能性。该书以“半编年半专题”形式，从1861年至1911年，每年选取一个标志性事件，整体再现了晚清改革从起步、向前，乃至反复、失败的历程。

改革大步向前

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并不存在基于平等原则开展的外交活动，清朝大部分时间里交往的外国，如朝鲜、琉球、安南（今越南）等都只是藩属，由礼部负责招待。当英国人、法国人接踵而至，清廷并没有相应机构来与他们打交道。1861年《北京条约》签订后，为让英法相信清廷愿意履行条约，咸丰帝才不得不同意恭亲王奕䜣开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提议。清朝旧有体制第一次被撼动了。

不久，咸丰帝在热河病死，慈禧、慈安两位太后联合奕䜣发动“辛酉政变”，夺取政权。这三人都是京师沦陷的亲历者，见到了清朝与英法等国的差距，清楚地知道，拒绝改革的后果很可能是政权不保。因此谌旭彬说他们“较之内外群臣和朝野知识分子，心态更为迫切，立场也更为坚定一些”。

接下来清廷频繁出台改革措施，1862年开设翻译学校同文馆、1865年洋务运动引入新技术、1868年派遣外交使团出访欧美、1873年同治帝不再要求外国使臣跪拜、1880年允许架设电报线路……

到1883年，经过20多年改革，清朝境内建起20多家兵工厂，陆军用上了新式火枪，海军也有了数十艘兵舰。同时海关在英国人赫德的管理下，关税不断增长，再加上厘金等收入，清廷一年可支配的财政达到白银8000万两左右。清廷若能维持这个改革趋势，那么走出秦制，步入现代不过时间早晚问题。

就是在此前后，法国加大了对安南的侵略，安南向清廷求援，清廷不想失去对安南的宗主国地位，与法国陷入剑拔弩张的状态。清廷除李鸿章等极少数大臣，慈禧及左宗棠、张之洞、曾国荃等都相信大清通过改革，具备了与法国一战、洗刷前耻的实力。没人能想到，这已是“师夷长技”的顶峰。

走岔的改革路

在谌旭彬看来，晚清改革呈一条倒U形曲线，“曲线的前半段，改革的基本趋势是艰难突破种种阻碍坚持向前;曲线的后半段，改革的基本趋势是减速放缓，最后走向了反改革。”前后段之间的转折点就是1884年“甲申易枢”，奕訢为首的军机大臣被全部罢免，慈禧总揽了朝中一切大权。

一年之后，清廷在中法战争中侥幸“胜利”，慈禧愈发肆无忌惮，一方面给自己修园子、办寿典，另一方面又操持光绪大婚，一花就是白银数百万，乃至上千万两，仿佛四海升平，剩下的只是尽情享乐。

光绪没有慈禧那样乐观，他到1891年已经20岁，但依旧未被允许亲政，有很多时间学英语。如谌旭彬所言，“年轻的光绪皇帝要亲自开眼、正眼看世界”。《纽约时报》发表名为《光绪皇帝学英语》的报道，认为“这种变化……可能进一步打开保守封闭的枷锁，将清国带入人类进步历史的前沿”。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光绪依靠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戊戌变法，但很快在慈禧的打压下以失败告终。

慈禧并非不想救大清，只是她给“救”设置了前提，那就是皇室不能失去权力，满人不能把对国家的主导权让给汉人，秦制政权的控制力更不能丢。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裹挟光绪逃往西安，然后被迫发布谕旨，开启所谓“清末新政”。从谕旨表面内容看，慈禧不仅说要借鉴西方的“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还要延续戊戌变法的主旨，学习“西政之本源”，亦即宪法、选举、议会等制度。私下里，慈禧则是要求大臣们上奏时“万勿多言西法”——提建议可以，但不能提太多与西方有关的。

随后几年，清廷的改革举措寥寥，除了慈禧心心念念的筹练新军外，值得一提的就只有兴建学堂、废除科举。国势没有改善，人心自然不满，以至1903年章太炎在《苏报》鼓吹“杀尽胡儿方罢手”“借君颈血,购我文明”的“杀人主义”，惹起一场“苏报案”。慈禧为平息舆论，只能再派端方、载泽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归来之后，载泽声称立宪“大意在于尊崇国体，巩固君权”，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三大作用。

慈禧不像光绪，她不学英语，也不读书不看报，对“立宪”的了解全靠身边人的讲述。慈禧听了载泽的话很开心，以为通过立宪能把地方督抚的大权收回朝廷，就在1906年阴差阳错地宣布了“预备立宪”。

巧合的是，慈禧在这一年还接见了后来被目为“卖国贼”的曹汝霖。那时曹汝霖刚从日本留学归来，慈禧问了他一些有关日本立宪的事。曹汝霖侃侃而谈，说“立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因为宪法是“立法的中心”，人民选举的议员是“领导的中心”，议员选出的总理是“行政的中心”，三个“中心”相互配合就能团结一致。曹汝霖说慈禧听了他这一翻话后“若有所思，半顷不语”。慈禧之所以会有此反应，或许正如谌旭彬猜测的那样：“曹汝霖总结的三个中心，没有一个是以皇权为中心”。

慈禧慢慢明白过来，立宪的目的是要夺走君权时，再想叫停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她一方面继续打着“改革”“立宪”的旗帜，另一方面则走回秦制老路。用谌旭彬的话说，慈禧做了一个“终极布局”。

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教科书上说的中国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大纲》第一部分“君上大权”共有十四条，其内第一条开宗明义“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慈禧大约觉得这样还不够，又追加了第二条“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接着规定“用人之权”“凡一切军事”等事务，要么“议院不得干预”，要么“不付议院议决”。第二部分“臣民权利义务”仅有泛泛而谈的九条。按照这个“宪法”，清朝“立宪君主”的权力可是比专制君主还要大。

慈禧为防止布局被破坏，临死前毒死了光绪。同时，慈禧还两度叹息：“不当允彼等立宪”“误矣！毕竟不当立宪。”让一个为推动立宪而悔恨交加的人实现中国由秦制向现代的转型，又如何可能呢？

继之掌权的摄政王载沣相信自己“有兵在”，不惧舆论与革命，忠实执行慈禧所颁《大纲》精神。他罢斥汉人官员的代表袁世凯，让两个兄弟载涛、载洵分掌陆海军，1911年更推出了一个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五十一年的改革行至此时，不管洋务、新政，还是立宪，都已无生机可言。

革命不期而至

最后需要说说近年来的一种流行观点：“改良被革命打断”，其大意是说革命党人的活动，阻碍了清廷改革的开展。言下之意，要不是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可能已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现代国家。

持此类观点的人大多对晚清改革缺乏深入了解，以至怀有太多美好想象。我们从《大变局》对半个世纪史事的梳理中不难发现，把改革迫入死胡同的不是革命党，而是慈禧、载沣等清廷执政者。

1911年清朝已是非亡不可。谌旭彬总结有秦制政权的“三大亡国要素”，即外部敌人入侵、统治集团分裂和民众获得组织。1900年清朝遭遇八国联军入侵，李鸿章、刘坤一等地方督抚发起“东南互保”，慈禧及清廷的权威丧失殆尽，无人再相信他们的决策能力；接着慈禧不顾地方督抚开议会、实行责任内阁的要求，一味借新政和立宪名义向他们夺权，使统治集团内部的裂痕无法弥补；慈禧死后，清廷建立起资政院和谘议局，但载沣不想它们成为真正的议会，于是士绅们联合起来成为一股反对势力。

至此，地方督抚和地方士绅作为清廷原本的支持者，也都已经看清了“立宪”真相，不再抱有期望。当辛亥革命爆发，汤化龙、程德全、梁善济等立宪党人立刻与革命党人走在了一起。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梁启超的名言，“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革命党本来没有那么多，力量也没有那么大，暗杀与起义都只能让清廷恐惧，而无法将其倾覆。可是清廷最后十年不珍惜稍纵即逝的自救机会，在改革的名义下一再拖延改革，甚至反改革，结果就是除了极少数满洲亲贵、遗老遗少，人人都成为了革命党。失去统治基础的清廷脆弱不堪，被革命一推即倒。

可惜辛亥革命同样没能让中国实现从秦制到现代制度的转型，袁世凯解散国会、帝制自为，北洋军人们没有谁把法律当回事。同盟会元老蔡济民悲愤地写道，“风云变幻感沧桑，拒虎谁知又进狼。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那么中国要如何走出秦制，又怎样才能走向现代呢？这就是《大变局》以外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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