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甲午战争前一年，慈禧太后自比乾隆 (original) (raw)

2024-01-14 17🔞55 已编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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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之后这100多年里，没人有资格入住宁寿宫。慈禧选中宁寿宫，自然正是看中了它背后这种明晰的权力隐喻。用一句不那么准确但足够形象的话来说，慈禧是在以“新时代的太上皇乾隆”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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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量较大的一本书。站在清廷最高统治阶层的角度，讲晚清的逐年大事记，每章写一年的一件最重要的大事，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说清楚。每一章的内容都够扩充出跟本书一样厚的一本书。读后感触：晚清从高层到民众，从最高层到普通民众，因为观念、制度、经济的问题，对西方的制度与文化极度抵触，晚清改革五十年，背后一直是抵触西方文化与制度，和反对西方文化与制度的斗争。作者不是专业历史学者，不过写作风格比较专业严谨，观点一定会说明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他人的观点与信息必有出处；引用资料相当多；自己的分析逻辑也很严谨；书中重要或新颖的观点与信息： 1.康熙借传教士的学问来打击汉人知识分子的同时，康熙又以“西学起源于中学”来打击传教士; 2.徐继畲《瀛寰志略》没用看待夷狄的眼光看待西方，在国内书和作者都收到排斥；魏源《海国图志》则迎合国内读者的品味，甚至把传教士用人眼炼银当做真事写到书中，在国内很受欢迎； 3.同治皇帝大婚，清廷终于同意外国使节见皇帝不跪拜（之前一直抗拒这种礼仪因此拒绝接见外国使节），民间随后流传外国使者被皇帝的气势震慑得汗流浃背说不出话来； 4.至19世纪80年代，国产鸦片的产量已远远超过进口鸦片。清廷能收到不少鸦片税，因此默许直至认同；1877年开始的丁戊奇荒，原因是天灾加上华北大面积种植鸦片，朝廷救灾不力，但是千方百计反对传教士救灾； 5.清廷在1865年以电线杆破坏风水为由拒绝洋人在国内搭建电报系统，后来官员和老百姓都信这一套说辞，总理衙门直到1898年才接通电报； 6.在1884年的中法战争中，慈禧严厉斥责严格遵守旨意与法国开战的前线将领，她只管下命令，命令不可执行导致后果不如她的意，自然也是别人的责任； 7.在1885年，李鸿章派盛宣怀主持招商轮船局，后者迅速成为衙门，很快从盈利走向亏损； 8.颐和园的修筑的永不停止，意味着归政的永不到来：太后颐养天年的居所尚未完工，朝臣们自无人敢贸然吁请太后归政； 9.张之洞于1890年开办汉阳铁厂，李鸿章和盛宣怀提的建议意见张之洞不屑一顾，折腾数后才不得不把烂摊子交给盛宣怀； 10. 在1893年，慈禧自认为功绩堪比乾隆； 11.在1894年甲午战败后，清朝大部分百姓以为是清朝胜了。一些讲真话的媒体销量下降，说清朝大胜的媒体则大赚； 12.在一大堆谈变法的奏折里，光绪皇帝会看中康有为，并不是一件偶然之事，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与知识结构高度相似。和光绪一样，康有为也是广学会出版物的忠实读者，他变法奏折里的内容基本取材于广学会的出版物； 13.慈禧之所以急于发动政变，最担忧的，是伊藤博文与李提摩太成为光绪皇帝的贴身顾问，他们的背后是日本政府和英国政府； 14.“汉奸”一词始于清代中叶并盛行于晚清，在清朝统治者的语境里，“汉奸”所指乃是那些对清廷心怀不满、损害了清廷利益的“汉人奸民”； 15.科举取士从来不是官僚集团的主要来源。清代不是，之前的朝代也不是； 16.慈禧太后断不能容一心“专讲西学”的光绪皇帝死在自己后面，断不能容清帝国的航船驶往另一个方向； 17.在晚清普通人眼里，剃发留辫仿佛已是数千年的固有习俗；钱穆一度不知本朝皇帝乃是满人，直到遇上革命党人钱伯圭做了自己的小学体操教师。总体评价5星，非常好。

下面一段是书中一些内容的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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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哪里来，向何处去可即便是梁廷枏这样的人物，在战后总结教训时，仍坚持认为道光时代乃“天朝全盛之日”，断无向洋人学习之理，否则太失体统。梁深信洋人的火炮源自明朝时中国的“地雷飞炮”之术；洋人的舰船“亦郑和所图而予之者”，来自郑和下西洋赠给他们的图纸；连洋人的数学造诣“亦得诸中国”。第一章 1861年：改革始于人事更迭英法联军无意推翻清廷。他们自从新条约里收获不菲利益后不久，便退出了北京城。眼见连京城陷落也撼动不了咸丰皇帝对跪拜礼仪的坚持，英、法两国也暂时让步，不再执意让公使入觐“亲递国书”。第二章 1862年：步履艰难同文馆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这些人在咸丰时代得到重用，都与肃顺有直接关系。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是肃顺的建议；左宗棠遭人弹劾，也是肃顺维护褒奖；郭嵩焘等汉人知识分子，也是肃顺着意结交的对象。第三章 1863年：赫德执掌大清海关清廷之所以愿意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默许海关由洋人掌控，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洋人掌控下的新式海关能提供更多的税收。第四章 1864年：太平天国偃旗息鼓总而言之，太平天国没有建立起合理的物力汲取机制，只能长期依赖非制度化的强力压榨；也没有建立起合理的人力汲取机制，做不到制度化的强行普遍征兵，只能长期依赖裹挟百姓、吸纳游民与收容降军。这种汲取模式，注定了天国的经济与军事皆无法持久。第五章 1865年：引进新器械与新技术借传教士的学问来打击汉人知识分子的同时，康熙又以“西学起源于中学”来打击传教士。他亲自参与写了一篇《三角形推算法论》，明确宣称西方历法起源于中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西人学到之后，代代增补修缮，所以才会比中国本土所传要精密一些。第六章 1866年：首个官派考察团出洋除了“有选择性地开眼看世界”之外，斌椿还有一种特殊能力，那就是他可以将在欧洲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来一番本土化处理。比如见到显微镜，他不关心此物能作何用途，却想到了《庄子》的寓言；见到自行车，他也不问制造原理，却大谈特谈这个东西有“木牛流马之遗意”；在歌剧院听到英国女演员唱歌，他也要说成“疑董双成下蕊珠宫而来伦敦”。第七章 1867年：改革先驱发挥人生余热《瀛寰志略》最大的不幸，是它完成得太早了。1848年，初刻本问世时，清帝国朝野几乎找不到徐继畬的知音。1858年，也就是《瀛寰志略》出版后的第十个年头，后来的改革先驱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书信中仍旧批评这本书，说它“颇张大英夷”，长英国人的志气，灭中国人的威风。魏源的《海国图志》引发的国际观感，则是另一重景象。1895年，以慕维廉为首的二十名来华传教士，联名写了一封抗议信给总理衙门，请其转交给光绪皇帝。信中称，现在民间的教民冲突如此之多，与“新刻之《经世文续编》及《海国图志》等书”有很密切的关系，书中有许多污蔑、诋毁之语，比如说传教士用人的眼睛炼银之类，读书人信以为真，再编成“俚词”在底层民众当中流行，许多人“误怀义忿”，生出种种缺乏事实依据的愤怒。第八章 1868年：首支外交使团出访欧美使团在美国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是《蒲安臣条约》。条约中，美国保证不干涉清廷内政，另有涉及保护华侨、自由移民、宗教信仰自由等条款。尤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在条约签订之后，即知会其他国家，表示美国将不承认任何干涉清廷内政的行为，且要求美国驻欧洲各国公使协助蒲安臣使团顺利完成此次出访。第九章 1869年：拒铁路于国门之外经过长达一年的艰难谈判，总理衙门终于成功地将铁路与电报拒于大清的国门之外。第十章 1870年：曾国藩被算计进退失据自称“我等不得主意”的慈禧，其实早已打定了主意。“和局固宜保全”是高调的口号不妨多喊，与洋人开战则万万不行；“民心尤不可失”是朝廷不能直接表态说要惩办参与打杀的民众，但这个事要做且不妨交给曾国藩来做。民间谣言、士绅阶层专著与朝廷告示，三者如此这般互相“印证”形成一个闭环，造成的认知共振往往非常可怕。共振的结果便是无论曾国藩如何调查取证，如何指出“迷拐挖眼剖心”均是子虚乌有（有人指证教堂中有两个装满了婴儿眼珠的玻璃瓶子，调查者入内搜查找到了瓶子，打开来看却是腌制的洋葱），他都没有办法将自己从“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困境中解救出来。第十一章 1871年：消弭教案的努力流产原本稳定的“官府﹥士绅﹥平民”的统治模式被打破，变成了更复杂也更不稳定的“官府/传教士﹥士绅/教民﹥平民”模式。第十二章 1872年：种子播下后迟早会发芽1911年，便有一颗他播下的种子发了芽——留美幼童出身的唐绍仪，在该年被任命为清廷袁世凯内阁的全权代表，赴上海与南方民军总代表伍廷芳谈判议和。唐在谈判中极言：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第十三章 1873年：同治皇帝放弃跪拜礼《京报》这些不知从何处“脑补”出来的荒唐情节——洋人被同治皇帝天威震慑到张不开口、拿不住国书，也迈不开腿，搞到最后是汗流浃背、狼狈不堪——似乎也传播到了当时著名的经史学者李慈铭的耳中。第十四章 1874年：清廷被日本耍得团团转遗憾的是，李鸿章对日本与明治维新的这种看法，并不是1874年清帝国朝野的主流认知。朝堂之上大多数人更愿意相信明治维新是失败的，更愿意相信日本放弃中华正朔与华夏衣冠是一次灾难性的选择。民间知识界的认知倾向也是如此第十五章 1875年：躁狂的年轻皇帝死了其实，该谕旨只是慈禧特殊情势下的一种自我辩解，并不足以证明她不信“邪术”。反倒是1900年7月16日慈禧下达的另两道谕旨，非常明确地证实她确实干过“邪术保国”之事。第十六章 1876年：首次向欧美派驻外交官两本日记里有两个刘锡鸿。一个赞扬英国税制，赞扬“君民兼主国政”的制度让西洋国家“享国长久”，另一个却对“祖宗法制”顶礼膜拜。这两个刘锡鸿都是真的——前一种意见代表了刘的真实想法，后一种意见代表了刘基于现实利害而对自身言论做出的真实选择，郭嵩焘将之称作“逢迎诡合之术”。第十七章 1877年：丁戊奇荒里的天灾与人祸本土罂粟种植面积的扩大，和鸦片制造质量的提升，直接导致进口鸦片与走私鸦片逐年减少。至19世纪80年代，国产鸦片的产量已远远超过进口鸦片。 1847年，已调任陕西巡抚的林则徐，也改变了自己的“鸦片观”，与许乃济成了“同道中人”。在给友人文海的回信中，林则徐说道：“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此时的林则徐，担忧的是那些吸惯了洋烟的人，不能回心转意支持土货，这种努力是成功的。在河南，传教士们不被允许逗留，也不被允许以任何方式参与赈灾。地方政府还发布了通知，若洋人不离开河南，官府不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当传教士花国香等人抵达开封时，城内已遍贴告白“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书院也罢课称“要与西人打仗”，且下了战帖约在第二天。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放弃了赈济河南灾民的计划。第十八章 1878年：连小小的武举也废不掉遗憾的是，就选拔培养军事人才这个目的而言，这种高难度只是一种无意义的门槛设计。它选出来的，既非精通格斗的护卫人才（考试全是单独演练，没有互相搏击），也非精通军事知识（比如弓弩的设计、火炮的原理与应用）的技术人才和指挥人才，只是一群会骑马、能射箭、力气大、能默写一点指定书籍（默写内容一般在百余字左右）的壮汉。第十九章 1879年：琉球交涉错失良机无论是回避将琉球问题上升为国际问题，还是错失良机未能与日本签下分岛协议，皆显示总理衙门与洋人办了近20年外交，至此时仍是遇事一头雾水不得要领。其在琉球交涉中唯一值得称道的地方，是采纳了李鸿章、郭嵩焘等人不争朝贡的主张。第二十章 1880年：终于允许建设电报线路自1865年朝廷将“电线杆破坏风水”当成抵御洋人的理由进行推广后，经过十余年的发酵，电线杆和电报线会破坏风水之说，已在清帝国朝野拥有了极多信众。说电线杆抽取地气者有之，说电报能传递信息是利用死人的灵魂者有之。发展到最后，连清廷官府出面架设电线杆也已难被百姓接受。电报线正式进入总理衙门，已是经历了甲午战争之后的1898年。那时，距离丁韪良将电报机带入总理衙门，已过去了29个年头。第二十一章 1881年：现代医学进入中国皮尔逊、利文斯顿、郭雷枢这些人在中国的医疗活动，让传教士们有了一个发现：凭借医学来拉近与中国民众的距离，是更有效的传教方式。此后，“医药传教士”纷至沓来进入中国。此番经历让李鸿章感触极深。在给同僚兼好友丁日昌的书信中，李如此说道：夏间内子病危，赖男女三洋医治之立效。至今该医尚月贴数百金在津施诊，前所荐即其人也。今始知中国医术如政术，全是虚伪骗人。也就是马根济等人前去张府诊病归来之后，李鸿章在信中说，“服西医药少愈，应请令兄勿再参以中医之剂，以竟全功为盼”，请一定要劝住你的兄长，让他不要再吃中国医生开的药方了。对马根济及其医术的信任，加上对“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要”的认知，再加上留美幼童被迫中止学业撤回，这三项因素合在一起，共同促成了李鸿章于1881年创办 “北洋医学堂”的决定（此事系由毕德格与马根济向李建议）。那个时代最成功的医生，既非传统医学从业者，也非现代医学从业者，而是玩“往传统药方里添加现代药物，后者负责药效，前者负责挣钱”这种新医疗模式之人。首创这种医疗模式者，大约是河北人张锡纯。第二十二章 1882年：美国出台《排华法案》这种“一面反对排华政策，一面信奉种族主义”的奇异思想，不独见于梁启超一人，而是甲午年后，晚清最后十余年里的一股极为浩荡的潮流。包括严复、梁启超、康有为、杨度等几乎一整代知识分子，集体投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怀抱中国知识界开始意识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荒诞不经以及种族主义的巨大危害，已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伤亡近4000万人的惨痛教训，让孙中山在《建国方略》里写下了这样一段针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深刻反思第二十三章 1883年：太后欲雪庚申之耻张树声还说，如果走到诉诸战争的那一步，他对朝廷有一项殷切的期望，希望最高决策层一定要放权给前线将领，不要和战不定。既不要因为一点小胜就膨胀，也不要因为一点小败就惊惶。要镇定沉稳，做好战争至少持续一年的心理准备。法国劳师远征，我军以逸待劳，打持久战是有优势的。第二十四章 1884年：改革来到了分水岭8月23日，已在马尾军港内“游历”了一个多月的法国海军，突然向清廷福建水师开炮，约半个小时的江面战斗之后，福建水师11艘舰艇，9艘被击毁，2艘重伤，阵亡将士700余人，法军仅死伤30余人，2艘鱼雷艇重伤，其余皆为轻伤。随后，马尾船政机关及船厂，以及附近配套的炮台，均被法军摧毁。简言之就是：最高决策层中的二三人，只肆意根据自身政治权斗的需要来下达和战指令，却拒绝承担与之相关的任何责任。老太后似乎从未意识到，她在中法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只是各种偶然因素叠加而成的结果，与她个人的英明神武无关。不管怎样复盘1884年，都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清廷20余年改革的含金量有限，远不足以与法国部署在远东的海陆军全面开战。第二十五章 1885年：企业转型成了衙门1885年，是轮船招商局由盛转衰的关键年份。在此之前，轮船招商局的上面虽有北洋大臣这个“婆婆”，但经营上基本走的是“商办路线”，是按现代股份制企业的基本模式在运作。1885年之后，徐润被撤职，唐廷枢被调离，盛宣怀以李鸿章指派的官身，而非股东推选的商董身份入主轮船招商局，企业经营迅速退化成了“官办路线”。企业变衙门还造成了一个结果，那就是招商局自此沦为了向朝廷“报效”的工具。所谓“报效”，实际上就是官方勒索，要求企业股东将利润拿出来无偿献给朝廷。自1891年起，清廷要求招商局每年“报效”白银10万两。郑还说，要想让这个国家的工商业发达，让这个国家的企业可以与欧美强国的企业竞争，一定要抛弃“官督商办”思维。中国的航运业，之所以远远不如日本的航运业，就是因为我们在玩官督商办“政治不良”；只有做到“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中国的工商业才会有希望。第二十六章 1886年：拿昆明湖换渤海太后说要归政，王大臣们恳请太后不要归政。这种戏码上演至1886年9月2日，终于告一段落，慈禧“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定论。浩大华丽的颐和园，圈不住慈禧太后对权力的贪恋，最终成了一座永远也修不完的园林。从1886年到1894年，是整整8年永不停止的修筑。修筑的永不停止，意味着归政的永不到来——这是一种微妙的政治手段：太后颐养天年的居所尚未完工，朝臣们自无人敢贸然吁请太后归政；1886年谈“训政”时既然没有规定具体年限，太后也不妨装聋作哑，不会再有自请归政的压力。第二十七章 1887年：广学会的成立李提摩太在山西的活动，也被视为收买人心、窥探虚实，谕旨要求山西巡抚曾国荃对李提摩太“婉为开导，设法劝阻”，将其从灾区请出去，直到李提摩太答应出钱，而将赈灾的名义让给山西的地方官。与广学会的接触，彻底改变了康有为的思想轨迹。他后来“变法上书”中的内容，几乎都可以在广学会出版的书籍和《万国公报》刊登的文章中找到。第二十八章 1888年：北洋海军以残阵成军琅威理的离开，影响的不仅是北洋海军的军纪，还直接影响到英国在东亚的政治天平向何处倾斜。琅威理来华的背后有总税务司赫德的运作。自琅威理任职北洋舰队之后，中英关系日趋融洽。简言之就是：日军人均8发步枪子弹，即击溃了清廷陆军。而且这还是一支遭受严重瘟疫侵袭的军队（主要是霍乱、痢疾与脚气病），过半数士兵与随军夫役因病入院，逾三分之一的海外派遣士兵因重病不得不被送回日本。第二十九章 1889年：光绪大婚不给慈禧面子清朝皇帝一般多在14岁至16岁间成婚，此时的光绪已年满19岁。光绪晚婚背后的原因显而易见——成婚意味着彻底成年。皇帝成年意味着慈禧太后必须结束训政，交出手中的权力。影响清帝国最后20年历史走向甚巨的帝后之争，由此发端。第三十章 1890年：清帝国开炼钢铁当时让张之洞焦头烂额的，是果然如盛宣怀所料，他没有办法在湖广总督的辖区内获得高质量的煤炭来炼制合格的焦炭。马鞍山等煤矿炼出的土焦没法使用，只能改向德国进口，每吨须银20余两之多；后来改用开平煤矿的焦炭，每吨成本也高达17两，而且炼出来的钢还不合格。第三十一章 1891年：皇帝开始学英语《万国公报》对光绪学英文一事的广而告之，目的是尽可能放大此事对清朝士绅的思想启蒙效果。事实也证明了这种效果很不错。据何德兰回忆：“阅读光绪帝所阅读的书籍成为一股汹涌热潮，港口城市（指通商口岸）供应书籍的能力达到了极限，许多印刷协会的负责人担心对这种新情况他们毫无准备。第三十二章 1892年：周汉被精神病周汉是一个奋不顾身的爱国者。遗憾的是，他的反教著作里，充斥着洋教士挖小孩的眼睛、心脏之类荒诞不经的陈词滥调。偏偏正是这样的著作，在19世纪90年代的湖广乃至整个清王朝，有着非常广阔的市场。许多教案，表面上看起来，参加者多是无知识的底层百姓，但背后真正的策动者，恰恰是周汉这样的基层官绅。他们是乡土中国“知识传播”的主力，他们对时代的基本认知，实际上等同于乡土中国对时代的基本认知。第三十三章 1893年：关东铁路为太后大寿让路之所以对标乾隆大办特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此时的慈禧自我评价甚高，自认为是带领大清走出“庚申之变”阴影、实现同光中兴的掌舵者。第二个原因是寻求心理上的补偿。40岁生日那年同治皇帝突然夭折，50岁生日那年有中法战争，慈禧很希望60岁生日可以有一场规模空前的平安喜庆。 1893年7月17日，礼亲王世铎上奏说，参考乾隆时代的旧例，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应该降下“天恩”，给中外大小臣工一个“祝嘏输忱共襄盛典”的机会，具体来说就是按官职的大小等级，制定一份给太后送钱的清单。小川又次曾经断言，清廷只要一天没有“布设铁路”，就“决不能称作真正之强国”。发生在1893年的关东铁路为慈禧太后之万寿让道暂停建设事件，所暴露出来的体制问题，显然要远比没有布设铁路更严重。第三十四章 1894年：大清“战胜”了日本浙江余姚人蒋梦麟(1886—1964)在他小时候一段时间里，始终以为中日甲午之战是以大清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因为他看到的画片就是这么画的。读者不认同《申报》对中法战争的报道，是因为《申报》说前线清军不敌法军，与他们的心理预期不符。那时节，《申报》的读者主要是识文断字、关心时务的官绅与商贾。他们对清廷自1861年启动的洋务自强改革，集体怀抱着一种强烈的自信，本能地不愿意相信经过20余年的自强改革，清军在法军面前仍是不堪一击。于是，说真话的《申报》就被扣上了“偏袒法人”的大帽子，成了众人攻击的对象。在无人强迫的情况下，这些开办于租界、投资者多是洋人的新闻媒体与画刊杂志如此“一致自觉”，孜孜于营造一种“大清在甲午年战胜了日本”的假象，究其本质，主要是“媚众”二字。第三十五章 1895年：朝野反思甲午之败再后来，薛福成又在欧洲见到了繁盛远超清廷的义务教育，还见到发达的女子教育和聋哑人福利教育，并获知父母若不让孩子接受义务教育，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参观学校时，薛福成又惊讶地发现“有厨房、有书库、有浴室、有饭厅”。如此种种，让他感慨万千。第三十六章 1896年：“甲午后改革”遇挫对大多数地方督抚而言，做官远比做事重要，“保守”虽会引起后世的讥笑，在当时却是最稳妥的做官之法。所以，梁启超曾无奈感慨，即便是在两广这样受西潮冲击最大的前沿省份，自总督谭钟麟而下的大多数官员，仍选择敌视西学——“督、抚、藩、臬、学五台，皆视西学如仇耳，度风气之闭塞，未有甚于此间者也”。第三十七章 1897年：“湖南腹地自立”所谓“湖南腹地自立”，扼要来说，指的是康有为在1897年派门下弟子梁启超、韩文举、叶觉迈等集体入湘，与湘省人士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合作，试图以湖南为基地，通过创办学堂、印刷报纸等方式，来谋求“保种保教”。他【谭嗣同】还将自己所著《仁学》一书及其他诗文稿交给了梁启超，希望他能够将之刊印，并勉励道：“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只是很遗憾，“无以召后起”一句，后来被转向保皇的康有为与梁启超师徒，篡改成了“无以酬圣主”。第三十八章 1898年：百日维新戊戌年前后，谈变法者极多。在一大堆谈变法的奏折里，光绪皇帝会看中康有为，并不是一件偶然之事，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与知识结构高度相似。和光绪一样，康有为也是广学会出版物的忠实读者，他变法奏折里的内容基本取材于广学会的出版物。在这咒骂声里，康有为觉得自己有些冤。他说：自己确实建议皇帝引进新人、设立制度局或懋勤殿，但从未建议裁撤旧人、废除六部九卿。外界都将“裁撤冗员”的主张归于自己，但自己的变法主张一直都是“但主增新，不主裁旧”，既要“选通才以任新政”，也要“存冗官以容旧人”。康的这些话大体可信。慈禧之所以急于发动政变，大约是担忧朝廷的人事改革将走向“失控”。她不担忧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中枢大臣，也不担忧张之洞等地方督抚，这些人与她之间的政治联结，远比与光绪皇帝的政治联结紧密。她最担忧的，是伊藤博文与李提摩太成为光绪皇帝的贴身顾问，他们的背后是日本政府和英国政府，那是慈禧撼动不了的力量。她不能容忍光绪借外国势力与自己争权。第三十九章 1899年：底层社会全面失序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19世纪9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梅花拳、大刀会这些“义和团早期组织”，他们与教民发生冲突时，所争的几乎全部是具体的物质利益。朱红灯、曹福田这类人并不爱大清，虽然他们喊出过“兴清灭洋”这样的口号，但那只是一种避免被清军剿灭的策略。他们也不是真的“排外”，柯文的研究发现：“到（1900年）5月中旬为止，义和团的暴力活动几乎完全是针对教民、教堂和教民住宅的，只有一个外国人（卜克斯）丧了命，义和团的矛头还未指向铁路和电报。” 民国初年钱玄同在北京做教员，雇有一个包车夫，他自己承认做过拳匪，但是其时已经是热心的天主教徒了，在他的房里供有耶稣和圣母马利亚的像，每早祷告礼拜很是虔诚。问他什么缘因改信宗教的呢?他回答得很是直截了当道：“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这句话至少去今已有四十多年了。第四十章 1900年：“庚子之变”她【慈禧】召集第二、三次御前会议，目的并不是与群臣商议危机的处理办法。宣战一直都是她的第一选项。将皇帝与绝大多数朝臣一起绑架到战车上，才是她召集御前会议的真正目的。她为了个人私欲向列强集体开战，但并不愿意独自承担战败的后果。慈禧血脉偾张之际，光绪皇帝却是面如死灰。他顾不得君臣之间的分野，离开皇座走入群臣之中，拉住许景澄的手，含泪对他说“更妥商量”，不要急着去各国使馆递文件，这事还得再商议商议。皇帝还说，许景澄你在总理衙门做事多年，熟悉洋务，应该明白时局大势。我大清现在究竟能不能与各国开战？国运安危在此一举，请一定直言不讳。 6月26日，由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人牵头，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各省巡抚派代表参加，在上海与各国驻沪领事议定出了一份“东南互保”协议。南方督抚正式集体拒绝卷入清廷中枢的对外战争。美国驻上海领事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称赞该协议使得外国人的权利得到了有效保护，维持了东南地区和平。第四十一章 1901年：新政不过是权术列强衡量得失之际，慈禧太后也在日夜担忧自己的政治生命与政治权力。她最后决定做三件事来回应列强，以期逃脱洋人的惩罚：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与列强议和。二、迫害义和团。三、改善个人的排外形象，发布改革上谕。对地方官员们而言，庚子赔款是政治负担，是必须要完成的摊派，也是致富的机会。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制造新名目来疯狂敛财。第四十二章 1902年：新式学堂挽不回青年但由张百熙、张之洞与荣庆联合署名的《厘定学堂章程折》里仍说得很明白：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授其知识，练其艺能。换言之，书院成了学堂，物理、化学也进了教材，但以经学与史学为基础的“忠孝教育”，仍将是新学堂教育的核心内容。第四十三章 1903年：《苏报》案痛击清廷左宗棠19世纪70年代对江浙报人的诸多评价，大致可以视为当日官场对新闻报纸的一般性看法。左说，江浙报人都是些“无赖士人”“无赖之徒”，专在颠倒是非第四十四章 1904年：再一次编练新军更要紧的是，“八省土膏统捐”之术自此成了清廷中枢分割地方督抚财税收入的常规手段，“不久，盐税、铸币余利等项财源，也被中央以‘统办’形式夺去。由此，八省土膏统捐的开办，也就成了清末财政集权的发端”。 “汉奸”一词始于清代中叶并盛行于晚清，便是清廷中枢内心的满汉分野从未消失的一项明证。与后世对“汉奸”一词的理解（背叛国家利益的奸人）不同，在清朝统治者的语境里，“汉奸”所指乃是那些对清廷心怀不满、损害了清廷利益的“汉人奸民”。自雍正朝开始，“汉奸”一词即频繁见于清廷内部的各种往来文件。几乎每次出现社会冲突，都会有督抚大员条件反射式地将“汉奸作乱”视为重要缘由。无学问、无常识、无阅历、无经验、无能力、无根基的结果，便是载沣、载涛与载洵兄弟徒有最高军事长官的虚名，即便有铁良这种能臣辅佐，也始终无法真正有效掌控军队。第四十五章 1905年：慈禧被迫放弃科举之所以说【科举】这种上升通道是一种幻象，是因为科举取士从来不是官僚集团的主要来源。清代不是，之前的朝代也不是。正因为绝大多数读书人很难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集团，所以，与废除科举同时出台的《举贡生员出路章程》，反而得到了旧式读书人的热烈拥护。该章程旨在为各省数万举贡和数十万生员筹划善后，以防士子们倒向革命。它的付诸实施，使得自科举废除至清廷灭亡这六年时间里，原举贡生员们的入仕就职机会，反比以前更多。种种优厚待遇，还一度引发了舆论的不满。第四十六章 1906年：两种“预备立宪”于是，1906年9月1日，载泽进呈密折后的第七天，慈禧正式宣布“预备立宪”，载泽也成了“立宪开幕元勋”。9月2日，慈禧便宣布要改革官制，打算用立宪的名义从地方督抚们手里夺权。这便是影响清末历史走向甚巨的“丙午官制改革”。第四十七章 1907年：刺杀安徽巡抚孙【中山】很清楚革命是一把双刃剑：革命需要军队，需要集权；但革命的目的又是伸张民权；如何保证革命者革命成功，拥有了巨大权力之后，还能将权力顺利还给民众？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革命之际，先定兵权与民权之关系”，不要等到革命成功之日再来解决这个问题。第四十八章 1908年：老太后的终极布局可想而知，这样的慈禧太后，断不能容一心“专讲西学”的光绪皇帝死在自己后面，断不能容清帝国的航船驶往另一个方向。在老太后眼里，光绪皇帝不仅仅是她的私敌，也是爱新觉罗皇室的公敌——他中了太多西学的毒，断不能让他获得执政的机会。第四十九章 1909年：谘议局与地方自治教育、医疗、道路建设、水利建设……这类事务关系到民众福祉，是需要朝廷（省府）拿钱来办的事情，结果全部被下放给了“城镇乡”，由地方自治机构负责筹款兴办。至于那些可以带来收入的行政项目，以及事关政府对基层百姓的控制力的司法、警政等，则均不在“自治”范围，不许自治机构插手。在这些暴力活动中，之所以常常出现捣毁新式学堂的行为，是因为普通民众发现，地方自治机构以发展教育为名，向民众收捐办新式学堂，结果却是钱越交越多，学堂越办越多，但普通民众的孩子仍然上不起学。因为相比旧私塾，新式学堂的学费往往更高。第五十章 1910年：请开国会运动甚至还可以说，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将各省有影响力的士绅组织到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着鲜明政治主张的机构，实际上已具备了现代政党的雏形。这种组织化的力量，上可以联络资政院，中可以联络各省督抚，下可以联络各省议员，很自然地引起了清廷中枢的警惕。第五十一章 1911年：清帝国土崩瓦解双方的矛盾，概而言之是：朝廷在庚子年深受“东南互保”的刺激，希望借假立宪收回权力，重申君权的至高无上。地方督抚也在庚子年深受老太后的不理性独断决策的刺激，希望实施一场真立宪，一方面将地方手里的财权、人事权、行政权、司法权合法化，一方面以责任内阁制度来改革朝廷的决策机制。而在明清易代的史实中，“剃发留辫”又是最为敏感者。连“发”字在清代的使用都一直处于战战兢兢的状态。如常用词“一发千钧”，因容易被人联想曲解为“以千钧之重来形容一发”，进而引申为对剃发政策的不满，清人便极力回避使用该词。王汎森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一书中说，清人花80余年所修纂的《明史》，“从头到尾未曾用过‘一发千钧’或‘千钧一发’”；《清实录》里同样找不出“千钧一发”，仅出现过一次“一发千钧”。在晚清无知识的普通人眼里，剃发留辫仿佛已是数千年的固有习俗。章太炎惊讶地发现通行本《日知录》里无任何华夷种族之说，他比对原抄本后还发现，通行本不但经过官方删改，也经过了民间私人的删改，后者的删改力度远比官方彻底。钱穆一度不知本朝皇帝乃是满人，直到遇上革命党人钱伯圭做了自己的小学体操教师在一个由秦制时代向民权时代转型的关键期，负责主导转型的大总统，在他的总统就职宣誓词中，找不到公权力对民众的承诺，找不到公权力的谦逊与约束，找不到与扩张民权相关的制度建设，有的只是对民众的各种批评，有的只是要民众各种服从。由此可知，袁世凯虽在清末新政中有过颇为开明的表现，却仍不是一个知识与见识足以与民权时代接榫之人。他的脑子中还残留着太多秦制时代的旧辫子，他剪不掉也不想剪。自然，这绝非时代之福。后记对于这类反思，笔者始终持质疑的态度。道理很简单。就一场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时代转型而言，真正有能力决定转型走向的其实是清廷中枢。立宪派也好，革命党人也罢，其实都是清廷中枢之所作所为刺激下的产物。此外，要求民众管控住自己对清廷的失望情绪，要求革命党人管控住自己受清廷政策刺激后的反应程度，本身也不具备可行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