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original) (raw)

2024-04-10 00:06:36 已编辑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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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书结构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邓野研究员于2003年出版的著作，本次选读版本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修订版。

全书分为正文十二章、导论和结束语，共十四个章节。

在导论中，作者开篇便提出了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观点并回答了我的一个困惑——即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政治的主题是怎么从国际层面的中日民族矛盾转移到国内层面的国共矛盾上来的？长期以来，不论是学界还是民间认识，普遍都以1945年8月日本投降作为两个时代的分界线：在此以前，中国政治的主题是抗日救亡的民族革命，而在此以后，中国政治的主题是民主建国的社会革命。而作者创造性地提出，“中日问题并不是抗战末期中国政治的主题”[①]。即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逐步推进，抗战胜利的局势变得明朗，国共合作之下的冲突和对抗逐渐浮现，对日作战胜利之后的中国政治该是何种走向，逐渐成为国内各政治力量思考的主题。于是，作者提出，1944年至1946年是中国政治主题的一个转换期和国共关系的政治转型期。而贯穿这一时期的主要线索，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与国民党的“一党训政”两个口号之间的对立。作者自己的概括是：1944~1946年间，围绕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国共两党是怎样由政争走向战争的？[②]

正文分为十二章，选取了日军“一号作战”、中苏谈判、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国共四平决战与南京谈判等几个大事件为切入点，对几件大事的经过、联系与各个政治主体的行动做了详细的论述与分析。在这几大政治事件中，作者始终以“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作为线索贯穿其中，并以民国政治的逻辑来作为解释一切现象的理论依据，这一点我将会在第二部分具体分析。本书论述的时间范围从1944年4月日军发动“一号作战”目标，沿平汉铁路一线猛攻，连续攻克郑州、长沙，围困衡阳开始，直到1946年7月国共南京谈判破裂，蒋介石“不宣而战”引起国共苏北大战结束，实际上就是对这一时期中国政治主题转换的全面论述。而这一时期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体，除了国共双方以外，还有所谓“第三方面”也就是中间派。美、苏、日（日本主要体现在前期）三个国际力量也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所以我将这本书的正文内容解构为，以国共为主的多个主体围绕一个矛盾在一个固定逻辑下的政治、军事博弈。

结束语主要是对民国政治的逻辑这一理论的重申和补充说明。作者给其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政治与武力高度统一，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逻辑。1944年到1946年间国共双方所有的政治博弈，最终都是落到军事实力这一基础上。这是由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决定的，也是民国政治历史局限性的体现。

二、问题分析

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我主要关注的是以下几个问题：“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国共关系的双重性，第三方面，民国政治的逻辑和“国父遗教”。

（一）“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以上两个口号是这一时期国共关系对立的实质，即两种政体的对立。“一党训政”是国民党根据孙中山先生在《建国大纲》中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期论而奉行的政治原则。即在这一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实施“党治”，并对人民实行民主训导与教育，最终向真正民主的宪政过渡。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实际上是“党国一体”，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行使统治权，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执委）成为了中国的权力中心。孙中山先生的理论，也成为了国民党以训政之名行一党专政之实的理论支撑和法理依据。

“联合政府”是中国共产党为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真正民主政府而提出的口号。

所谓“联合政府”，其内涵就是“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③]。这一口号是在中共的军事力量得到提升而国军遭到日军重创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所以它也符合民国政治的逻辑。所以“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实际上就是关于中央政府权力再分配的要求。

根据孙中山的理论，训政之后是宪政，即国民党“还政于民”，退回到与各党派相同的地位，以民选产生的国民大会行使国家最高权力，按照“五权宪法”的原则，达成真正的人民民主。谈判之初，国共两党的矛盾主要集中于结束训政，推行宪政的时间问题。中共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制，召开党派会议，改组政府体制；而国民党则一再坚持抗战胜利之后召开国大，结束训政。然而事实证明，国民党实际上是拖延时间，继续巩固一党专政。而抗战胜利之后召开的国大是否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也需要划一个疑问号。在这种情形下，中共提出了“联合政府”的口号，要求以党派会议代替国大，因为在国民党训政的体制下，国民大会并不能真正代表民意，而需要以各党派代表各人民群体的利益。这是双方矛盾的焦点所在。

（二）国共关系的双重性

国共之间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关系：党与党的关系，朝与野的关系。而其中，中共更加重视前者，并且尽力回避甚至消除后者。而国民党则注重后者，并屡次试图用朝野关系来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打压和攻击。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是两个互相独立的政党，这一点无需说明。所以党派之间的斗争与合作是国共关系的基本形态。但是在训政体制之下，国民党实际上代表的是中央政府，在这一层面，国共关系呈现出了不一样的形态。

首先在法统上，国民党是执政党，而共产党是在野党。第二次国共合作，实际上是在国共两党实力对比不平衡的情况下，在国民党“一党训政”的体制内建立的不对等的合作方式，这也是民国政治逻辑的一个典型体现。也就是说，至少在形式上，中国共产党受政府的领导，听从政府的指挥，而在“一党训政”体制下，听从政府指挥，实际上就是听从国民党的指挥。

其次，朝野关系决定了国民党的合法性要天然高于共产党。国民党能够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行动，这尤其体现在军事行动上。首先，在军事力量的拥有上，国民党的军队可以号称是政府军，而中共的武装力量和解放区则容易被国民党以武装割据之名进行攻击。第二，日本投降之前，中国主要分成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日本占领的沦陷区和国民党治下的国统区，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而日本投降之后，对沦陷区的接管，将会成为国共力量对比重新洗牌的机会，所以国共双方都积极采取行动以接管日占区。但是，代表中央政府的国民党在这一行动上具有天然的合法性。盟军下达指令，日占区各军政机构“应向蒋委员长投降”[④]，也就是说中共接管日占区的行为不被国际认可。同样，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中国的外交权也掌握在国民党手中，而中共只能作为政党进行对外交往。国民政府将东北问题定性为外交问题，企图将中共排除在东北之外，并以收复主权为名进军东北，也是国民党利用朝野关系对中共进行打压的典型体现。

（三）关于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即国共双方之外的其他政治力量，既包括其他政党，也包括无党派人士。他们的成员主要是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西方式的民主宪政为政治目标。其中，民盟是第三方面最主要的政治代表。

梁漱溟说，民盟产生于“国共两党之矛盾对立”[⑤]，也就是说民盟的存在是以国共对立为条件的。那么其主要作用自然也是调节国共两党的矛盾对立，在两党冲突之间起到缓冲作用。他们往往两头开刀，既抨击国民党，又批评共产党，其“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口号就是分别针对国共两党而提出的。

第三方面没有属于自己的武装，而是以报纸、文章、谈话等形式发挥其自身的作用。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以言论为武器的政团，在民国政治中到底可以走多远？”[⑥]实际上，没有自己的武装，这就决定了第三方面只可能是国共两党的附庸，可以成为中共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盟友，也能成为国民党利用舆论攻击中共的工具。蒋介石曾说：“中国在国民党以外，除了共产党，再没有什么其它党派了。所谓其它党派实际是不能算数的。”[⑦]1946年国共南京谈判破裂之后，全面内战爆发，没有武装支撑的民盟迅速失去其作用，民国政治逻辑的再一次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四）民国政治的逻辑

前文已经介绍过，民国政治的逻辑就是指政治与武力高度统一，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逻辑。实际上，除了“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这一条主线之外，民国政治的逻辑也是本书中一条非常重要的贯穿全书的线索。书中叙述的几大重要事件，无一不是以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消长为基础的。

经过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开辟，再加上日军“一号作战”对国民党军队的连续重创，到1944年12月，中共中央在文件中指出：“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⑧]。虽然“几乎平衡”的估计显然过高，但国共力量对比的确出现了较大的变化，这也是中共能够提出“联合政府”口号，与国民党展开谈判的基础条件。并且同样是在这一条件下，传统的国共关系开始变化，国民党中央政府放低身段，拟派代表赴延安谈判。

在美、苏的干预下，国民党以政府名义垄断对日占区的接收权，国共实力对比再次呈现明显的国强共弱局面，这种条件的转换正是重庆谈判的主要背景。所以重庆谈判表现为国民党单方面对中共做出的审判，中共被迫接受了国民党所谓“参加政府”的要求。谈判地点再一次从延安回到了重庆，这是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国共双方攻守易势的重要体现，实际上是民国政治的逻辑在运行。

政治协商会议是由美国极力主张和要求，并受到中共和民盟的支持的，对民国政治的逻辑做出的一次挑战。它不以武力对比作为直接条件，而是国际力量的直接干预造就的。政协会议的谈判结果得到各方认同，甚至中共也一度认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⑨]。但是，用武力建立的政权不可能以协议方式主动交出，最后必然回到武力方式解决。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对政协会议的推翻，实质上就是再一次证明了民国政治的逻辑的不可撼动和强烈反弹。

（五）“国父遗教”

孙中山形象的建构是民国时期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现象。国共双方，包括第三方面，都曾积极利用孙中山及其理论来证明自身存在和自身决策的合法性。国民党以“国父遗教”作为其坚持一党专政的法统依据；中共同样以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道路来抨击国民党的独裁专制。杜鲁门发表对华声明，对孙中山的“训政”理论做出批评，是对“国父遗教”的破坏，也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合法性的政治否定。

孙中山“国父”形象在中国民国官方意识形态中的构建过程，“国父遗教”在政治运行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具体体现，其内容和价值完全可以单独作为一篇文章的主题进行发掘和探讨。

三、个人感悟

全书共507页，篇幅较大，然而我基本上利用三天假期一口气读完。主要原因是作者叙事环环相扣，紧紧围绕“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这一主题，每一章节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上一节的结果往往是下一节的条件。在保证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还能将故事情节写得非常具有吸引力，足见作者之史才。书中关于国共两党最高领袖毛、蒋之间的博弈，和四平决战中周、林、毛在谈判、军事和总指挥中“三位一体”的叙述极其精彩，让我印象深刻。作者邓野是邓小平同志的侄子，或许这样的出身背景和家庭环境是作者对高层政治博弈如此敏锐的重要原因。

前文已经提及，国共双方关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两种政体的对立是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而武力决定政治这一民国政治的逻辑则是事件发展的另一条主线。从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到1946年蒋介石发动苏北大战，内战全面爆发为止，本书是对这一时期国共关系和政治格局的细致剖析。读来读去，最终证明了民国政治的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在材料运用方面，作者注重运用各种笔记、日记材料，从事件亲历者的自身体会入手，保证历史真实性的同时还展现了国共双方及第三方面内部不同主体的主观思考。我读的是2011年修订版，作者在原版的基础上还补充了新公开的《蒋介石日记》内容。

囿于课程作业的篇幅和本人能力，书中其实还有一些问题未能阐发。如美、苏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之下会分别损害与自身意识形态相符的国共两党的利益而与另一党派交好；国民党所谓将要实行的“宪政”同中共的“联合政府”有什么不同；国共两党之间的“囚徒困境”，即双方总是抱有不信任而没有任何一方愿意放下武装来换取和平民主……希望在今后的学习和阅读过程中，这些问题能够迎刃而解。

以上是我本次的读书报告，字数略微超出，希望老师谅解，敬请批评。

[①] 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页。

[②]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第8页。

[③]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23页。

[④] 瞿韶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台北：“国史馆”，1994年。

[⑤]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6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96页。

[⑥]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第39页。

[⑦]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75页。

[⑧]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656页。

[⑨] 中央统战部等编：《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7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