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我所欲也——《儒林外史》读后 (original) (raw)

2024-07-14 01:35:20 已编辑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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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宫崎市定的《科举史》的时候，总想把《儒林外史》找出来读一读。前者研究的是清代科举制度，后者虽然时代背景为明代，但作者在小说中夹杂了一些清代制度，两本书彼此相映成趣。可惜，读完《科举史》之后并没有立刻读《儒林外史》，前者只记得大概了。

科举制度作为贵族门阀政治的对立面，在唐朝时期有非常深刻的意义。魏晋九品中正制受贵族全面掌控，皇权并不如明清时代集中，朝廷无法有效控制官僚任命。隋唐开创的科举制度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让有才华的平民可以入朝为官，将官僚任命权收归国有，以削弱贵族势力。旧贵族再有能力，也必须通过国家统一考试，才能获得当官的资格，这样就瓦解了魏晋以来形成的门阀政治。士林群体取代贵族门阀成为新贵族，科举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度。受科举制度的限制，这些新贵族并不会形成魏晋时代的门阀，只要科举能够维持自身的公正性，不懂得教育子孙的官僚家庭也会在几代之后迅速没落，其地位会被新的士人迅速取代。宫崎市定认为，科举制度在唐末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即瓦解旧贵族群体。在之后的时代则是以稳固封建统治为根本目的。

科举制度也并非完美的制度，以特权作为诱饵，笼络天下读书人。为了防止儒生借科举考试向天子谏言，考试内容逐渐远离时事。到了《儒林外史》的创作年代，科举考的八股文几乎没有实际用途，仅仅作为获得做官资格的一种手段。而朝廷所需的官员人数远远小于有资格做官的群体，同时应试人数越来越多，科举在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目的之上又增加了一个限制人才数量的功能，于是对考生提出更高的要求。八股的写法越来越精巧，要求考生使用馆阁体书写试卷。考生不得不花费更多时间去练字和苦读经典。清代在本就内卷的明代制度之上，还有庞大的满族勋贵阶层，开国功勋和八旗子弟相比普通士林具有优先任命权，面对更加残酷的内卷，清政府的做法是在正式考试之间再加考试，用以限制资格。吴敬梓和蒲松龄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从他们个人的角度而言确实不算幸运。两人都是终身秀才，但我们绝不能说他们没有才华。另外，荫生这种官方卖官行为，在清代造成很多问题。既然捐银子可以获得低级官僚资格，那又何必去寒窗苦读呢？荫生不仅破坏了考试的公正性，而且变相拉低了人才素质，使奔着赚钱去当官的人有了名正言顺的敛财机会，做官也就成为一种新型投资项目。

说回《儒林外史》。小说以创造性的笔法描绘了明清科举时代之下的中下层文人及市民群体。也许群像小说并非《儒林外史》首创，但全书没有从头贯穿至尾的主人公，这一点非常罕见。作者通常使用几个回目集中写一个人物，之后借人物关系顺理成章地切换下一人，这种频繁切换焦点的写法，容易让读者误以为整本书只是多少个短篇强行连成的长篇（同样的手法在电影上的运用案例大概是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实际上，整本《儒林外史》服务于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揭露科举制度的黑暗。这种以统一主题代替主人公的写法很有创意，但对读者的阅读能力有一定要求：读者需要记住大量的人物关系以及情节，同时在阅读的时候要记好某些一笔带过的人物，他们可能在书籍中间或者后面再度出现。比如王慧第一次出场是在第二回（王孝廉村学识同科），这个回目的主人公是周进。下次出场则是在第七回（王员外立朝敦友谊），回目主要写范进和荀枚；第八回（王观察穷途逢世好），这次主人公变成王慧自己，最后一次出场则是第三十八回（郭孝子深山遇虎），上半回主人公是王慧的儿子，非常隐晦地交代了王慧的结局。同样的笔法还有严贡生，郭铁笔等一众人，他们在书中反复出现，随着视角切换暂时隐身，之后又突然冒出来，读者只能眼花缭乱地看到一个又一个人物登场，读完全书才反应过来个别次要人物串联了好几个不同的群体（如鲍廷玺）。这样的写作手法及其考验功夫，要把众多人物关系书写到位且不出错误，在逻辑上，反复出现的人物，其语言和行为需要与之前的描写保持一致等。

这样的写法确实容易招来误解，也许有部分读者因为中学课本知道了《儒林外史》这本书，正儿八经找来读的时候很难适应其高度复杂的人物关系，读几章就读不下去了（书在我手上吃了十年灰，四度打开三次放弃）。实际上《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一样“伏脉千里”、“并无闲笔”，其人物的描写也十分精彩，具有现实主义风格。讽刺确实是其特色，但如果只看到个别回目的讽刺而忽略全体，这是非常遗憾的。有些讽刺是直白地呈现在读者眼前，比如范进中举的癫狂样貌，严监生因为两根灯芯而迟迟不肯咽气的吝啬形象等；有些讽刺又需要从人物整体角度才可以看出来。还是以王慧为例：王慧出场的时候是个举人，对尚为童生的周进缺乏尊重（童生为中秀才前的身份，中了秀才才算衣冠人士，可以结交地方官员），在庙里吃大鱼大肉且无视周进独自享用，嘲弄周进似的、讲出自己荒诞的梦境——他和周进的七岁学生荀玫是同榜进士。王慧的行为无论是否有意，他都使周进间接失去工作，被迫去当账房。讽刺的是，作者先让王慧以梦境对周进的童生身份进行羞辱，在后文中刻意让梦境变成现实：在周进学生范进的提携之下，曾经的七岁小孩子还真的和王慧同榜登科！随着身份倒转，满头白发的王慧倒是火急火燎地拜见新进士荀枚，以同乡身份沟通感情，叙起情谊来。这种势利相是间接刻画的，与之相对的直接势利描写则是薛家集一众人对周进的态度。周进作为老年童生，在薛家集备受冷遇，秀才梅玖做诗嘲讽他，众人在背后非议他；等他科举翻身后，薛家集的众人居然在寺庙里给周进供了长生禄位，连他以前写的旧对联都要恭敬取下装裱起来，梅玖更是谎称自己是周进的学生以逃脱责罚，还满嘴跑火车地说周进以前最喜欢他的文章云云。由此可见，作者对趋炎附势的描写可谓入木三分。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吴敬梓借用群像描写，将宏大的社会图景浓缩其中，我将其称之为“清明上河图式的描写”。不懂得结交权贵的落魄文人，只能一心一意地期待自己中试，一朝中试则跨越阶层名利双收，哪怕不知道苏轼也没有关系（范进）；一生都没有发际的落魄文人，只能以名士的身份周旋于各个官员之间，还要假装清高，运气好能混个幕僚，运气不好就是客死他乡也无人得知（牛布衣）；原本淳朴孝顺的农村青年在利益的引诱之下逐步堕落，走向曾经的反面（匡超人）；底层的市井青年也要假装名士，随便凑点歪诗来结交权贵（牛浦）；好男风的纨绔子弟，掷千金凭自己的爱好给全城男旦定榜评级，真有求于他，反倒一毛不拔起来（杜慎卿）；在妓院说科场的官僚子弟等（都督府的汤大爷、二爷）。围绕着一条“荣身之路”，不同阶层有不同阶层的打法，真就“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在这群人物中，也并非没有正面描写，但即便是“星君降世”来“拯救文运”（虞育德），能做的也仅仅是用高尚的品德来影响感染周围的少数人群，他们（虞育德、庄征君、杜少卿等）仿佛昙花一现，对整个社会的趋炎附势风气毫无办法。

社会是个名利场，还是个大染缸，把金子丢进去也无法让染缸变清澈，最多金子还是金子而已。统治者用科举制度来笼络天下读书人，读书人把科举作为出仕途径，双方都把“圣贤书”作为一种工具，那科举考的是“圣贤书”还是线性代数又有什么区别呢？知行不合一还算真知吗？所言之事与所行完全相左，是因为追求的是现实利益，而不是“天下大同”，或者确实有几分真心追求“天下大同”，只是在价值排序上让步于名利。如果科举所代表的是能力主义，那么，能力主义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现实利益的诱惑。科举曾经以其先进性取代血缘优先的门阀政治，在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之后终于被迫停止。那能够革新科举制度弊病的手段是什么？吴敬梓并没有给出答案，其本人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对抗名利诱惑的方式是保持洁身自好，但代价是成为社会的边缘人物，以其自身经历为写照的杜少卿也是同样的结局。随着虞博士、杜少卿等人的死去，世界还是那个世界。“鱼，我所欲也”，你的鱼是现实利益，我的鱼是理想主义，那你选你的，我选我的吧。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的人士，不过是后人口中的“奇人”，即便他们无视名利，也只能做到“独善其身”，完全没有能力“兼济天下”，如风中残灯，旋即熄灭。吴敬梓只是提出问题，解答并不是他一个人就可以办到的，这一点正如庄征君无法回答皇帝关于名教的疑问那样。

后记：《儒林外史》是个精巧的小说作品，但我不是很理解最后两节的内容。感觉完全不像是作者的手笔，倒像是别人强行续了一个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