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地方志 (original) (raw)
2024-10-07 20:46:22 已编辑 北京
二十年毕业聚会的消息连同那些地名人物都成了投入湖心的石子，这片涟漪最终裏着十几年未打开的日记形成一个巨浪既虚妄又结实地砸在了身上。这本书就恰逢其时地相遇了。
书皮写着1990-2014，重心还是千禧年前后到2008年。我对于在同一个城市甚至就在几公里之外的事情无知无觉。那时候完全不知道有这么多乐队在附近演出着。书中提到的边工、阿波罗都是班级圣诞活动的场所，旱冰场是女生可以主动提出让风头男生牵手的地方——“带我滑一圈”。我对姬友说我都不记得阿波罗在哪了，接着翻到书中一张乐队演出信息画了地址示意，笑。
不知道国内摇滚乐有没有正史考据，本书算是参与者口述的地方志，可贵。侧记部分类似综述，最喜欢看口述采访，乐队介绍点评多资料少，有些甚至只有“主唱”“吉他手”，没有名字，或者只有外号，很可惜。女生更是非常稀少，多以“女主唱”“女友”被提及。提到有纯女子朋克乐队“飞行的木偶”，只说“仓促”便没有更多详情。意外发现一个网站介绍了冰淇淋格子，甚至有一些屏蔽乐队的资料。边家村四海的大妈在打口碟回忆里有重要地位——她是为儿子的“事业”操持，她的女儿也被提及，但是否喜欢音乐不可知，在网上的一些回忆贴也总难免俗地被人“惦记”：那个老和她一起的男的是谁？从网上找到的其他回忆文章可以看到打口碟店员和顾客中不乏女性。
据书中忆述1985年已有西影厂的徐斐南下深圳出版专辑。书中多次出现“走穴”这个颇有年代感的词。对八十年代末依稀的记忆里有大红纸上一个大大的“舞”字。舞会文艺演出文化衫都是最时髦的东西。上大学选修的合唱与指挥课上一副江湖气的老师说：别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当年老师也是南下深圳在歌厅演出的键盘手。
提到1996-2000年磁带向CD过渡，西安没有专业的录棚，录音设备的要求限制了乐队的发展。这个也很像电影：胶片对于洗印设备的要求使得创作很容易在制作端就受到限制。
书中引用了许巍97年访谈中关于当年乐队解散的原因：大家不是做音乐，是想通过音乐获得名利。但是从后面飞乐队的其他成员采访来看不尽然，也可能是时段不一样。拟人来看，艺术或者一门技艺的确有靠名利为诱惑寄宿在人的身上得以传承的成分。或许在一个趋于平等的社会，名利的特权也会消亡，人可以更自由地追求喜欢的东西。
许巍97年的访谈里说：我（二十几岁）想过这种日子，每天拿起吉他想弹就弹，不为生活发愁，但我现在得到这些了，我依然是这样，还是很茫然，我不知道该得到什么，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呲妞”也是这种特权的体现，羡慕有女友的男生是一种男性间的攀比。
打口带一章是买这本书的原因。熟悉的地名、人物，甚至从文字能脑补到语气和口音。书中提到打口带和摇滚乐在西安有市场，因为这里有很多高校，大学生有闲有求新求变的欲望。西安的生活成本当时又非常低廉（书中提到城中村民房120块一个月，exactly ），不用担心暂住证，艺术家也比较容易存活。城中村“藏龙卧虎又藏污纳垢”，无意间形成了一种以艺术为中心的社区文化。但大部分学生在毕业之后不会留在西安，因而这种氛围很难像北京那样充分累积。有的人说西安演出气氛好，观众比乐队牛，也有人说西安听众的知识没有南方普及。
EM7老板唐明关于03年的回忆里有一个情节：报纸上报道广州3000多病例，他在空荡荡的硬座睡一路去进货，到了发现“夜市照样开，不像西安封村封校”。
唐明讲述相当有趣，给老山羊王维接连介绍两个不会弹琴的乐手硬被教会了组乐队，老山羊后来做了音乐培训。在他的口述里才知道那些大学生们热爱的专辑是怎样在先在港口被剔过一轮，上游被黑SH垄断，分到下游之前已是压榨了懂行的人做了分捡配盲盒。在他的口述中08年是之前积累的问题显露年代：经济下滑，大学生失业，互联网是更大的盗版，城中村开始拆迁。
八个半酒吧老板张玮的口述是关于演出/放映场地的变迁。面馆背后的防空洞演出想一下都觉得太酷了，甚可视为一种隐喻——化干戈为玉帛，化防空洞为Livehouse。“东边可以通到大雁塔”的描述来看，让我疑心是现在所谓的地下宫——被网红城市的资本占领。
绿州音乐网口述者是黑撒主唱曹石。曹石毕业于西工大计算机系，做网站倒是和专业有点关系。千禧年正是论坛这种形式最火的时候。在他的忆述中04年网站因民敢盐论被约谈和关闭一月，起因是一个女中学生在上面发了“盘古”的歌词。曹石找到那个女生“吓唬”她说“派出所找你呢，让你把牙刷毛巾都准备好，估计要蹲个几年，其实是想教育她一下。”面对暴力系统机器被约谈的恐惧与愤怒可以理解，但这种“教育”为名去戏弄一个十几岁的女孩的恐惧，着实反感。很难认为黑撒那首《练死小RB》算是一首歌，简直像小孩子小时候口无遮拦学的脏话歌曲，与那首《流川枫和苍井空》并置简直是民粹男凝。
书中提到“西北大学”的事件有印象。那时上网还只能靠网吧，媒体的消息是这条（感谢西电网站），而点燃情绪的是另一个版本。当时学校为了不让学生参与到社会游行采取了短暂的封校措施。在后来的电视上看到本地的一些日料店被打砸的新闻。日后还有砸车和U形锁事件都加深了我对于地域集体身份的不信任。
飞乐队主唱张广谦（毛毛）经历有趣：小学五年级就开始离家出走，个性收敛是因为迷上了做音箱：没日没夜，买书，做实验。从卖音箱到卖唱片。做了乐队，觉得西安没什么发展，到了北京发现这行业跟做生意没多大区别——那何不做生意算了，把创作永远当成一个爱好。到后来一丁点儿创作欲望也没有，自己当厨子开了面馆，生意非常好，干了半年又觉得这不是自己想干的，又跑去倒腾DVD。最后还是卖音箱开酒吧做现场演出。认为搞大了别人投钱免不了商业，“自给自足，力所能及”。
习明提到邓丽君：艺术家干的事，就很简单，你的每一个作品将来都会成为你的一封遗书。一个人去世后，如果TA的东西在传唱，证明TA的作品很成功。
黏液主唱丁勇做过西北第一印染的工人，1995年一个月收入130块，不操心温饱。1996年厂子倒闭（现在纺织城走了北京798工厂区改网红艺术打卡地的路子），自谋出路，到摇滚服饰店卖衣服开始接触这个圈子。06年到上海罗兰公司学到了很多设备的知识。觉得西安还是“信息闭塞”，没有办法临场感受顶级音乐。
王建房是考了三次艺校，1987年开始大篷车式的走穴。到1993年歌舞团被大家嫌弃了。（94年随着MTV的火爆，出了大批歌手）。98年开始尝试陕西话做音乐，表达“一个真正陕西男人内心里面有，但不愿意讲的东西”——地域和男性自我表达总是能找到绑定点。马飞的采访里说2000年歌手张恒用陕西话唱《距离》。
Fuzz乐队刘鹏说第一张专辑唯一的遗憾是封面——“找新裤子的主唱帮忙做的，我们不是特别喜欢”。哈哈。
降灵乐队的马乐说乐队这个过程就是人生的一个作品。
系统误差乐队组织者丰帆提到锟斤拷用代码制造声音。搜了发现西电也有录音新艺术系。杨众国讲在《中国好歌曲》遇到很多音乐人，听他们的作品，“边听边掉泪”，心疼得不到评委的认可。
从书中发现西安的乐队圈里宁夏人非常多，腰斩的丁勇不想在北京待了，就决定到西安——回民吃的方便。因为我大学时代最好的朋友就是宁夏人，所以对宁夏很有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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