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孩子,但不想养他们 (original) (raw)
2024-11-19 21:52:20 已编辑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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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健康的家庭关系、失败的沟通和糟糕的育儿经验:从家庭内部开始
秀子幼时和雅美幼时都没有得到父母充分的爱护,智则这一边的家庭也是。他们无法意识到养育孩子的责任,也不知道健康良好的育儿模式应该怎样。因为他们的父母在养育他们的时候就常常忽视、冷落、斥责甚至殴打、抛弃他们。这样的成长经历让他们最终形成了相似的自我行为模式:长期忽视自身的情绪,依靠忍耐、回避、幻想、成瘾行为(比如沉迷游戏,沉迷购物)等方式来面对问题。
而在面对他人时,他们都不具备跟别人进行有效对话的能力。有一段对话,因为几乎与我的经历一模一样,所以让我印象深刻:
聪子(雅美的婆婆)做这些从不问雅美的意见,雅美觉得她想一出是一出,却不曾说出自己的感受。
律师:“你有没有拒绝过聪子呢?比如今天不太方便,或者希望她换一种方式帮你带孩子什么的。”
雅美:“没有。”
律师:“是不想拒绝,还是说不出口?”
雅美:“说不出口。”
律师:“为什么?”
雅美:“我觉得说了也没有用。”
从秀子的母亲到秀子到雅美再到真奈,从智则的父亲到养父再到智则,从上一代开始,父母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几乎没有有效的沟通。要么不闻不问,要么无理取闹,要么暴力解决。过往的经验让他们认为,对话的结果只会是无效的,说了也等于白说,甚至说了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剧问题的严重性。这样的经验在家庭内部不断地传递到下一代的父(母)子(女)关系之中。
他们连爱自己的能力都不具备,从而也不可能有能力去爱别人。不要谈爱,他们连基本的责任意识都没有。
专业知识的缺乏以及社会机构的协作不畅:
在本书中,接触真奈一案的核心社会机构主要涉及三个:武丰保健中心、半田保健所、儿童咨询所。半田保健所作为县级机构,和町级机构武丰保健中心是上下级的关系。而半田保健所和儿童咨询所在同县的派出机构当中属于并列关系。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各自对职责分配的考量,导致社会机构多次错过了避免悲剧发生的机会。最开始得知到雅美和智则可能存在育儿忽视的是武丰保健中心,其派出了保健师本田麻子跟进这一事件。本田作为町级机构的职员,或许是考虑自身工作范围同时也因为缺乏对于育儿忽视相关专业知识,常常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同时也难把自己的担忧汇报给上级。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为真奈看诊的医生身上,即使这位医生对于儿童身体虐待的诊断已经有丰富的经验,但是面对育儿忽视的情况,还是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但这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现行的社会制度不完善所导致。
育儿的基本单元还能是家庭吗?——拒绝以爱之名推卸社会育儿的责任
在阅读过程中我曾产生过这样的疑惑:真奈被父母放进纸箱里二十天,间断的进食,她在饿的时候没有尝试采取什么自救的行动吗?比如吵闹,比如从纸箱中折腾出来,自己找些东西吃或是引起父母的注意。后来我觉得,她或许决心去死。我并不是要为智则和雅美辩护,反而是想要由此证明,他们对于真奈的忽视或许已经让小孩产生了绝望赴死的情绪,而这种情绪最终反噬了身体的欲望,让真奈再也没有能力采取什么行动。我一想到这样的结局就觉得痛心和害怕,痛心的是一个小小的生命竟然能活生生地给饿死,这样的事情还发生在被称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害怕的是雅美和智则这样的父母,在我们身边其实比比皆是,甚至我也可能成为其中之一,我们都有育儿放弃的倾向,只是还没有造成悲剧的结果。抚养孩子是家庭最复杂的一项职能,而多子家庭向少子化转变,年轻一代父母能够从长辈和兄弟姐妹处获得的支持越来越少。如果再叠加从上一代那里传递来的不健康的育儿经验(比如父亲几乎不参与育儿过程,把这一重担完全交给母亲;比如觉得小孩不用按时吃饭,饿一两顿也没关系;比如完全拒绝和小孩沟通,只是严厉地斥责和要求等等),最终走向极大可能是悲剧。
我们越来越需要社会层面对于育儿的支持,从结尾章节可以看出,在真奈案件以及类似案件不断发生的过程中,日本政府也在逐步完善社会对于育儿的支持和监督。比如,增加相关专业人士的配置,明确要求各方必须出席参与联合会议,允许非官方组织参与监督,增加民间个人举报育儿忽视的途径等等。而如今社会对于育儿的支持可以说是杯水车薪,从大家越来越不想生孩子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我并不觉得父母天生就爱小孩,但是我认同父母天生就有责任呵护养育小孩,但当父母真的都不具备这样负责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要么就是不生育,要么就是将育儿的责任重心向社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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