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发掘中“窥探”古埃及的模样 (original) (raw)

2024-12-08 21:22:13 已编辑山西

在今天埃及尼罗河三角洲的吉萨，矗立着三座巨大的金字塔以及同样知名度很高的狮身人面像。这些金字塔属于古埃及第四王朝的胡夫、哈夫拉和孟卡拉等三位法老，也是古埃及金字塔最成熟的代表，是千百万奴隶在极其原始的条件下的劳动与智慧结晶，集中反映了古埃及人对于后世重生的信仰。对金字塔的考古发掘，是构建古埃及史的重要来源和基础。这一点似乎不同于古代中国，后者更多的是依靠地下考古发掘以及信史记载，古埃及在这一方面相比之下相当有限。

文明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特殊阶段。考古学上依据考古学发现和研究古代的物质遗存来论证文明起源。而世界公认的四大古代文明即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中国，实际上对应着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分别是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长江流域。四大文明古国中，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早已中断，所以冠之以“古代”，意在和现代的埃及、巴比伦（伊拉克）、印度进行区别；而文化始终传承下来的只有中国。公认的丰富无比的考古资料以及信史记载，也只有中国才具备这个条件。相对来说，四大古文明的意义不在于时间的先后，而在于它们是后来诸多文明的发源地，对其所在区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属于原生文明，而其他文明属于派生文明。

古代埃及诞生很早，一般认为古埃及文明最早形成于约公元前5450年下埃及的法尤姆地区，约公元前3150年时南北埃及完成统一，其朝代延续并更迭长达3000年之久，直到公元前30年被罗马征服。相比之下，根据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夏代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商代的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周代始年为公元前1046年。在考古学意义上，古埃及的资料相对有限，多数是推断甚至是猜测；而由史记等信史以及甲骨文、商墓等为基础构建的中国古代脉络则更为清晰、准确。

在众多的古埃及史及其研究中，英国埃及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约翰·罗默自1966年起便开始在埃及的重要考古地点工作。约翰·罗默不仅发起了对帝王谷的保护性研究，领导了布鲁克林博物馆发起的考古项目，还曾经发掘过拉美西斯十一世（埃及第二十王朝末代国王，对应中国的商朝末年）的陵墓。对古埃及史的研究，他毫无疑问称得上是其中的权威，其研究和推断相对来说也更有道理。

约翰·罗默根据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研究和实地考察经历，基于曾被弃之一旁的证据，以及近二十年来的全新考古发现成果，撰写了一套三卷本的古埃及史作品。这本厚达600多页的《古埃及史（第二卷）》虽然只是其中之一，但涵盖了古王国的衰落、第一中间期的出现、中王国的兴起和君主制的重建，以及中王国的衰亡等重要阶段，属于古埃及史的精华部分。比如吉萨金字塔群就是在这一时期修建的，至今依然是古埃及的代表和标识。

研究历史既是为了确认历史、铭记历史，更是要以史为鉴，为“后来”提供帮助。这一点，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相比较中国古代史，古埃及史总体上中断、失落已久，梳理与重建相对来说更加不容易，需要更加严肃、谨慎——《古埃及史（第二卷）》的成书无疑也是证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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