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达雄访谈：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讲“逃兵”的故事？ (original) (raw)
2024-12-23 09:54:59 已编辑 上海
（中公新书编辑部采访 于2020年11月27日 日文版《希特勒的逃兵》首发之际）
—— 纳粹德国的逃兵与其他国家的逃兵有什么不同？
对马：首先，逃跑行动是需要有死的觉悟的。在任何国家的军队中，逃跑都是绝对被否定的行为，但在纳粹德国的军法中，逃跑被原则性地规定为死刑，军事法庭也成为严格执行这一规定的机构。在这一点上，比如美国军队中，逃兵即使被捕，他们仍有改过自新的余地，这与纳粹德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此外，尤其是在以东部战线为代表的侵略和种族灭绝的非人道战斗中，入伍的士兵们找不到 “为了保卫祖国” 之类的战争大义，这也是一个显著的特征。因此，他们对战争的疑问加深了。这种情况造成了德军远多于美英军队的逃兵数量，同时也导致针对其的极其严酷的惩罚。
—— 这些逃兵的结局如何呢？
对马：从审判记录来看，逃兵罪被视为最无耻和不可原谅的行为，被捕的逃兵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判处死刑。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直接枪决外，还常常将他们编入惩罚部队，利用他们的战斗力，特别是在东部战线战局恶化时，这种情况越来越多。而在这些惩罚部队中生存下来的几率非常低，仅占几个百分点。
即使他们勉强活了下来并迎来了战后，他们依然是罪犯，被排除在任何公共补偿和养老金之外，继续被国家和社会忽视。
鲍曼于波茨坦2010年“当时什么是正义……”展览上发言
—— 对马先生是怎么了解到纳粹德国的逃兵的？为什么会在《反抗希特勒的人们》之后写作这本书？
在《反抗希特勒的人们》中，我描写了那些不愿与纳粹政权同流合污的无名市民，他们不仅救援和隐藏犹太人，还救援并隐藏逃兵，因为他们把逃兵视为自己的同志。实际上，也有一些逃兵和他们一起行动。
因此，逃兵也是 “反抗希特勒的人们” 的另一个群体。在前作中，我没有足够的篇幅提及这点，所以这次我专门写了关于逃兵的问题。
—— 请谈谈您与本书主人公鲍曼先生见面的情景。
对马：我与鲍曼先生谈话是在 2016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2 点多。当时他已经 94 岁高龄，为了顾及他的健康，“全国协会” 的克内贝尔先生在电话中建议我不要让会面时间过长，因为他那天上午刚去了医院。
鲍曼先生独自一人在三楼公寓的家中等待着我。他虽然使用着辅助行走工具，但看起来精神很好，亲自为我泡了红茶，款待了我。我将为某报纸撰写的关于逃兵名誉恢复的拙文及其德语译文递给了鲍曼先生，并以回答我的问题的方式进行讨论。他目光变得锐利，言辞非常尖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另外，我一直很好奇，到底是什么驱使他重新振作人生，投身长达二十年的复权活动，对此他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虽然有些失礼，我向他提出了对亡妻瓦尔特劳德的“赎罪”这一说法，但他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
我推测，自从妻子去世后，直到晚年，他每周都会骑自行车去墓地与她交谈，这已经不再是赎罪的程度，而是他与亡妻心灵对话支撑着他的行动。
当然还有同样逃离并被编入惩罚部队后死去的同乡朋友奥尔登堡，以及他深深敬爱的、被非法处死的友人卢卡舍维茨，为了证明他们的清白并洗清污名的信念，肯定也在推动着他。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可能更加深入地思考并赋予了复权活动本身更深的意义。本书中提到的，鲍曼先生在不同时期的三次公开听证会上的发言内容变化，或许就能看出这一点。
最初预计大约 40 分钟的谈话时间，但因为交流非常顺畅，最终我们聊了一个半小时。当我向鲍曼告别时，他送我到门口，并对我说：“如果是两年前，我还能送你一程呢。” 这句话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他的丰富人性。
—— 请谈谈在写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对马：自从鲍曼先生送给我他的复权活动剪报本后，我就决定以他为中心进行写作。因为在德国，与此相关的仅有一些编年体的小传。
然而，当我真正开始描述鲍曼先生的经历时，发现他的故事从纳粹德国的少年时期，历经作为逃兵的九死一生，到战后因前逃兵身份受到迫害，甚至连好不容易获得的家庭也成为牺牲品的绝望人生，再到通过和平运动和逃兵复权活动而找到人生意义的行动，以及最终得到支持实现复权活动所取得的成就，这一生囊括了从纳粹时期到现代德国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阶段，都无法完整讲述他的行动，因此，写作必须涵盖其复权完成为止的这段漫长现代史。
此外，撰写关于复权过程的内容不可避免会涉及司法和立法。尤其是让我感到棘手的是，在我所调查的日本军事史研究中，关于纳粹军事司法的领域几乎无人涉足。我毅力开始从头学习军事司法。虽然对术语等的理解上有些不安，但我还是尽量具体地描述鲍曼他们的复权活动如何与揭露捏造的军事司法真相的研究活动同步展开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没有失去学术性质，并能被读者接受，我感到非常高兴。
2021年12月13日至2022年1月27日在波茨坦freiLand文化中心外举办的“叛国即和平之举——纪念国防军逃兵路德维希·鲍曼100周年诞辰”展览
—— 在读本书时，我能感到逃兵复权的活动涉及时间跨度很长，经过了很多艰苦奋斗，还受到政治等外部条件的影响，确实堪称 “最后的禁忌”。为什么会耗时这么久呢？
对马：首先第一点，虽然德国战后否定了纳粹体制，但对其最重要的组织国防军士兵的违反军规的行为，尤其是逃跑和战时叛逆等行为，长期以来在社会上还是受到被绝对性的拒斥。支撑这种观念的是参战一代的 “我们拼命战斗，而他们却背叛了我们，是懦夫” 这样的意识。所以在一代人更替之前，对违反军法的人迫害一直持续存在，而且德国联邦政府在寻求旧国防军补充兵力的再军备过程中，也继续将这些前逃兵视为罪犯而不予理会。鲍曼等人于 1990 年才着手成立 “全国协会” 以寻求名誉恢复，也是考虑到了这一世代更替的时机。
第二，在纳粹司法领域，战后仍然在位的当事者们企图掩盖军事司法（军事法庭）的真相，捏造其正当性，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战后。司法界和保守的政治家们也是其支持者。
第三，与此相关的，在 1980 年代末之前，学界也缺乏对纳粹军司法历史的研究，纠正其歪曲事实的努力尚未展开。
另一方面，对前逃兵的迫害被认为是不当的观点开始得到支持，也正是伴随着这些司法研究逐渐取得成果的进展出现的。当然，要让这些研究成果被广泛接受并推动舆论变动还需要时间。从先驱的麦瑟史密特和维尔纳的研究（1987年），到联邦议会决议产生的重大影响，再到韦特等人于2007年发表的《最后的禁忌》研究，整整花费了20年的时间。而问题最终得以解决，还要到再两年之后。
在此期间，我认为鲍曼的诉求一直都是“非法国家的恶法不能称之为法律”，他在司法和联邦议会的动态中，不断进行着一场旨在确认和验证历史事实的“知识斗争”。最终，政治家们也克服了党派利益和政治纷争，真诚地面对历史事实，追求理想中的国家形态。这或许正是因为他们有着尊重“知识”的历史传统，并且培育出了相应的社会风土。
——最后，您还有哪些想要传达给读者的话吗？
对马：本书的主人公鲍曼，度过了极其波澜曲折的一生。他在绝望的生活中找回自我，加入了和平运动，并且在接近70岁时投身于逃兵复权的活动。他以“没有尊严，人无法生存”为信条，为这一活动持续奋斗了20多年。他这种坚韧的活法绝非常人所能及。
但我的这本书之所以聚焦于鲍曼这个人物不屈不挠的生活态度，也是希望读者们能从中感受到在现代社会中勇敢地活下去的意义。毕竟在这样一个充满不安、同调压力巨大的时代，无论男女老少，每个人都需要直面生活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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