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春秋不成歌》：常识与识见 (original) (raw)

“读《左传》，翻过三百年历史，二千多人物，礼乐与血泊中看见的，是失败者的春秋。”刘勃对时下流行的将历史讲成阴谋与算计的做法敬而远之，不愿兜售成功学，以致于将自己解读春秋的文字命名为《失败者的春秋》——不过，出版商出于种种考虑，后来将其更名为《读罢春秋不成歌》。
刘勃读春秋，以《左传》为主，兼及其他历代相关史学著作，勾勒春秋时期的风物变迁，解析其中的失败者，并揣测史家的心态，颇可玩味。提及宋襄公因看重旧传统讲求军礼，因此惨败于楚军，刘勃说：“如果仗打赢了，《左传》里的君子就会盛赞这些表现，乃至推许这是获胜的原因。——道德君子其实也很势利眼。”拨开秦穆公仁义的面纱，梳理晋惠公非庸君的本质，刘勃说：“秦穆公频频插手晋国内政，表面上是学雷锋做好事，其实他念兹在兹的，就是这块土地。晋惠公则深知，这块土地绝不能放弃。一旦真放弃，那春秋时的晋国，就成了五代时候的后晋了。写历史的人，也一定会议论说：‘晋惠公拘泥于匹夫的小信用，而忘掉了国家的大义。’反正对失败者，大家是总找得出很多批评的理由的。”
《读罢春秋不成歌》是以讲稿为底子整理而成，行文间不乏当下词汇，不过恰如其分，不时令读者会心一笑。且录两句：
“严格说来，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大多数时候不应该叫‘一夫多妻制’，而该叫‘一夫一妻多妾制’。因为妻不是随便娶的，讲究门当户对。她背后是她的家族，得罪了妻，也就失去了妻的家族的支持。如此看来，你和小妾之间的事，才是私人空间的事；至于娶老婆的学问，那属于公共关系学。”
“乱世，是产生霸主的社会基础；怀旧，是催生霸主的心理基础。霸，也写作‘伯’，伯是老大的意思，霸主也就是诸侯里的老大。对这个世界来说，天子是董事长，霸主是总经理。”
“春秋中期的主旋律，是晋楚争霸。基本模式是，这两个超级大国大战一场，谁获胜，各小国就表示，拥戴谁做霸主，然后，向他缴纳贡品，——实际上，说穿了就是交保护费。”
在讲史的过程中，刘勃介绍了不少常识。有的是字词的本义，比如“革命”、“封建”、“社会”等等，有的是成语典故的来历，比如“人尽可夫”、“问鼎中原”、“风马牛不相及”等等。要说这些东西在词典上皆可查阅到，但由于有了刘勃对其产生的时代背景的交代，让人印象深刻。就说“家”吧，知道了在春秋时那是一个大夫的封地的概念，才让人对《大学》里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觉突兀。当然，刘勃也有自己的识见，比如下列几句，对我便有启发：
“封建社会的本质是小国寡民。在封建体制下，等级分明是一回事，但并不意味着官大一级可以压死人。变成了集权社会，下级对上级可以实施取而代之的暴力，但是很难再有封建体制下，大家和平共处的尊严。毁灭的力量可以落入任何人手里，创造力则只属于有尊严的人。”
“一个社会的流动性越差，道德的约束作用发挥得就越好。有什么麻烦，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靠地方上家族的能量消化掉。在这种情况下。古代中国对法律的要求，确实相对不是那么迫切。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尤其是民法这块儿）比起古罗马来很不健全，这不能怪古代的思想家们不顶事，而确实是没那么需要。”
“很多在现实中无法缓解的痛苦，要通过宗教来解决。比如，宗教一定程度上，起着一个平衡道德的作用。史学一定程度上也发挥着宗教的功能。中国的史学，除了记录历史之外，他还承担着道德评判的作用。写历史的时候，特别注重对人的褒贬，把形形色色复杂的问题简化为道德问题，这成了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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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春秋不成歌》妙语录

民族矛盾尖锐，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一个简易的办法，就是宣称大家五百年前是一家。

周人的封建，实际上是一种武装殖民。

父子关系的天然合法性，是论证君臣关系的天然合法性的基础。

严格说来，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大多数时候不应该叫“一夫多妻制”，而该叫“一夫一妻多妾制”。妻和妾之间是等级森严的。“妻者齐也”，她是家庭内部事务的管理者；“妾者接也”，妾的本意就是女奴，只是侍奉人的脚色。为什么要强调妻和妾的区别？因为妻不是随便娶的，讲究门当户对。她背后是她的家族，得罪了妻，也就失去了妻的家族的支持。如此看来，你和小妾之间的事，才是私人空间的事；至于娶老婆的学问，那属于公共关系学。

知识分子天然具有两重性，他既是新文化的创造者（或引进者），又是旧文化的守卫者，一般人都有的趋利避害的本能反而有所退化。所以，最保守和最创新的人往往都是他们。

我们知道，人在标榜自己的时候，越没文化，他胆子越大。就好比说，如今是个极没文化的年代，但是偏偏文化大师满天飞。

为什么会发生自然灾害？古人也是很喜欢研究的，但这个研究不是科学探索，而是政治揭秘。所以有的时候甚至可能为了政治目的，而谎报自然现象。

这种等级观念，可说是一种贵族传统的体现，但这个传统显然不是中国特色，欧洲也有的。要说有什么中国特色的东西，倒恰恰是中国这个传统崩溃得特别早。等到了大一统帝制的时代，这个宝塔式的社会结构就全然摧毁了。一方面是等级间的压迫严重，一方面是最没有等级观念，“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之类的口号满天飞，在欧洲还真找不出几句这种规格的豪言壮语。

过去是不是真有那么好，其实不重要了。关键是一经过回忆上色，假的也变成真的。

乱世，是产生霸主的社会基础；怀旧，是催生霸主的心理基础。霸，也写作“伯”，伯是老大的意思，霸主也就是诸侯里的老大。对这个世界来说，天子是董事长，霸主是总经理。

中国人是有打落水狗的传统的，墙倒众人推，最喜欢在已经落水失势的官员身上展示正义感，典型的例子比如喜欢跑到岳王坟前向秦桧的跪像吐唾沫。

封建社会的本质是小国寡民。在封建体制下，等级分明是一回事，但并不意味着官大一级可以压死人。变成了集权社会，下级对上级可以实施取而代之的暴力，但是很难再有封建体制下，大家和平共处的尊严。毁灭的力量可以落入任何人手里，创造力则只属于有尊严的人。

春秋中期的主旋律，是晋楚争霸。基本模式是，这两个超级大国大战一场，谁获胜，各小国就表示，拥戴谁做霸主，然后，向他缴纳贡品，——实际上，说穿了就是交保护费。

一个社会的流动性越差，道德的约束作用发挥得就越好。有什么麻烦，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靠地方上家族的能量消化掉。在这种情况下。古代中国对法律的要求，确实相对不是那么迫切。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尤其是民法这块儿）比起古罗马来很不健全，这不能怪古代的思想家们不顶事，而确实是没那么需要。

很多时候，所谓比较，是拿人家的那把尺，量咱们的文化有多长。比如，中国有没有哲学。拿西方的尺子量，中国很尴尬。

很多在现实中无法缓解的痛苦，要通过宗教来解决。比如，宗教一定程度上，起着一个平衡道德的作用。史学一定程度上也发挥着宗教的功能。中国的史学，除了记录历史之外，他还承担着道德评判的作用。写历史的时候，特别注重对人的褒贬，把形形色色复杂的问题简化为道德问题，这成了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

屠刀可怕，但不给人独立说话的权利还要更可怕；史官的正气很可贵，但是那个独立的舆论监督系统，尤其可贵。

这都是典型的中国人吵架。总之，吵到最后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我是你爸爸”。

韩非是老子的学生，学生是老虎，老师是猫。韩非子的思想指导下的国家，就如同一只张牙舞爪的猛兽，老子的想法没这个功能；但猫上树这最后一手，老虎没学到。

以德报怨不是不好，而是要普遍推广的话，太难了，不实际。道德标准，是不能定的太高的。尤其是，谁的道德更高，是不能比的。道德和才能不一样，谁能耐大，可以比，不一定要比出结果，比的过程本身就可能对能耐提高有促进。但谁道德更高，就没法比了。鼓吹过份崇高的道德标准，那结果很可能是：也许能产生了一两个道德特别崇高的圣人，但多数人是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皮男盗女娼；相反，道德标准定得低一点，但标准在这里，就老老实实要做到，倒是很可能能改善社会风气。

老师出名，很大程度靠学生，这是古今中外的通例。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大概得数六祖慧能，但胡适先生一考证，认为南宗禅的影响能大起来，全靠慧能的弟子，后来默默无闻的菏泽神会。还有，如果不是圣保罗，耶稣基督给钉死在十字架上，没准钉死也就钉死了。

平民要跟贵族叫板，靠的是什么？不接受教育可以么？不接受教育，我一样可以扯旗造反，把贵族打翻在地再踩上一万只脚，可是，把贵族打翻在地再踩上一万只脚之后，那应该怎么办？社会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没有相关的管理技能就没法维持，那就只好退回原始社会去。孔子把做官的本事教给学生，客观上，是给了平民向贵族叫板的资本。当然，这样等级制就会一直维持下去。儒家教平民做贵族，墨家灭贵族为平民，这是儒墨的根本分歧之一。

参见刘勃的天涯帖子：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1/12271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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