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社会：谁是导演？谁是演员？谁是观众？ (original) (raw)

读书报告：现代景观社会的基本结构

一、故事的缘起

过去的两百多年见证了人类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比过去的几千年还要大。人口越来越多，知识越来越广，机器越来越强大，信息交流越来越方便，战争越来越残酷，休闲娱乐越来越丰富，未来的风险越来越大。这些变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之前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历史。面对一个如此日新月异的世界，很多人都在问：现在到底走到哪一步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因而迅速兴起，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生活，不久之后，生物学也加入了这场共同的探索。传统的治国安邦之术，诸如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等等，也不得不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进行重建。面对这场浩大而剧烈的变化，最先宣布投降的是曾经不可一世的哲学家，因为任何确定性的、普遍性的规律和原理在现实的变化面前都显得不再有效，更谈不上什么神圣了。
这场人类自我理解的探索并不是纯粹知识性的，它也是一场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争论。激进派要求沿着已经显现出来的一些线索继续发展，在这个全新的社会的基础上安排人类行为的规则，其中的左派呼吁更大范围的平等，右派则呼吁更多的自由；保守派则要求放慢发展的脚步，从古人的经验教训中重新审视未来发展的方向，其中也有类似的左右之分。这场争论中各方的观点都常常被政客片面地利用，却很少得到全面的总结。
对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认识，一个最好的切入点就是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从最切身的经验开始，逐渐地深入到更深层的机制和更宏大的结构。
有很多特征可以用来界定当代社会：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丰裕社会、后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新自由主义社会、福利社会、市场经济社会、后冷战社会、全球化社会、信息社会、个体化社会……每一个名词都表现了社会的一个特定方面，而且就这个特定的方面来说都是正确的。其中一些特征指的是深层机制和整体结构，例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些特征则是对于许多具体现象和变化趋势的概括，例如“全球化”、“个体化”。就切身经验来说，“消费”和“信息”确实抓住了日常生活中的两个明显特点：各种各样的消费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内容，而每个人都必须在生活中处理越来越多的信息。不过显然可以继续追问：我们消费的产品主要是什么？我们所关注的主要是什么信息？
这两个问题都指向同一个答案，那就是景观。我们消费各种文化产品，诸如电影、音乐、电子游戏、广告、小说、电视节目，以及各种带有强烈审美意味的产品，诸如时尚服饰、新款手机和汽车、室内装饰和室外园林、城市规划与观光旅游、美食、健康食品。除了关注这些消费产品的信息之外，我们也关注大量其他的景观性信息：政要秘闻、统计数据、信心指数、军事动态、体育报道、明星八卦、丑闻、危机、灾难，以及任何有轰动效应的突发性事件。这些景观性的信息让我们始终处在一种渐渐上瘾的饥渴状态之中，却既不会描绘出一幅连贯、整体的画面，也不会说明其背后的本质联系。因此，景观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核心，以此为出发点，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当代社会的全貌。先要看清楚，才有可能想明白。
在详细的描述之前，先简要介绍一下当代社会的几个关键词以及它们的出处：景观社会、文化工业、权力精英、孤独的人群。其实，这几个关键词本身就已经能够很好地说明问题了：景观社会的演员是文化工业，导演是权力精英，而观众则是孤独的人群。
法国人德波在《景观社会》中写道：“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异化的消费作为大众的一种不可避免的义务，只是一种附加的异化的生产。……景观是一场永久的鸦片战争，是一场强迫人们把物品等同于商品、把满足等同于生存的鸦片战争。”
两个德国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中写道：“文化工业不断在向消费者许诺，又不断在欺骗消费者。……欺骗不在于文化工业为人们提供了娱乐，而在于它彻底破坏了娱乐。”
美国人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中写道：“美国权力体系的顶层更团结更有力，底层则更松散，其实是更软弱无能……中层既没有表达底层的意愿，也没有参与顶层的决策。”
另一个美国人理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中写道：“他人导向者深恐孤独，试图在人群和幻想中消除对孤独的恐惧，这种幻想犹如一面镜子，只反射他对自己的关心。”
对于那些想要对当今世界有一些基础知识的人而言，这四本书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组合。《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出版于1947年，是一篇哲学散文，分析了追逐利润的商业动机如何败坏了文化、欺骗了大众。《孤独的大众》出版于1950年，是一本心理学著作，描述了“他人导向”性格（即从众型性格）的兴起。《权力精英》出版于1956年，是一本社会学著作，指出了美国社会权力顶层的不负责任和底层的一盘散沙。
这四本书中的最后一本《景观社会》出版于1967年，在上述三本书的视角之外，还结合了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作者居伊·德波用艺术的笔调，勾画出了整个社会被资本打造的景观所统治的全貌。按照德波的逻辑，西方社会在1967年之后的发展，不过是景观进一步巩固了它的统治而已，这是通过愈加严重的媒体垄断，以及一种更高效的景观机器——电脑的普及。不用做，只要看，这就是景观的宣言。正如德波1988年在《关于<景观社会>的评论》中所讲的那样，“景观已成功培养了适合它自己法则的整个一代人。……经过整合的景观已将自己伸展到这样的程度——它现在已渗透进全部实在。……虚假的全球化也就是全球的虚假化。”
对于东方的中国人来说，我们在短短的三十年里经历了西方人在这一百年里所经历的经济技术和社会文化的变迁。因此，我们对于西方人在几十年前的观察越来越能够感同身受了。

二、景观社会：大象无形的当代现实

德波认为，“景观是当今社会的首要产品。……景观的出现，意味着商品已经完成了对社会生活的殖民。”景观有各种形式，包括新闻、宣传、广告、娱乐表演等各种大众传媒，也包括所有“吸引眼球”的东西比如建筑设计、城市规划。
因此本质上，景观社会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而资本主义则意味着经济对于社会的统治，利润对于品质的统治：“在景观语言的每一个层面上，‘品质’如此明显地消失……商品形式将一切事物都简化为数量的等同性。数量正是商品形式所发展的，并且它也只能在数量上发展。”商品主宰了生活、数量驱逐了质量的结果是，这个社会变得既丑陋不堪、又邪恶透顶。
德波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的生活方式经过了三个不同的阶段：从存在到占有，再到显现。资本主义之前，对于一个人而言最重要的是个性和精神品质，而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最重要的则是占有了多少财富和权力，到了“景观社会”这一最新阶段，最重要的东西则成了表象和名望。
在消费社会里，人的身份主要是在通过消费来定义的，而“景观社会”的理论则指出，具体而言，人们最热衷的消费活动是观看。人，不再是传统上所理解的智人（homo sapiens）或劳动者（homo faber），甚至不再是游戏的人（homo ludens），而成了看客和观众。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最高效的官僚组织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有史以来在数量上最丰富的选择：几百个电视频道带来了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体育、歌舞、杂技、电影和连续剧；成千上万的网络视频任君浏览和评论；一条又一条的微博，一个又一个针对你的个性和命运的预言，一本又一本必读的畅销书，一篇又一篇独具创新的学术论文，一个又一个升级版的电子游戏，一曲又一曲悦耳的音乐……
景观社会是前所未有的，但景观则古已有之。我们已经熟知鲁迅在《呐喊·自序》中那句阴暗的名言：“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认为不幸的。”早于鲁迅的刻薄针砭，梁启超在1900年2月的《清议报》上发表《呵旁观者文》大声疾呼：“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嗟乎，血性者，人类之所以生，世界之所以立也。无血性则是无人类无世界也。故旁观者，人类之蟊贼，世界之仇敌也。”梁启超认为，旁观者是不负责任的人，简直就不可算作是人：“人生于天地之间，各有责任。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旁观云者，放弃责任之谓也。”文章的最后，梁启超像所有文艺家一样，寄希望于用自己嬉笑怒骂的文字唤醒青年人（无独有偶，鲁迅也把自己的文字发表在一本名叫《新青年》的杂志上）：“若我辈青年，正一国将来之主人也。与此国为缘之日正长。前途茫茫，未知所届。国之兴也，我辈实躬享其荣。国之亡也，我辈实亲尝其惨。欲避无可避，欲逃无可逃。其荣也，非他人之所得攘；其惨也，非他人之所得代。言念及此，夫宁可旁观耶？夫宁可旁观耶？吾岂好不深文刻薄之言以骂尽天下哉！”
可见，面对社会黑暗而袖手旁观的现象，古今都有，且不分中外。对于景观的批判，就是对于看客的批判：两者一起扼杀了社会进步的可能性。景观的发展，既迎合、又加强了人们沦为看客的倾向。德波嘲讽道：“我们已无需那种支配了我们两百年之久的令人烦扰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中，社会应该对批判或改革、改良或革命开放。这并不是由于出现了任何新的论据导致的结果，非常简单，而是因为所有的论据都变得无效了。……那种总是注视着观察下一步将发生什么的人从来不行动：这肯定是观众的情形。”
因此，景观是启蒙的敌人、思想的敌人、对话的敌人、民主的敌人，它让人失去觉悟：“景观不仅仅是一个影像的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影像加声音的问题。景观是对人类活动的逃避，是对人类实践的重新考虑和修正的躲避。景观是对话的反面。……景观是被囚禁的现代社会的梦魇，它最终表达的不过是这一社会昏睡的愿望。……所有共同体和所有批判意识都消解了；在这个过程中，相互分离的力量不可能再重新统一起来。”不仅认真的对话被排斥，连发言的能力都严重衰退了：“景观发出的唯一信息是：‘呈现的东西都是好的，好的东西才呈现出来’。原则上它所要求的态度是被动的接受，这已经通过对于影像的垄断，通过无需应答的炫耀而实现了。……对话差不多已死亡，而知道如何去说的人又将迅速地消失了。当代思想颓废的主要原因明显在于景观布道没有为任何答辩留下余地，而逻辑只是通过对话才能在社会中被建构。”
景观社会妨碍了人们认清这个带给他们苦难的世界，并且阻止了任何改进这个社会的企图，因为它让人们在麻木不仁的同时又乐此不疲。正因为景观是人人都喜欢的东西，景观社会才显得那么可怕：它利用我们的一部分天生倾向来反对我们自己。到头来，毁灭人类文明进步的希望的竟然是人类最喜欢的东西。德波把景观比作“一场永久的鸦片战争”，显然并不是牵强附会。鸦片可以致死，而景观在带来内心温暖、舒适和动力的同时，只不过附带了一些降低思考能力的副作用，似乎是利大于弊的，毕竟，如果自己感觉良好，谁还会去考虑这个世界会怎么发展呢？这个烦人的问题还是留给那些整天争吵不休的知识分子和满脑子阴谋的政客吧。
鲁迅和梁启超虽然痛恨看客和旁观者，但他们却没有看到在这背后起作用的力量。而这正是“景观社会”一词的用意所在：人并不是天生的看客，而是景观社会把人塑造成了这样。在这个“继承了无责任感之王权的市场经济的独裁统治以及与这一独裁统治相伴随的新式政治”中，人们再次沦为奴隶，并且丢掉了历史和记忆，这也是景观的秘密目的：“景观统治的绝对优先任务就是根除历史知识。……伴随着完美的技巧，景观组织安排了对什么将要发生的无知，及紧随其后的对如何理解的忘记。越是重要的事情就越是被隐藏起来。像1968年5月的历史一样，最近二十年没有什么事情是如此彻底而顺从地被涂上了一层谎言的。……景观的力量似乎早已常见，就像它总是在那里一样。所有的篡位者都分享这一目标：使我们忘记他们仅仅是刚刚上台。”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在于，“对历史一点也不理解的人是很容易被操纵的”。

三、文化工业：景观社会的演员

循着景观社会的线索，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谁制造了这一切？
从最直接的角度来说，毫无疑问，没有文化工业以及服务于这一工业的富有创意的人才，就没有景观社会中的这一切景观。在四十年代的美国，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最早宣告了这样一个社会的到来，而他们把罪恶归于文化工业。事实也已经证明了，二战时强大的政府宣传机器在战后转化为纽约麦迪逊大道的公关广告公司。当时最为引人注目的大众媒介是电影、广播和杂志，但他们也预言电视迟早要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景观社会兴起的前夜，从纳粹德国逃亡美国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发出了声嘶力竭而乏人问津的警告——他们的警告乏人问津，这正说明了他们的忧虑绝非空穴来风。
根据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观察，文化工业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一个人只要有了闲暇时间，就不得不接受文化制造商提供给他的产品。”这种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整个世界都要通过文化工业的过滤。”人们不再通过自己的双眼去观察世界，而是通过屏幕上的影像，久而久之，“常看电影的人会把外部世界当成他刚刚看过的影片的延伸。”屏幕上的影像用最多不超过5秒钟的速度不断地切换着镜头，这就使得观众只能紧紧地跟上影像的节奏，而不可能保持持续的思想。
在这一切背后，资本已经成为了绝对的主宰。在1963年的《文化工业再思考》中，阿多诺总结了文化工业的本质：“文化工业的全部实践就在于把赤裸裸的赢利动机投放到各种文化形式上。甚至自从这些文化形式一开始作为商品为它们的作者在市场上谋生存的时候起，它们就或多或少已经拥有了这种性质。但是，在那时，它们对利润的追求只是间接的，仍不失它们的自治本质。文化工业带来的新东西是在它的最典型的产品中直截了当地、毋庸乔装地把对于效用的精确的和彻底的算计放在首位。艺术作品的自治——甚至在完全纯粹的形式中也很少起主宰作用。并且总是被一系列对效益的考虑所渗透。”
在这个表面光鲜的产业内，那些专业工作者也都是一些只知道“为稻粱谋”的平庸之辈，对此，德波毫不吝惜他的讽刺：“景观不允许每一个媒体专业人员忘记自己都是被工资、奖金、对一个或有时是多个老板的回报所制约的；而且，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是可有可无的。”现代工薪阶层的这种境况，或许还比不上古代奴隶，因为一旦他们对于老板失去价值，他们可以随时被毫不留情地替换，而对于奴隶主来说，购买新的奴隶以替换老的奴隶是需要付出可观的金钱的。文化工业的老板，显然并不是慈善家，更不是革命家，生意就是生意。
由于文化产品彻底沦为了商品，文化工业破坏了文化：“它把分隔了数千年的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的领域强行聚合在一起，结果，双方都深受其害。高雅艺术的严肃性在它的效用被人投机利用时遭到了毁灭；低俗艺术的严肃性在文明的重压下消失殆尽。”
阿多诺指出，文化工业的产生，既是由于当代技术的发展水平，也是由于经济的和行政的集中化。后来的发展表明这一观察是有预见性的。四十年代，美国尚有几百家个人电台，而到了七十年代，媒体垄断开始加剧，美国的主要媒体被控制在20个左右的大公司手中，而到了今天，垄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美国的主要媒体被5个跨国公司瓜分。
文化工业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产业，虽然从销量的数字上，它远远比不上钢铁、石油、电力、化学、机械等重工业，但别忘了，人们的工作时间只有每天八小时、一周五天，而在这之外的大量时间里，人们需要的是娱乐和放松，这里便是文化工业大展身手的地方了——虽然这种娱乐不过是工作的延续。而随着西方发达国家步入“丰裕社会”，文化工业的魔力看来更不可或缺了，因为一旦摆脱了饥饿的威胁，只有丰富多彩的休闲娱乐和不断推陈出新的时尚潮流才能保证人们有足够的动力投入到枯燥乏味的工作之中，“用劳动换面包”变成了用劳动换电影票和旅游度假。
在这里，文化工业暴露了它的秘而不宣的险恶目的，阿多诺认为，这就是“别有用心地自上而下整合它的消费者。”对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文化工业的消费者总是那些工人、雇员、农民和低位偏下的中产阶级。……文化工业的力量是建立在认同那些被制造出来的需求的基础上的……晚期资本主义的娱乐是劳动的延伸。人们追求它是为了从机械劳动中解脱出来，养精蓄锐以便再次投入劳动。”
但是，就像“娱乐”一词现在常被讽刺地称为“愚乐”一样，这两位德国“叫兽”毫不留情地抨击了文化工业的骗局：“取乐代替了快乐，它所带来的满足能够一直维持到大屠杀的那一天。……文化工业既淫秽不堪，又假正经。爱情堕落成猎艳史。……文化工业把娱乐变成了一种人人皆知的谎言，变成了宗教畅销书、心理电影以及妇女系列片都可以接受的胡言乱语，变成了得到人们一致赞同的令人尴尬的装饰，这样，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感便可以受到更加牢固的控制了。”
最关键的是，文化工业使公众变得愚蠢，而文化本来是应该起到启蒙的作用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控诉道：“今天，受骗的大众甚至要比那些成功人士更容易受到成功神话的迷惑。他们始终固守着奴役他们的意识形态。普通人热爱着对他们的不公，这种力量甚至比当权者的狡诈还要大……文化工业真是煞费了苦心，它将所有需要思考的逻辑联系都割断了……快乐本该帮助人们忘记屈从，然而它却使人们变得更加服服帖帖了。……快乐意味着点头称是……快乐意味着什么都不想，忘却一切忧伤。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孤立无助的状态。其实，快乐也是一种逃避，但并非如人们认为的那样，是对残酷现实的逃避，而是要逃避最后一丝反抗现实的观念。娱乐所承诺的自由，不过是摆脱了思想和批判性的自由。”没有头脑的人浑浑噩噩，随波逐流，没有自己的主见，自然也就谈不上提出反对意见，而这种过程，只要通过随处可得、人见人爱的电视屏幕或电脑屏幕就可以完成，廉价而高效。针对人们的愚蠢化，二十年后，德波在《景观社会》中用充满想象力的警语代替了略显生涩的哲学语言，进一步发展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基本论点：“景观的功能就是运用文化去埋葬全部历史的记忆……当文化仅仅变成了商品，它必定也变成景观社会的明星商品。”
在绝望的批判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能做的，只是为那些无知而又麻木的人们洒下一把同情的泪水，尽管这种同情常常被认为是贵族式的居高临下的怜悯：“在部落举行的成年仪式中，让祭司猛烈地抽打男孩子，让这些男孩子面带刻板的笑容，围着圆圈跑个不停。晚期资本主义生活就是这种成年仪式的延续。每个人都必须证明，他已经认同了管教他的社会力量。……只有每个人束手就擒，不再对幸福抱有任何希望，每个人才能像这个万能的社会一样，都充满着快乐和幸福。正是在他们的软弱中，社会发现了自己的强大，并赋予每个人以力量。人们只有逆来顺受，才能有所依靠。”

四、权力精英和孤独的大众：景观社会的整体结构

对文化工业的分析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谁从中获益？谁从中受损？或者说，谁获得的利益更大？这个问题把我们从日常生活的感受带入到难以直接感受到的社会整体结构之中。
在二战前后的许多社会观察家看来，文化工业的兴起所对应的是一个越来越两级分化的社会。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在这个社会中，“99%”的人受苦受累，“1%”的人作威作福。不过，这一现实却被小心翼翼地排除在了文化工业的产品之外，就如德波所言：“越是重要的事情就越是被隐藏起来。”
在这个最近才出现的等级形式中，权力精英和孤独的大众是互相支持的两根支柱。米尔斯认为，正是大众社会的概念才提出了权力精英的概念，“权力精英的崛起，有赖于、并在某种方式上正是美国公众向大众社会的转变。”这也正如德波所言，“景观是由这样一个事实引起的，即现代人太过于做一个观众。”而“大众”与“公众”不同之处在于：“真正的公众中的知识渊博的人，能将个人的困难转变成社会问题，能够为他的社团发现其中的关联。……大众中的个人受个人困难的制约，不过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真正意义和根源。”
在米尔斯眼中，这个大众社会中一个典型的人是这样的：“他没有任何自己的计划：他只是完成存在着的每日例行工作。在任何时候他也没有超越他的角色，因为他没有、他也不能超越他的日常生活环境。他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他的日常经验和实际的标准：他随波逐流，习以为常，他的行为是一种毫无计划的标准和未加批判的期望混杂的结果，这都是从他不再真的了解或信任的其他人那里得来，如果他确曾了解或信任过他们的话。他为一些事打保票，他努力做得最好，他试图展望——一年或者两年或者更长，如果他有孩子或抵押贷款的话——不过他并没有严肃地问过自己：我到底想要什么？我怎么才能得到它？充塞其心中并支持着他的盲目的乐观主义，很少被小小的失意和绝望破坏，它们很快就会被压下去的。……他失去了独立，而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对独立的渴望：事实上，在他的头脑中和疲塌的生活方式中，根本就没有独立个体的概念。……他对周围的情况和事件无所谓苦也无所谓甜。他所想的只是能以最小的困难、最大的乐趣得到他自己的那一份。……他不能系统地阐述自己的渴望；它们慢慢地进入他自身。而且，在大众社会里，他失去了人类的自信——如果他确曾有过的话。因为大众社会中的生活给他植入了不安全和更进一步的软弱无能；它让人们感到不安和说不清的焦虑；它使个体远离坚实的团体；它摧毁了稳固的团体标准。由于行动没有目标，人们常常感到空洞乏味。”
这个描述或许和亨利·米勒笔下的推销员一样只是一种过分夸张的形象，但重要的是，这里描绘的不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而是现代大众社会里的一个正常的普通人。这里的很多特征都被理斯曼归为“他人导向”的性格特点，以对应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兴起之前的主要人格类型“内在导向的人”，以及在印刷媒体兴起之前的更早的人格类型“传统导向的人”。理斯曼认为，他对于他人导向型性格的分析，就是对于当时多数美国人的分析。
传统导向的人，其行为方式遵循于他所生活的社会中的主流传统，童年时通过听大人讲故事、长大后通过各种礼仪来学习一种被社会所认可的行为方式；内在导向的人，其行为方式来源于早年生活中进入其内心的目标，这往往是通过家长的灌输或自己阅读英雄故事和传奇小说来完成的，这一目标一旦定下，长大后就一直不变；他人导向的人，其行为方式则来源于他人的期望和喜爱，他们从小到大通过同伴群体来调整他们的行为方式，而这些同伴们又都是从广播、电视、励志书等大众传媒上学习的。
所有的性格类型都是社会性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形成不仅仅是由于童年的影响，也是由于整个社会为了维持其运转而需要这些性格类型的人，“他们必须渴望去做那些客观上要求他们去做的事情。外在压力被内心的强制所取代，被人的性格导向的特殊力量所取代。”这主要和一个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产业有关：农业社会需要传统导向性格的安土重迁者，初期工业化社会需要内在导向的自我奋斗者，而以金融、教育文化、休闲娱乐等服务业为主要产业的后工业社会则需要他人导向性格的好好先生。这也和社会的财富多少有关，“许多内在导向者的‘匮乏心理’在资本迅速积累的人口过度增长期的社会顺从性良好，但目前必须让位于另一种能够享受奢侈、闲暇和富余产品的‘富裕心理’。”
不过，很难说个人性格是被社会强制塑造的，还是主动适应社会而形成的。无独有偶，德波也在经济生产中发现了性格的生产：“工人和产品的普遍分离已经消除了任何对已完成活动的统一的观点，消除了生产者之间的全部直接交往。伴随着分离产品的日益聚积和生产过程的不断集中，统一的观点和人际交往被这个制度的管理者所垄断。这一分离经济体制的成功就在于使整个世界无产阶级化。……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是一种对于孤立状态的循环生产，它的技术以孤立为基础并加强这种孤立。从汽车到电视，景观系统选中生产的所有商品，作为不断强化制造‘孤独的人群’的武器，同样也服务于这一景观体系。”
由于传统导向的人在工业化社会里早已成为昨日黄花，理斯曼着重分析了内在导向和外在导向的不同，简而言之，前者的心理机制可以比喻为“陀螺”，不断沿着早年时定下的方向发展，而后者的心理机制则类比于“雷达”，不停地探寻着他人的信号以调整自己的航向。一旦不能完成其目标，内在导向者的主要反应是罪恶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而他人导向者的主要反应是焦虑感：“别人不再喜欢我了”。（传统导向者则困扰于羞耻感：“见不得人了”。）
在理斯曼对于他人导向性格的描述中，不难发现与米尔斯笔下“大众社会”的一员有很大的相似：“他们希望社会安定而不像造就什么个人伟业。渴望得到他人的赞同，而不追求名望。……由于在群体的控制下，他人导向者很早就开始学习顺从现实生活，所以，他们的顺从已经内化到性格结构之中，而不是仅仅表现为行为上的顺从。‘我不想点燃世界’，这句流行歌曲的歌词典型地表现了这种性格的特点。……他人导向者追求‘爱’胜过追求‘荣誉’。正如托克维尔所预言的：‘他只拥有平庸的希望，不会梦想从事高尚的事业。’”
无独有偶，在1985年出版的一本追随托克维尔主要观点的美国社会心理学著作《心灵的习性》中，理斯曼笔下的“内在导向”和“他人导向”分别被“功利型个人主义”和“表现型个人主义”所代替，作者注意到，表现型个人主义对于人际关系的过分关注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美国人的主要心理活动，他们习惯于用心理治疗的观点去看待社会与自己。
他人导向的性格一旦成为社会的主要性格，那么，就很难避免多数人的失去权力：“……我们知道学生们觉得自己没有权力，只有在附和公司和群体时才有安全感。他们也试图避免卷入争端，以保持情感的超脱，当然这是同伴群体的要求。那么，他们又如何解释他们在美国社会中没有权力？总有人得到了他们没有得到的东西，他们没有权力就意味着有人得到了权力。……即使大人物失去了权力，追随者也不会捞到权力。……他人导向者不但从别人的软弱性中得不到权力，反而会随着别人的软弱而变得更加软弱。”在这里，理斯曼和米尔斯的观点是类似的：失去权力的大众社会造成了少数高高在上的权力精英。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社会金字塔的顶层时，首先会遇到的情况是：真正掌握权力的人可能是很少露面的。米尔斯认为，权力中层属于那些职业政治家和社会名流，“他们常常有权分散公众的注意力，或蛊惑民心，或更直接地为掌权者出谋划策。”他们或许是文化工业中的明星，然而他们还不是这个景观社会的真正主人。
米尔斯认为，在权力上层，是联合起来的经济、政治、军事三巨头，这三个领域的最高领导者常常兼任另一个领域的最高职务，或在这三个领域的最高职务之间轮换，投资银行家和大公司律师则在这三个领域之间起到协调作用。
这种联合不仅仅是由于出身、教育背景、生活方式的相似，也不仅仅是由于他们所代表的机构（企业、政府、军队）的利益互相一致，而主要是因为他们个人的利益是互相一致的：“由于我们时代的体制已经对追求相关利益的人敞开了大门，许多人意识到，如果他们同心协力，用非正式的，更多的是正式的手段，这些利益可以更容易实现，于是，他们这么做了。”这里不一定存在事先的预谋，只是从结果上来看，似乎一切都是被预先安排好的。也就是说，利益的一致性导致他们在采取行动去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时，也同时维护了整个群体的利益，当然，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了，权力精英毫无疑问就是统治阶级。
社会体制不能起到限制人们去无限地追求利益的作用，于是在这个社会里就产生了权力精英。他们的权力、财富和声望都是等级化的机构组织所赋予的：“如果我们使美国100名最有权的人、100名最有钱的人和100名最有名的人，远离他们现有的地位，远离人际关系和金钱，远离目前聚焦在他们身上的大众传媒，那么，这些人将变得一无所有，没有权势、没有金钱、没有声望。因此，权力并非属于个人，财富也不会集中在富有者身上，声望并不是任何人格的内在属性。要想声名显赫，要想腰缠万贯，要想权倾天下，就必须进入主要机构，因为个人在机构中所占据的位置，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拥有和牢牢把握这些有价值的经历的机会。”
毫无疑问，在这个权力精英和孤独的人群共生共存的社会里，民主只存在于纸面上：“权力形式上属于‘人民’，但动议的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小部分人手里。这就是为什么操纵的标准策略是，让人们觉得是人民或起码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真正地作出决定’。这也是为什么甚至在权力允许的时候，有条件的人们仍然愿意采取秘密的、不引人注意的方式来操纵。”
真正民主的社会里没有操纵；真正专制的社会也不需要操纵，因为强制就可以摆平一切。米尔斯指出，在大众社会里，大众媒介上的“意见领袖”扮演了大众操纵者的角色：“一些人掌握着集中的权力但又缺乏官方的权威，或者在他们不希望公开使用其权力时，有权势者就会寻求不显山露水的统治。……这一小圈子试图使人们甘愿接受或衷心拥护他们的决定或观点，或至少是拒绝接受可能的反对意见。”
米尔斯从提出意见和接受意见者的比例、对于意见及时提出反对的可能性、意见对于社会行动或决策形成的影响力、权力机构渗透进公众中的程度这四个方面来评估，结论无一例外地显示，当代社会正在越来越远离公众社会的理想。而判断一个社会是民主的公众社会，还是不民主的大众社会，有一个简单的标准：“公众和大众可能更容易以他们主要的传播方式区分开来：在公众共同体里，讨论是占支配地位的交流方式……在大众社会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方式是正式的媒介。”用德波的语言来做一简单的总结，就是：景观是对话的反面。
更不幸的是，在大众媒介狂轰滥炸和巧妙操纵之外，公共教育在很多方面也已经沦为了另一种大众媒介，它和大众媒介的一个重要区别，看来不过是它的“义务性”。作为学院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另类，米尔斯对于自己身处的职业环境评价很低：“大众中的个人受个人困难的制约，不过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真正意义和根源。公众中的个人面对着争端，他们意识到了它们的联系。……在一个公众团体中，自由主义教育的任务将是：防止公众被压制；帮助之造成不会被压制的、训练有素的、见多识广的头脑；帮助发展不会因生活的压力而沉沦下去的勇敢、明智的个人。……教育机构没有完成这些事情，而且，除了个别的例外，它们根本就没有这样做。它们只是成了职业升迁和社会地位上升的阶梯，而且在所有层面上，它们在政治上都变得唯唯诺诺。”
最后，大都市生活的特点，更助长了这种灰暗的趋势。一方面，都市生活使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缺少了解：“在小社团中的公众成员之间，相互有着些许完整的了解，因为他们在日常总体生活的几个方面相互接触。在大都市社会里，群体中的成员们只是作为特别的环境中的碎片而相互了解：修理汽车的人，为你的午饭服务的姑娘，女售货员，白天在学校照看你孩子的妇女。在人们以这种方式相遇时，偏见和刻板印象就特别活跃。其他人作为人的事实，没有、也不可能会得到承认。”另一方面，在有着充分的交往自由的情况下，人们往往局限于志趣类似的小团体中，从而不再有启发心智的真正的辩论：“我们知道，人们愿意选择那些符合他们相信并赞赏的事物的正式媒体。与此类似，他们愿意在大都市的分离中进入与那些和自己持有相似见解的人有联系的生活。对其他人，他们则不想认真对待。……他们没有经历真正的观点的碰撞、真正的辩论。而在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更愿意把这视作仅仅是粗鲁。”
的确，正如德波所言，景观社会首先就是一种“完美的分离”，社会的分离是阶级统治的主要手段，在经济体制中工人和产品的普遍分离“使整个世界无产阶级化”。在这种普遍的分离中，文化工业、权力精英和孤独的人群实现了新的“三位一体”。

五、五月风暴：一次不成功的反抗

景观社会布下了一张不断延伸着的天罗地网，对此，想要不沉迷看来是很难的。逃亡是一种于事无补的选择，这无异于投降，虽然并不是像沉迷者那样主动地、兴高采烈地投降。
反击似乎是有头脑有良心的正派人物的唯一选择。不过德波严厉地警告说，批判也有可能沦为景观社会中的另一道风景线，“人们分析景观却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运用景观自己的语言”，例如，“一方面，借助于分离的概念和物质工具，仅仅研究分离的现代社会学采取了一种对于景观的景观式批评；另一方面，在各种各样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学科中，产生了一种景观辩护学——一种没有头脑的思想，一种关于全部历史实践的强加的正式健忘症。”同时代的学者普遍成了德波冷嘲热讽的对象，而结构主义者可能感到尤其无辜：“全部社会实践都不知不觉被先前结构所决定的结构主义幻想……来自于解释这一思想的学院小职员的狭隘智力和想象力，这一小职员如此彻底地被对现存制度的令人敬畏的庆典所吸引。”
更让人捉摸不定的是，“统治常常通过假装的攻击来保护自己”，例如统治者自己制造出来的那些“恐怖分子”。
为此，理论批判必须与实践行动相结合，“景观的批判概念非常容易变成一种社会学、政治学修辞的空洞虚伪的套话，去抽象地解释和指责一切事情，所以它常常是用来强化景观体系的。很明显，在思想中不可能超越现存的景观，但却有关于如何超越景观的现存思想。为了真正毁掉景观社会，人们必须在行动中进行实践。只有与社会一切否定的实际潮流相联合，景观的批判理论才可能是真实的……这一理论不能期望来自工人阶级的奇迹。它必须正视作为一项长期任务的无产阶级的实现和再形成。”
在1967年的德波看来，针对日常生活本身的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这种革命必须借助于艺术的想象力，而文化启蒙和夺取政权这些老一套的方法本身就已经被景观扭曲了。为此，他分析了马克思主义者在历史上曾经采取过的各种方案，批评“肮脏的改良主义者的妥协或毫无价值的虚假革命”，并认定“工人委员会”才是唯一的从目的到手段都能防止被景观所扭曲的正确战略。在《景观社会》的最后，德波写道：“我们时代的自我解放是一种来自于物质基础的倒置真理的解放。这一‘在世界中确立真理的历史使命’，既不能有单独的个体，也不能由被操纵的原子化的大众来完成，它只能并总是由将全部力量还原为实现了民主的非异化形式的、能够消灭全部阶级的一个阶级来完成，即委员会，它以实践的理论证实并审视自己的行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当个人‘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只有当对话武装起自己去准备自己胜利的条件时，才是可能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一个反抗和不满的年代，从东方到西方都爆发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景观社会》和著名的3M（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一样，成了在巴黎街头设置街垒与警察作战并与市民共庆节日的学生们，以及占领法国一些大工厂的工人们的思想武器之一。在1968年5月，一幅严肃的壁画上被刻下了一个诙谐的标语：唯有当最后一个官僚用最后一个资本家的肠子吊死的时候，人类才会迎来幸福。
然而，批判的武器终究敌不过武器的批判。在五月风暴的狂欢过后，德波创立并领导的激进艺术家团体“情境主义国际”宣告解散，德波本人则走上了吉普赛式的自我流放之路。本世纪最后的三十年，被证明是英美的军事和金融力量在全世界高奏凯歌的三十年，曾经的“迷惘的一代”或者是迅速地向这个他们曾经恨之入骨的体制投降，或者在毒品、酒精和摇滚乐中消沉堕落了。德波在《景观社会》出版二十一年之后的《关于<景观社会>的评论》中记录了他的绝望：“在特定的意义上，景观社会的一体化证明了人们有权利去革命，因为，非常明显的是，没有对整体的拆解，人们就不能改革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但是，……从行业协会到报纸，从城镇到书籍，这种景观社会的一体化也排除了每一个有组织的革命趋势。……在个人的层面上，统治的一体化完全能够消除或收买可能发生的例外。”这个擅长于密谋和策划的情境主义艺术家似乎已经不再坚持1967年的那种耐心了，当时他曾郑重地写道：“寻求超越景观的批判必须知道如何去等待。”
因此，景观社会不是现代版的末日预言，而是对于当代社会的死亡判决。正如阿多诺所说，“除了绝望能拯救我们之外就毫无希望了。”阿多诺在1968年不同意他的学生上街游行，看来是有先见之明的。而对于德波来说，曾经作为一个组织者和宣传家积极参与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的经历，已经足够使此生无憾了，这是真正的百年一遇的庆典，而上一次这样的人民的节日，还要追溯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他自豪地宣称：“我体会到了流放的愉悦，正如他人体验着服从的痛苦”。
回顾自己的一生时，德波不忘提醒人们，始终不工作需要非凡的天赋，“我慢慢地却是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冒险的生活，而且我有意如此。我不能想象只是为了获取职业技能、最终可以守住一份工作而学习。”这不是一个顺从的人，而是一个反叛社会常规并以此为骄傲的人。德波用他那一贯的挑衅语气表达了这种骄傲，而可怜的知识分子再次成了德波式自我炫耀的牺牲品：“我并没有因为68年五月风暴而改变，在那之前我就是一个土匪”，“我在社会底层中间活得很自在……我哪里都生活过，就是没有在当代知识分子中生活过。这当然是因为我鄙视他们，凡是了解他们全部著作的人又怎么会为此感到惊讶呢？”然而，这种骄傲并不是洋洋自得的水果酒，而是混杂了苦涩和无奈的鸡尾酒，并且依然不失其美酒的甘醇。在《关于<景观社会>的评论》的最后，德波几乎是不露声色地引用了十九世纪《A.L.萨多的新版法语近义词词典》中关于“徒劳”的词条：“……当某人的工作没有得到回报，或没有得到赞许，也会被说成是徒劳无功了。在这样的情形中，由于劳动者已经花费了他的时间和精力，如果对他工作的价值不抱任何偏见，也许可以说这种工作其实是很有价值的。”
对于这样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老顽童，我们还能期望什么呢？就像单挑大风车的堂吉诃德，他虽然失败，却保留了尊严。当美国的一所大学提出购买德波的部分手稿时，法国政府以民族财富为由拒绝了，这个略显悲壮的故事也算是有了一个黑色幽默的尾声。在他身后的荒原上，是零星的火苗和无情的风。

参考文献

[1]《景观社会》，（法）居伊·德波著，王昭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2]《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引自《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著，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3]《权力精英》，（美）查尔斯·赖特·米尔斯著，王崑、许荣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4]《孤独的人群》，（美）大卫·理斯曼等著，王崑、朱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把2002年。
[5]《居伊·德波》，（英）安迪·梅里菲尔德著，赵柔柔、崔晓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6]《辩证的想象》，（美）马丁·杰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7]《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生成语境》，汪利平，载《宜宾学院学报》2008年第一期。
[8]《文化工业再思考》，（德）西奥多·阿多诺著，高丙中译。原文载《新德意志批判》1975年第六期。
[9]《媒体垄断》，（美）本·H·贝戈蒂克安著，吴靖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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