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的人承受地土 (original) (raw)

盖因才疏闻寡,对萧红的印象,还是缘起那篇脍炙人口的妙文,《回忆鲁迅先生》。更确切地说,是那个经典的乔衣片段,“裙子配的颜色不对,红的不能配紫的;绿的也不能配紫的”,散漫细腻的笔调,极其生活化的叙述,一下子把这位教科书教父拉下了神坛,变成了接地气的欧吉桑。
印象中,似乎萧红的文学身份,总是贴满了各式各样的标签,鲁迅是个大标签,左翼文学也是。褪去这一切,真实面貌的萧红,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作为独立个体的她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虽偶有耳闻,然而切近的了解,还是在这本《呼兰河传》。
《呼兰河传》是萧红身患重病、赴港疗养时,写成的一册追忆童年和家乡的半自传散文集。是年一九四零,翌年斯人便驾鹤西去,享年三十一岁。彼时未被日军攻占的香港,本就是声色犬马之地、灯红酒绿之所,奈何身心俱疲,不见倒好,见了反倒糟心。“热闹是他们的,与我无关”的清冷之感恐怕是沁入骨髓的。其实不啻当下,这也是萧红这一生的注脚。
萧红一生飘零、孤苦伶仃,依她自己的话来说,是“遭尽了白眼冷遇”。泛舟逃婚、战乱流离、两萧破裂、怀孕逃亡,短短三十一载,浓缩了太多戏剧化的要素。魏微曾这么评价过她,萧红是一个活在希望之中的人,“人家对她一点点好,她就记着了,早已泯灭的对生活的希望又起来了”。浪漫主义式的逃婚流亡,是希望二字在“作祟”;情路坎坷却次次义无反顾,也是;出走他乡,漂泊一生,依然是。就像萧红在书中所描述的盂兰会河灯一样,她的人生脉络就是踩着河流中的莲花灯,跃步着前行,一盏、两盏,她就这么跳着,灯灭尽了,人生也走到了头。
所以说,《呼兰河传》是一部绝望之书,是萧红藉着回忆之酒,浇淋胸中积郁的块垒;更是一颗曾经桀骜的心,在负伤累累之后,以一种非物理距离的方式,归省了故里。她选择躲回她的童年,画地为牢,寂寞成诗。

《呼兰河传》里的小城生活充满了声响和色彩,但又是刻板单调的。纵然时有繁花似锦、浓墨重彩之笔,亦掩不住其背后寂寞萧索的冷调。后花园那么美,家里的院子却是那么荒凉。火烧云翻着花样地变着形状,河水上跳跃着天空的月亮。夏天的时候,蒿草长没了头顶,风一吹,呼啦地响,雨一打,蒿草顶就冒起了烟;冬天的时候,雪扫墙角,风吹窗棂,天寒地冻,湖面子裂了一道道的大口子。呼兰河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穿着棉袄来,脱了单衣去。年复一年的刻板生活,要说有什么点缀和花样,那无非是老胡家又跳大神了,小团圆媳妇死了,冯歪嘴子讨了媳妇了,尽是嚼碎嘴子的事儿。
说实话,我不是很喜欢茅盾为萧红作的序。茅盾的视角依然是高高在上的,他抨击呼兰河的人们愚昧麻木,又笔锋一转,言及这一切是因为“他们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其实,相比“对封建礼教无情控诉”的捕风捉影,我实实在在看到的,却是一个个真实而又有弱点的人,是会爱、会恨的独立思考体。也许,物质的严重匮乏,驱赶着他们“忙着生、忙着死”,但是他们并非放弃了对精神世界的向往。卑微如竞血蝼蚁,只是不愿流露罢了。字字句句间的“物质至上”,不过是他们稀释生活悲苦与极度无奈的掩饰手段而已。他们对人生的迷惘、对泥土的爱怜,和对诗意与远方的憧憬,都已然化在了高亢低婉的阵阵秦腔,和通夜达旦的梆子声中。宣泄完了,便又觅回原来循环不前的生活。
的确,和茅盾那一辈人不同,萧红不会以一个居高临下的局外人身份,审视她笔下的人物们。她只会以平视的角度,专注于人物的本真。不议褒贬,不置可否,即使偶尔喷薄而出的愤懑(譬如小团圆媳妇被虐致死一事),也绝比不过《狂人日记》那般的奚落与批判。
萧红是“凶”不起来的,因为她没有同侪丁玲那般四下寻觅组织的“政治积极性”,也没有传统左翼把一切问题上纲上线至民族大义的积怨戾气。晚年的她回顾往事,只是含情脉脉地注视着眼前的三分地,“没有什么优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所以当慈爱的祖父、“恶毒”的祖母、可怜的小团圆媳妇、吊儿郎当的有二叔,齐齐地浮现于萧红柔软的笔触之上,我们仿佛看到了作者散佚于字里行间的镜像分身。她不曾标榜自己的遗世独立,她那广廓辽远的悲悯,正是来自于她痛切的感同身受。她和他们是同一类人,是一群“看不见什么是光明,甚至于根本不知道”的人,“就像太阳照在了瞎子的头上,瞎了也看不见太阳,但瞎子却感到实在温暖了。他们不知道光明在哪里,可是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得到寒冷就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想击退了寒凉,因此而来了悲哀。”

彻骨的悲凉退潮隐去,留存于心口的竟是阵阵的回暖。原来,绝望压弯了人的腰,温柔的人才能承受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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