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父级的歪果仁当代中国纪实 (original) (raw)

这书所写于的环境，自有说不尽的政治复杂，但也可被说到烂俗。那种贯穿阿瑟米勒在中国的三个月的戏剧性，出于他一意想要寻求的“人性共识“。但换一套更具体的说辞，发生在这份纪录中的戏剧核心，是对一种“优越感”的捕捉。

那是阿瑟米勒以他微妙的感受力，在他的中国戏剧同行、这个刚经历过文革的社会、和仍逞余威的意识形态控制力中嗅出来的。在短短三个月里，阿瑟米勒在它面前时有让步，也没少交锋。正好可以用29页的一段话来说明：

“我不时感觉到，朱琳和英若诚——尤其是他——在表演中，透露出对威利（《推销员之死》的男一号）这个角色的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也许他们是不自觉的，也许我领会错了。昨天我就觉察到一次，今天又发现了两三次。这种优越感难以言传，但它会导致一种危险的讥讽的表现形式，让英若诚无法把威利演到最后。无论如何，我不能让这出戏变成讽刺剧。”

曹禺、英若诚力主引进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虽是趁着政治高压的喘息，呛一口现代艺术的凉风，但仍免不了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敷衍（“批判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而在麦卡锡主义一时吃紧的美国，阿瑟米勒的访华更被外界渲染成“外宣工作”。家学及个人倾向都与英美素有渊源的英若诚，在和米勒的合作中，一面顺畅地接受着他的“现代性”，另一面又在正统的马列“历史理性”受到质疑的氛围中，似乎不失自信。

中国社会文革前后的猝然变化，即便是深受其害的知识分子如英若诚，也不情愿判然否认之前的世界。阿瑟米勒注意到了其中”优越感“的作用，并且甚至部分地维护了它。其中既有一个倾慕英国经验主义者的老练，也不甘放下一个诗人的浮词。

此外，书中还有多重乐趣：

一是大概绝少有这样级别的剧作家留下一部”手把手“舞台还原自己剧作的记录。他从陌生的东方性格中把角色揉捏成型，又逐一向演员交待人物关系的戏外深浅，好比不惜在竣工的巨厦外立面，亲自重构一副脚手架，而它本该在戏剧形成时拆毁的。

二是米勒为比较文化的观察预留了足够的空间。单单剧中关于发套的小插曲，足为教科书式的身份认同分析案例。他写的是张三李四，但力透纸背的是一幅中国人文化性格肖像。合于其后盛行至今的”后殖民书写“里，无论奈保尔《河湾》的萨林姆，还是哈金《自由生活》的武南，文化异域中对个体的书写流于其为族群标本。

三是读过此书，猜想何伟、欧逸文们的中国纪实不可能没有受过此书影响。比方《寻路中国》里一个印象颇深的细节，说到村民群起观摩老外写作的怪癖，阿瑟米勒就曾写到：他在大街上掏出笔记本，抄下路名，两个中国人就站在背后看他写。他回头，他们友好地点头，等他继续写。两者的记述，几乎连节奏都相仿。不过就整本书而言，剧作家阿瑟的精密结构之功，要比游笔记行心机深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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