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意识源自何处？ (original) (raw)

首先，这是一本好书。该书梳理了八九十年代主要女性作家及其作品，将分析视角嵌入时代背景/话语当中，提出了一个至今仍被广泛沿用的概念：花木兰式境遇。这一概念的意思是：女性作家的创作经常是（不可避免或不自觉地）采用男性的视角和口吻，从而使得女性身份成为一个“空洞的能指”。

从作者细致的梳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女性作家的写作经历了一个从有意无意地否定自己的性别身份、忽略自己的性别经验到开始有意识地呈现性别经验、建构女性视角的曲折历程；然而直到九十年代末，按照作者的说法，“关于女性的话语与女性的社会及个人生存始终是一片‘雾中风景’”（P378）。如今已是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一“雾中风景”的迷局是否有所改观，依然难以回答。

但有一点比较清晰可见的是，坚称“我不是女权主义者”的女性作家依然大有人在（如“少女”作家春树http://book.qq.com/a/20130311/000023_1.htm），其中有些人的写作大约的确沾不上女权主义的边；但不排除其中有些人难免受了女权主义的影响而或多或少写了一点女权主义色彩的作品，但她依然不能认同女权主义。

其实，我想说，一个女人不愿成为女权主义者已经足够奇怪，何况还是“女作家”。

按照作者的说法，1993年之后，商业大潮以前所未有的汹涌势头席卷中国。如果以此为时间点，我不禁要问：为何在消费主义盛行之前和之后，（某些）女作家的声音总是那么一致？为何都自觉地站在了“我不是女权主义者”的行列中？甚至连其中的逻辑都未曾改变：我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女人。
事实上，社会变迁必然带来语境的变化，而在这变化背后，坚持抗拒成为女权主义者的姿态和逻辑竟保持了惊人的一致，这实在令人好奇。我想，在社会语境变化的背后，必定有什么东西始终未曾改变，正是它支撑了（某些）女作家们对成为女权主义者的抗拒姿态。

在本书中，作者对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新时期”，约指改革开放以后）的女作家们“拒斥”女权主义的原因给予了解释，认为“如果它（指“女性的声音”）仍然表现为一种反抗或控诉，那么它的对象更多的不是朝向男性而是朝向社会权力机器。”
这一解释是十分矛盾的。作为八十年代“伤痕文学”的组成部分，彼时不少女性作家的写作本身就是带着“反思”与“批判”社会的色彩；反过来说，正是对社会的控诉，才成就了所谓“伤痕文学”。事实上，作者本人在行文中也不止一次清晰地确认了女性作家的创作所带有的“控诉社会”的特征，在张洁、戴厚英、宗璞等人身上，这一特征都表露无遗。

正如我在上一篇笔记中指出的，并不是由于担心被冠以反社会的罪名，而是担忧不能被男权文化认同，才是女性作家们拒斥女权主义的根本原因所在。
这一担忧，表现在新时期女作家的创作中，是努力与当时的男性作家、知识分子保持一致，跻身“启蒙者”“救赎者”的行列，以社会主人翁的姿态表达某种文人式的忧心，或者说“胸怀”。
正是与男性一道控诉社会，对身为女性的个人经验予以主动的漠视，才导致了作者所说的女性身份沦为“空洞的能指”。

是什么导致了一个时期的女性作家对个人性别经验保持缄默，又是什么原因在1993年之后，女性经验得以大张旗鼓地表达——其中不乏性、欲望等的大胆表述？

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探究的问题，我想把对这一问题的分析聚焦在“经验”与“言说”的关系上：是先有可以言说的话语，还是先有经验的表达？
这一分析思路显然是“被后现代洗脑”的后果，但也不妨尝试一下。
从作者所列举的女性作家中，我们可以看到，80年代初，人们刚刚从“文哥”中走出来，惊魂未定的人们对“斗争”心怀疑惧，而反思过去、以“人道主义”大旗重建理性与秩序大约是时人（知识分子）的共识。事实上，在时人的反思中，五四话语常常是被借用的，包括民国旧事也时常成为创作源泉；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四五时期的女权主义遗产却似乎被全然遗忘，抑或是主动抛弃。这也许是由于社会主义时期妇女解放话语取代了五四时期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式的“女权”主张，而妇女解放话语被新时期知识分子视为阶级斗争的组成部分而讳于提及，同时也许是由于“男女平等”以“国策”形式出现而否定了妇女抗议之声的正当性。也就是说，身处知识界营造的“启蒙”氛围中的女性作家，已然失去了言说女性经验的合理途径。
按照作者的划分，王安忆和铁凝可以作为一个分水岭，从她们开始，女性作家开始触及个人性别经验的话题。但真正激发女性言说性别经验的时机，却是九十年代中期张爱玲在大陆的被发掘，正如作者所说：“在当代中国女性写作中，张爱玲、苏青则成为女性文化的‘寻母’之途上新的发现和可能。”尽管包括王安忆在内的许多女性作家否定张爱玲对其产生的影响，但在我看来，张爱玲直露的女性经验的表述和清晰的女性视角，尤其当它们置身商业化和消费主义浪潮带来的“解构崇高”语境中时，无疑为试图讲述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人化女性经验的女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前左翼女作家如萧红等事实上早已提供过具有鲜明女性视角的写作路径，然而，左翼女作家置身战火纷飞中的女性经验的表述却与身处现代都市中、试图表达琐屑的个人化经验的女作家们的诉求无法达成一致，倒是西方白人资产阶级女性对“女性的奥秘”的揭示或许才更能与之契合。显然，与战乱中的萧红相比，“沦陷区”张爱玲的女性经验更接近“女性的奥秘”。对此，我甚至认为，如果没有张爱玲，恐怕不会有日后铺天盖地的个人化女性经验写作的繁荣场景。

张爱玲来的也正是时候。90年代中期，以王朔为代表的“解构崇高”的声音甚嚣尘上，以迎合“大众文化”为旨趣，而与之针锋相对的“人文精神”派亦不甘示弱，演绎了一场煞是热闹的文化大论战。我读大学时，也算是远远围观了这场论战的尾声。如今，显而易见的事实无疑宣告了人文精神派的最终败落，然而，个人化女性经验的写作却从中遇到了绝佳契机，这一契机很快演化为商机，或者说，正是商机成就了这一契机旷日持久的延续。正如作者所分析的那样，在商机制造的女性写作中，我们已经很难辨别究竟是女性在主动发声，还是在被商家利用，成为可消费的卖点。

然而，不论是张爱玲没有出现之前的王安忆与铁凝，还是深受张爱玲影响后的女作家，女性作家或多或少、或朦胧或清醒表达出的女性经验，却十分一致地主要围绕着爱情、婚姻、欲望等展开。如果说女性“（性）欲望”的表达算是由张爱玲开拓的一个崭新话题，但爱情、婚姻的女性视角和经验，在中国其实却是有着最悠久的传统的。这些话题或许在社会主义时期曾一度被遮蔽，但时至今日，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变迁面前，女性经验的表述却未能“与时俱进”，依然囿于这些最传统的领域，不能不说是令人失望的。

造成这一令人失望的局面的出现，我想与女性作家个人经验的同质化不无关系。首先，假如女性经验必须寄托于“个人化”，那么它可能反过来说明，非个人化的女性经验是不存在的，或者说，非个人化的经验便不是女性经验，又或者，没有对非个人化女性经验进行表述的话语资源，也可能这样的话语资源是有的，但已被有意无意地抛弃或遮蔽。非个人化，不是一定意味着集体主义，但恐怕恰恰是由来已久的对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抗拒，使女性经验的表述聚焦于“个人”/“自我”。其次，特定时期出现的左翼女作家群体，正是藉由战乱背景才得以拥有不那么个人化的性别经验；而今天的女性作家大约多数身处都市，共同分享着商业大潮和消费主义的经验，尽管各人处境终究有所不同，但整体上所处的背景却并无二致。是故，我们见证了评论家们所预言的“个人化写作”的结局必将是创作资源枯竭的一个个例子：九十年代颇负盛名的陈染已销声匿迹，层出不穷以“身体写作”为骄傲的美女作家们也因为受众的审美疲劳而一个个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与女性作家个人经验同质化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今天网络上大量异彩纷呈的女性个人经验的畅快表达。网络显然比纸媒更利于话语的传播，一个女性的性别经验表达出来，拥有类似经验的女性必能很快分享并延伸这些经验，某种程度上，网络就是一个经验共享之地。而这或许正是九十年代精英们大肆批判的“大众文化”之一种。更为有趣的是，当越来越多的“大众”加入了以女性经验发出抗议之声的行列当中之时，包括女性作家在内的不少精英女性却日益表现出对这种抗议之声的抗拒和反感。我相信经验之谈是真切的，尽管当经验转移成表述时或许会遭遇话语的扭曲，但不可否认大众之声是强有力的，在这强有力的大众之声面前，试图保持优雅姿态的女性写作恐怕再难为“弱势性别的抗争”提供什么有效的资源了。

说到这里，可以重点来谈谈那些拒斥女权主义的女性作家们是怎么回事了。
首先，认为女性身份不具有优先性，应该先将自己视作“人”而不是女人。这样的论调历史悠久，自从女性意识到自己的性别弱势之后，它总是一而再地被“觉醒”了的女性表达出来。就连九十年代被视为典型的“女性写作”的陈染，也清楚地说过“超性别意识”这样的话。
这一逻辑，是认为性别视角将限制其观察世界的广度。这一认识，首先将“女性”本质化，放在了“妻子”“女儿”“母亲”的角色上，持有这种论调的女性认为，女性不应仅仅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

因此，澄清“女性意识”的本意，实在太重要了。所谓女性意识，意指能够明确地意识到女性因为“性别”而获得的经验，这些经验不止体现在爱情、婚姻和性上，事实上，生活中无时无处不有性别。书应该读到什么程度，有性别；应该读什么书，有性别；做什么工作合适，有性别；应该有什么样的姿态和打扮，有性别……这都是极细微的例子，而所谓“性别意识”，便是指意识到这些极细微当中亦有因性别而引发的差异对待。简单说，性别意识便是体认因性别而拥有的经验。这就是前面说了大篇的“女性经验”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而所谓“超性别意识”，这样的提法本身已经显示了“性别”的意义，因为这多是由女性提出的一种说法，男性不需要超性别，因为他们便是性别真理的标准。

其次，认为男女平等早已实现，甚至认为该需要“男权主义”了。这些论调，将由深嵌于整个父权制社会结构男女权力关系简单地理解为男女个体之间交往的形式，似乎女权主义的目的就是要求男性要怎样怎样。又有很大一部分人将女权主义视为与男性争权夺利。这都是对女权主义的误解。事实上，女权主义的根本目标是针对整个性别结构，以及建立在性别结构基础上的社会结构，改变这一结构意味着性别不再是一种结构，性别是灵活的，于此同时，社会结构也会随之发生巨大改变，那将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

拒斥女权主义的理由太多，在此也不必一一驳斥。回到本书中，当前需要正视的是父权结构与资本主义的融合，而建立在对女性经验的体认基础上的女性意识，只是改变性别结构的第一步。

几乎可以说，清醒地觉察到性别经验，拥有清晰的女性意识，可以讲述它，这就是女权主义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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