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的力量 (original) (raw)

托多罗夫坦言，在写作《脆弱的幸福》这本小书的时候，他借助卢梭的力量来帮助自己思考。那么何谓卢梭的力量呢？是一种文学与哲学之间的张力，还是足以毁灭任何友爱的敏感，或者是一种穿透时代的思想力？似乎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阅读卢梭始终意味着一场冒险。就像拜伦所说的那样，卢梭是一位自我折磨的诡辩家，一个狂野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里，卢梭让托多罗夫感到迟疑的原因。卢梭的同时代人休谟曾经写道：“卢梭的著作确实满是夸诞之辞，但我无法相信单凭滔滔雄辩就能支撑起他的著作。”可是对于读者来说，欢快的词句比灰色的思想奔跑得更快，尤其当那些词句被人们从《卢梭全集》的文本中抽离而出之时，卢梭也就变得越发含糊不清而又自相矛盾。他简直成了一个极端主义者。对于托多罗夫来说，卢梭的这种极端主义几乎让他错过了更重要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卢梭的力量：“直到有一天我终于明白，那种思想之所以有被我当做极端的东西，其实只不过是因为它太强烈……我以为弄懂了他的每一句话本身，却忘记了考察这句话在卢梭整个思想体系中所处的位置。”

关于卢梭的力量，在托多罗夫之前，有另外一个人曾经论述过，这个人就是恩斯特·卡西勒（Ernst Cassirer）。在《卢梭的问题》一书中，卡西勒清晰地说明了卢梭的力量到底是什么，他写道：“卢梭，这位思想家与作家，他给他那个时代施予了无与伦比的力量，而之所以能够如此，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在那个世纪里人们将形式的建立拔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使之日臻完美，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但卢梭却再次使形式这一概念那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浮出水面……卢梭不仅是质疑这种确定性，而且是撼动其根基的第一位思想家……”托多罗夫显然认同卡西勒的论断，在序文中他说：“卢梭可能既不是最吸引人的，也不是最智慧的，但他是最为强大的之一。或许可以说，他比任何人（尤其在法国）都更为突出地发现并创造了我们的现代性。”

然而，托多罗夫对于卢梭的阅读似乎不止于此，他宁愿把自己的阅读称之为“具有实践意义的阅读”。在托多罗夫看来，卢梭的力量不只是他思想的统一性——而这正是恩斯特·卡西勒在《卢梭的问题》中努力论证的——，这也是他在写作《脆弱的幸福》一书时拒斥专业语言、不喜欢空洞的词汇的原因：“我梦想能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言说困难的东西，并且我找到了，至少在某些时候，在几位过往的作者那里。”这种诉求不能理解为一位作者的标新立异，尤其对于托多罗夫来说，这种诉求有着时代的急迫性：“我们的时代存活在语言的分裂之上。”为此，他借助于卢梭的力量，即是借助恩斯特·卡西勒所谓“受新冲动驱策，由新力量决定的运动”：“这一运动的诸多目标起先还在黑暗之中；抽象地孤立起来看便无法描绘出其特征，人们也不能预先将它们料想为给定的、落实的终点。在卢梭力图这样预料时，他从未超出暧昧不清而且时常是自相矛盾的表述。对他而言，已经确定的，也是他用思想和感情的全部力量抓住的，不是他趋向的那个目标，而是他所追随的那种冲动。他有胆量顺从这冲动：他用完全一己之思想、感情和激情的动力，来反对那个世纪本质上静止的思想模式。他的动力在今日仍然让我们心醉神迷。”

我们或许值得以卡西勒的论述作为前提来理解托多罗夫于序文中看似简单说出的话，这样就能更加明白“我们在这些文字中认得出自己”以及“卢梭不为他所说的一切负责”到底是什么意思。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阅读，因此也就成了一种投入，一种同行以及一种思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托多罗夫牢牢把握了卢梭每个论断的“遥远前提”，这个“遥远前提”用《论不平等的起源》里的话即是：“了解一种现已不复存在，或许根本从未存在过，也可能永远都不会存在的状态。”这三重否定构成了卢梭关于人类生活道路的精神构想。在此基础之上，个体的人、国家的人、世界的人就是虚构出来的三种模型，而不管是哪一种模型的人，在卢梭看来，都无能置身一个静止的世界充当一个确切的主体身份从而去获得人类生活的幸福。这也就是托多罗夫发现的，卢梭力量的一部分，他把它称之为“自由间接引语”文体。换句话说，这也是卢梭在言行一致的要求下，自己人生道路践行的一种主体身份。他是任何一种模型的人，他又不是任何一种模型的人，之所以如此，只在于他所存在的世界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否定性的世界。

所以卢梭既是寓居城市的野蛮人，又是漫步乡间的世界人。他在个体之中发现了对于上帝的僭越，在公民之中发现了个体的悖论，而作为疗救之法的第三条道路，道德个体，用托多罗夫的话说，“卢梭自己也并未一直遵循这条道路”。因为这条道路并不必然通往幸福，它之所以作为疗救之法被卢梭提出，不在于它能提供绝对的幸福，而是它给人类生活的道路提出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社会关系。从这种社会关系之中，人们“获取医治他们的天性甚至他们的恶的药剂”，从而“更加适应人类的处境”。因此卢梭在《爱弥尔》中写道：“在我们的缺陷本身当中产生了我们脆弱的幸福。”这脆弱的幸福要求我们在实践的意义上投入到人类生活当中，不是作为纯然孤独的人，也不是作为纯然的国家公民，而是作为“道德个体”，“为了他身边的人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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