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鹅之歌 呼唤自由 (original) (raw)

《社会学的想像力》问世三年后，米尔斯就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因此有人说这本是米尔斯献给社会学的“天鹅之歌”。很多时候我们是通过一部作品来认识一个人的。对于这本在国内具有很多争议的社会学作品，我们在包容性的接纳和吸收米尔斯的观点和呼唤的同时，可以去思考米尔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人写出这么一部遭遇了冰火两重反映的书。
我认为这本书对社会学本身的理论或研究方法的贡献与韦伯、马克思、涂尔干等人的著作无法匹及，但是或许米尔斯也无意于此，这本书的闪光之处也许就在于他想表达的一种自由的理性的学术风范，一种对前人的反思，对他所处时代的自省以及对后来者更能接近事实、真理的期待。
他的思维焦点就集中到了“社会学的想象力”，根据米尔斯的说法，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全貌。我没有太明白这种想象力具体是指什么，但我认为米尔斯在此是想追寻一种路径，指明每个社会学家，乃至每个社会科学的学者，为什么应当选择掌握社会学的想象力。同时米尔斯批判了一个当今知识分子阶级的社会定位，塑造了他理想中的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

通过对第一、二、七、九这几个比较感兴趣同时也易引人思考以及产生了少许的心得的章节包括附录的精读和对其他几张的泛读，我认为此书的重点之一是继米尔斯的《白领》（仅看过本书概要）进一步提出大众社会中的人性问题，即所谓的“快乐机器人”的问题；另一方面，更在此基础上讨论了知识分子或社会研究者在面对这样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大众社会时所应采取的立场、姿态和涉入方式，尤其是提出了以想像力来追寻一个公众社会的理想——用马克思的话说，米尔斯在这本书中不仅要“解释世界”，还试图“改变世界”。
米尔斯在书中非常明确地指出，“在我们的时代，成为议题的正是人的本质，以及我们怀有的对人之为人所具有的种种限制的可能的意象。”他认为，当代两种最为主要的社会思想传统，即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来源于启蒙运动，它们对人性的假定都认为理性和自由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自由的个人是理性之载体”。然而，现时代的问题在此被米尔斯精辟地归纳为：“理性的增进并不必然伴随着自由的增进”（这句话我非常喜欢）。
这个问题在第九章中得到了非常具体的阐释：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庞大的合理性组织的增多，但是本着合理性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秩序并不一定是增进自由的手段，实际上，它们往往用于暴政和弄权，用于剥夺个体理性思考的机会和作为自由人行动的能力。由此，造就了只有合理性却没有理性的个体。例如，教育的普及塑造的是只懂技术的白痴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具有独立的理想思考的个人。随着工作和消费领域的合理性化，个体“不仅与产品和劳动相异化，而且与消费，与本源意义上的休闲相异化”，沉溺于消费社会制造的种种幻想之中，拼命玩乐、消费、“享受快乐”，而失却了反思的能力，成为“快乐的机器人”。事实上，米尔斯在《白领》中曾经描述的新中产阶级，恰恰是“快乐的机器人”最好的现实写照。
“快乐机器人”与“大众”同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在某种意义上，大众即快乐机器人的集合。而在快乐机器人充斥的大众社会中，“继续根据人性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单纯地假设在人作为人的深层本质中，存在着对自由的渴望和理性的意志，已经毫无意义。我们必须问的是，是人性中的什么东西，是当前人类处境中的什么东西，是在不同社会结构中存在的什么东西，使快乐机器人流行？又有什么来抗拒这一潮流？”
正是在这里，米尔斯将希望寄托于“社会学的想像力”上，他痛切地写道：“我们所力图理解的是世界并不总是让我们所有人政治上都充满希望，道德上自我满足，也就是说，社会科学家们有时发现自己很难扮演无忧无虑的白痴。” 米尔斯在文中回答说，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心智品质，这种品质可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的全貌。米尔斯是一位注重历史社会学的学者，他曾提出过，所有的社会学研究都是在经验层次上的研究，既然这样，所有的研究都离不开对于历史的研究，历史研究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甚至是全部。所以米尔斯强调在历史上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就如他的那个著名的例子一样的，喝咖啡表象了什么？吉登斯将它所意涵的概念归结如下，首先，喝咖啡并不只是一种提神的东西，它作为我们日常的社会活动的一部分还具有象征价值。第二，喝咖啡远远不止“喝”那么简单，咖啡是一种含有咖啡因的饮品，对大脑有刺激的作用。许多人和咖啡是为了提神。第三，某人喝了咖啡就等于卷入了遍及世界的一种复杂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第四，饮用一杯咖啡的行为足以推定过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它的存在牵涉到了西方曾经对于南美和非洲的殖民。最后，咖啡还是当代许多关于全球化、国际贸易、人权和环境破坏的争论的焦点。利用米尔斯的视角，这样的一件生活中不起眼的小事，却牵涉了如此多的社会问题。米尔斯认为，社会学家和普通人一样“置身于这个时代创造历史的主要决策之外”并为之承担后果，但是却又能力也有必要积极介入政治和公共事务，在公共议题方面展示出社会研究所具有的科学性，做到以理服人，从而影响具体的历史进程和结构变迁。因为，在社会学的想像力的帮助下，社会学家拥有了关于社会的结构的知识，明了个人困扰和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因而也就具备了一种“脆弱的权力手段”。因此，社会学家要积极介入政治和公共事务，打破焦虑和淡漠，刻意提出有争论的理论和事实，鼓励公共生活的讨论，使人们能够触及生活世界的真实，而不使公共生活依赖官方定义。“他应当为社会所做的，就是反抗一切摧毁真实公众而创造一个大众社会的力量，或者从积极的目的看，他的目标就是帮助培养自我修养的公众”，让“所有人都成为具有实质理性的人，他们的独立理性将对他们置身的社会、对历史和他们自身的命运产生结构性的影响。”社会学的想像力的重要性于是在这样一个追寻公众社会的过程中表现出来，而在米尔斯看来，只有真实公众占主体的社会才是一个民主社会。
米尔斯说：“我不相信社会科学能拯救世界……我所具有的知识使我对人类的机遇有非常悲观的估计。但即使这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地，我们还是必须问，如果凭借智识确能发现摆脱我们时代危机的出路，那么不正轮到社会科学家来阐述这个出路吗？我们所代表的——尽管并不总是很明显——是对人和人类处境的自觉。”
我们作为社会群众的一份子，理应都具有这种自觉，但是现实是大多数人在一种权力意志下独立思考的能力逐渐丧失，天然的生存意识所带来的反抗性日益疲萎，很多社会学者得出“大众是愚昧的”这种出于忧患意识的论断也无可厚非，所以这种自觉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更应该由处于社会科学实践角色范围内的人来更好的担当、实现和完成。

在第二章《宏大理论》中，米尔斯用四段话便转述出了帕森斯的整本书：“让我们来想象某个东西，我们可称之为“社会系统”，在其中，个人彼此参照，进行行动。这些行动往往是非常有序的，因为个人在系统中共享价值标准，共享以得体、实用的方式行为的标准。这些标准有的可称之为规范，那些依照规范行为的人在相似的情况下趋于作出相似的行动。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出现了“社会规律性”，我们可以观察到它们，而且它们往往是非常持久的。我把像这样持久且稳定的规律性称为“结构性的”。也许可以把社会系统中所有这些规律性看做一个巨大而错综复杂的平衡。可我现在打算忘掉这个比喻。因为我想让你把我的概念：社会均衡看作真实之物。 主要有两个方式来维持社会均衡，一旦其中之一或二者都无效，则会造成失衡。第一个方式是“社会化”，指的是把一个新出生的个体培养成为社会人的所有方式。社会对人的这种培养部分地在于让他们习得采取社会行动的动机，而这些社会行动是为他人所要求或期望的。另一个方式是“社会控制”，我指的是让人们循规蹈矩以及让他们自己循规蹈矩的所有方式。”这种简化了的描述的逻辑十分清晰，一目了然，斯宾塞的原书我没有看过，但是可以推测出米尔斯在这里应该没有断章取义，他对斯的批判完全立足于他高超的概括能力和在此能力上获得的独具一格的认识见解上。
为了帮助宏大理论家从毫无实际意义的空中楼阁走下来。米尔斯开始思考宏大理论的基本起因，他归结为思考的层次太一般化，以至它的实践者们无法合乎逻辑地回落到观察上来。 （当我们考虑一个词语代表什么时，我们涉及的是它的语义学的一面，当我们在它与其他词的关系中考虑它时，我们涉及的是它的句法学的一面。 从宏大理论家研究中出现的系统性缺失中，我们能学到的一个深刻教训是每一个自觉的思想家都必须始终了解，从而能够控制他所研究的东西的抽象层次。要想阐明这些观念的句法和语义的维度，我们必须了解在每一个观念之下所存在的特殊性的等级，我们必须对这个等级的所有层次加以考虑。）
在声称提出了一个“一般性的社会学理论”时，宏大理论家们实际上是在构造一个概念王国，这个概念王国排除了人类社会的许多结构性方面，排除了被人们长期以来正确认识为理解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方面。

就像在第七章《人类的多样性》所讲的那样，从古至今，人类经历了漫长的上百万年的进化，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形成了不同的结合方式、制度形式，要想研究人类社会，既不能割裂历史通过研究某一特定时间段的发展历程总结出一般规律，也不能把某一个民族的发展规律应用到更为广泛的其他民族上去，这就注定了社会科学研究必然不能忽视这种多样性。就像阿尔巴比在影响深远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所坚持的那样，社会科学研究的三个基本原理的第一个就是变异性原理（variability principle），变异性是人类社会的本质，社会科学不是研究类型的，而是研究变异与差异的。米尔斯也说“人类的多样性构成了现在和未来的全部社会世界，这是社会科学所应关注的”。但通过对形形色色团体的举例我们感受到了一种难以下手的无序性，研究对象的无序表象使得观点和研究程序趋于无序，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科学的混乱。但这无序的表象后面是否隐藏了不为常人所熟识的有序的可能？米尔斯给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坚持以有序的方式科学地理解人类的多样性，他要求观点尽可能的简要同时综合，要求观点源自问题。为了定位社会科学涉及和具体研究的问题，要求社会学研究与历史现实的层次以及这一现实对个人的意义保持长期的紧密的联系。因此，学者需要对“社会结构”这一贯穿历史始终的线索进行充分性和比较性兼顾的研究，基于现时代组织方式由政治国家决定，他引入了“民族国家”的概念。在此，米尔斯用了不短的篇幅阐述“民族国家”这一社会结构的研究单位，包括特征、意义，与社会学研究问题的关系等。通过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观点补充说明了选取小于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单位的不可行。在此基础上，米尔斯比较了传统上和学术上社会结构作为社会科学一般性单位的争论，包括古典和现代、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方式研究对象的改变，继而发现了划分学科的依据正在逐步弱化乃至走向消失。提出了宝贵的具有创新性的观点：学科分界线的流动性日益增强和概念在学科间流动的更加容易也就要求社会科学的研究要与问题同步而不是单独地局限于本学科的传统理论体系传统研究对象，要运用不同学科的学术工具，这其实与后现代主义理论所秉持的“由特定的历史事件研究历史、认识世界和发展历史学”的观点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显示出了米尔斯高超预先性的眼光和深厚的对人类历史的了解和认识。在第七章末尾他对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发展进行了预测性应然性的描述，从构建“分析模型”到整合各分支的动力归纳出社会学研究问题应该立足于对独立存在的系统的假设，米尔斯的理性思维也使他认识到研究关系的实际困难，包括课程设计和学术经历，语言上的混融以及毕业生就业市场和单一学科教科书本身的局限性，此外他还揭示了社会科学统一的真实含义：解决实际问题的要求在于要依循问题的界限进行专业化。这一点也是我们初涉社会学的这部分人应该格外注意的，我认为他对学科特点和学科发展变化趋势的预测，他对解决实际问题的要求对我们研究、学习的深入起到了很好的指导意义，这同时也体现了他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后来者的殷切希望，对独立的审时度势的学术品质的呼唤。

米尔斯还在附录中详细介绍了他的治学之道，从建立学术档案到进行社会调查，步骤是相当明晰的。比照吉登斯在《社会学》中介绍的社会学研究的通常方法，也会发现是更有创造性和可操作性的一个示范。读到附录的时候再回望此书我首先意识到的一个收获就是，或许我还不能提炼出像涂尔干所坚持的社会学研究的几个准则，不清楚是否存在一种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准则。但就在这本初读感觉十分晦涩的书中，米尔斯教会了我在社会学的学习乃至研究的时候应该摒弃和注意避免的东西，社会科学的研究，既不是隔空架梁孤芳自赏，也不是缘木求鱼主观臆断，而始终应该立足于历史层面上的经验事实，还当担负起知识分子的天然使命去关注公共议题，坚持自身的理想和价值，充分发挥出他所倡导的自由的想象力成为追求理性的先锋。
从米尔斯留下的照片可以很轻易的发现他是一位个性张扬、特立独行的学者，但这种张扬与自大无关，这在当时是一种罕见的学术品质，是对前人割断历史、背离科学的嗤之以鼻，是出于对理性完全忠诚不懈追求而衍生出的自我肯定。做学问的人贵在这种独立风范，就像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打破以孔德、斯宾塞为代表的倾向于心理还原论的研究方法，从而通过对社会现象的关注和自己独立的思考提出了社会学研究应该遵循的几大准则，成为后世社会科学者从事研究的标尺和典范。而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米尔斯所体现出的批判精神，更是这个时代，一名以学术为业的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姑且不论其他社会学家对米尔斯的批判作何回应，《社会学的想像力》仍理应是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的领域中一本具有特殊魅力和思维火花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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