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学视角下的知日误区 (original) (raw)

最近看了某著名知日文化人介绍怨灵史观文章，论点倒也不新鲜，但其中有些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比如他说“今天的人不能用今天的想法看待古人，我们中国人也不能用中国人的想法看待日本人，匪夷所思是正常的罢。”，这也代表了今天许多所谓的知日人士的看法，即强调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去理解日本。也许上一辈人因为年龄和经历的隔阂，始终只能把日本当做异己的客体来看待。但是我认为这种看法在当前是极其有问题，不仅从效果上会成为日本民族主义者开脱的借口，不利于对历史经验的吸收和传承，也不利于这个时代的交流与发展。
这种强调日本特殊性的观点，我认为可以称作东方学视角下的日本观。长期以来作为了解日本必读书的《菊与刀》，就是这种视角下的典型产物。本尼迪克特从没未去过日本，也不懂日语，更没有接触过正常生活状态下的日本人。她只凭借去过日本的美国人写的游记﹑日本自己的文学作品和电影还有缴获的日军士兵日记进行研究。从人类学研究角度来说有不少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我认为作为文化研究之作却具有致命的缺陷，也就是并不愿真正去进入对方理解对方，用心理学的话叫做无法与研究对象产生“共情”。本尼迪克特用的几乎是一种对待原始部落习俗的态度去对研究日本文化，尽管她也意识到这是一个发展度很高的文明，但是她字里行间却处处认定这是一种与西方的现代文明完全异质的“野蛮”文化，认为日本人的行为充满矛盾，认定从西方人的思维是无法去理解日本人，唯一能做的就是进入日本人的价值体系，以日本人的标准去进行判断。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某些西方人内在的傲慢和种族观念作祟，这种看似尊重文化差异的态度，背后其实是根深蒂固的文化帝国主义。拒绝将对方看做和自己是一样的人，认为不同文化之间无法兼容，坚持静态保守的世界格局观点，同时保持一个居高临下的占据文化和道德制高点的态度。
比如，本尼迪克特提出一个著名观点，即日本的耻文化和西方的罪文化的对比。罪文化源自基督教原罪思想，一个人如果犯下罪过，即使他人不知道，也有上帝的目光在注视，无法逃脱最终的审判，因此能培养出人的自律。而耻文化体系下的日本人，只要犯下的罪不被其他人知道，那么就不存在罪恶感，只有在被他人知道之后才会产生羞耻感，因此这是一种他律的存在。由于他人的评价是变化不定的，由此推导出日本人缺乏真正牢固的道德观。即使本尼迪克特一再强调她尊重日本文化与西方人的差异，但是这样的评价中毫无疑问潜藏着道德评价的高下之分。更何况这种评价简直是极其断章取义的偏狭，姑且不说儒家思想中的“慎独”，同在东方文化圈中的日本不可能不受影响，或者说我们的民俗宗教中也认为“举头三尺有神明”，日本也有类似的说法，就是一个有良知的普通人，也会有内心的道德感，怎么可能因民族存在差异呢？
然而本尼迪克特却认为那种认为东西方不同种族的人们拥有相通的心理是理想主义者一厢情愿的软弱的人性论，她强调尊重差异，却缺少交流的态度；她从静态的文本里自圆其说地认为理解日本人种种她认为匪夷所思的行为，却不曾看到在近代文明冲击下日本人追求进步的积极努力（比如自由民权运动），如果考察这些自发的行为，无疑他们会感到更多的亲近感。不同的文明，如果深入了解得越多，我认为越能看到彼此的共性，越会产生亲近感，许多西方学者却正好相反，一味强调差异性，他们试图将东方凝固在永恒不变的幻影中，拒绝一切“非东方”的变化。如果考察到对方主动性的变化，产生与自己相通之处，他们会为自己的主体性被侵犯而感到不悦。以萨义德的话来说，“客观的结构（东方之实际所指）和主观的再结构（东方学家对东方的表达）被混为一谈，东方学家的理性被强加于东方智商，其学说也变成东方的原则。”其实，同在东方的我们，常常也是在一种西方的目光下打量自己，甚至会因为去迎合对方观点而改变自己。通过对日研究的观察，也许我们也能更好地了解自己。
本尼迪克特最大的成功同时也是她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她所考察的是一个前近代的静态的日本的表面。这点也早有日本学者提出反论，认为她把特定时代、特殊社会集团的社会心理当作“日本人”的普遍心理，在方法论上有非历史的和超阶级的缺点。不过该书原本就是为二战后为美军占领日本统治需要所做，限于时代背景，我对本尼迪克特的要求也许过于苛刻，但是对于本书的解读来说是并不苛刻的。《菊与刀》这种静态的历史观，曾经造成不少令人遗憾的历史影响。譬如日本战后原本有机会废除天皇制，建立一个更民主的国家，而且也得到当时日本不少民众的支持，然后美国占领当局出于局势稳定以及抑制左翼的考虑，不但保留了天皇制，也放弃了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其根据之一就是《菊与刀》的文化剖析心理。然而，战后日本民众对民主参与的积极主动远远超出了美国当局的估计，恰恰反映出了《菊与刀》这样文化研究的盲点。
但是时至今日，许多对日研究或者说日本文化爱好者依旧保持同样的态度，用标签式的特点去套用在今天的日本身上。我认为是害多于弊。如李泽厚在《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略稿》中所说，“对日的先验认识，已经不适合当今的时代，反而会造成误区，加深人为的隔阂。”同时也会发现，不少民族主义者也乐于借这样所谓国情、文化传统的借口为偏狭错误的行为开脱。也有些人错误地将其赋予文化多元主义的名号，但事实上文化多元主义只是在诸善之间优先的差异，而不存在善恶标准颠倒的差异。东方几千年文化没有发展出民主的概念，却并不代表东方人无法接受民主。人可能还不曾发现某种善，却不可能发现后不承认它是善。战后日本人民对民主主义的衷心拥护就绝不是出于外力的强迫，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另一种典型的东方学的幻想，则是建立在美学标准上的。不少西方人更愿意接受禅、武士道、歌舞伎、茶道等日本传统文化元素，纯粹从异文化的审美角度来鉴赏，却很难接受具有现代意识的日本（这与某些人对中国的理解只停留在京剧、旗袍、小脚女人的层面差不多）。对于一些日本人来说，在传统的道德观崩塌之后，唯一还能够保持主体性尊严的也许也只有美学意义上的日本，其中也不乏迎合和表演的成分。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三岛由纪夫。三岛的美学其实是建立在虚无主义的废墟之上。在战后旧价值观崩坏、新价值观尚未建立的混乱时代，三岛退回了传统美学中寻找依托，这其实与我国当前不少人鼓吹的国粹复兴的心态差不多，但其思想真正底层确是虚无主义的无可奈何的荒凉。但是他的表层功夫还是迎合了不少人对日本的想象，至今还有不少人将他当做日本文化的代表。与此相对，大江健三郎某次曾因法国重启核试验而婉拒了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书展的邀请，因而惹恼了许多法国名人。虽然大江事前事后都写过很有礼貌的信件解释，但这些法国人依然固执不接受，其中一位作家克罗德·西蒙的话代表了他们的典型想法，此公在通过《朝日新闻》发表的公开信中说：“我对日本艺术家的期待只是浮世绘、书法及禅中表现出来的惊叹、眩惑、陶醉”。潜在的意思，就是坚决不肯将日本视作构成现代世界的国家之一，也将日本知识分子表达政治态度看做是多余的。我也看到过国内某著名的知日人士盛赞谷崎润一郎及川端康成，评价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等不够日本，认为他们“简直成了现代西方人了。 ”也就是说，同样什么是日本并不由日本人自身决定，而是由外界的评价决定。三岛、川端符合人们对日本的想象，而大江和村上却不符合。这与那位法国学者的傲慢如出一辙。这种虚妄的理解无助于真正加深文化间的交流发展。
我更倾向于站在本尼迪克特所批判的人类共通说的基盘上来看待文化的特殊性。其实诉诸直觉理性，我们都会明白，所谓的文化传统都是后天赋予的，就像社会交流需要用职业身份等标签来识别自我一样，这些职业标签并不能说明一个人的真正本质。越是缺乏自我的人，越需要这些外在的标签来确定自我的存在。这也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越是偏激的人越富有民族主义倾向，也有最强的排外情绪，而越是有自信心态的人越容易包容，也更乐于吸收不同的意见。如果把日本元素换成中国，就更清楚我们的课题其实不是什么是中国，怎么样才能更体现中国，而是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发展自我的成熟、达成自我，恰恰是在动态变化中的我们构成了中国。这里没有先验的定式，同样也应该用这样的思维去理解异文化，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尊重对方、了解对方，而不是用现成的标签去套用对方，并为对方不符合现成的标签而否定对方。这正是《菊与刀》代表的东方学派知日论最大的负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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