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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
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
——罗伯特帕特南

全文概要：
整本书共分成五部分，分别是导论、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怎样、那怎么做。
第一部分，导论。美国社会参与的变化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都属于上升的趋势，那面临新一代的“婴儿潮”接下来60、70年代将发生什么呢？首先，帕特南对社会资本下了定义是：“社会上个人之间的相互联系——社会关系网络和由此产生的互惠互利和互相信赖的规范”.一个有着广义互惠原则的社会比一个互不相信的社会更加有效率。社会资本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一样，对于提供个人和群体的生产力具有重要的影响。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概念在于社会网络具有价值。互惠的原则如约吉贝拉所说：“如果你不去参加某人的葬礼，也别指望以后人们会来参加你的葬礼。”互惠的行为是基于别人这么做的同时我也会选择这么做。
社会资本的类型：连接性社会资本（兼容性）、黏合性社会资本（排他性）
黏合性社会资本主要是在同个圈子里，有助于加强特定的互惠原则和成员里的团结。
连接性社会资本则是圈子和圈子外的链接，更有助于连接外部网络。
如果你要寻求社会和心理的帮助可以找同社群的，但如果你要找工作，陌生人的圈子可能更快。
黏合性资本可以成为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超级强力胶，它所产生的负面作用较为明显，在后文中的“社会资本的阴暗面”会提到黏合性的社会资本导致包容程度低，因此需要更多的连接性的社会资本。
在验证美国社区的兴衰，作者如气候专家在验证气温升高推测来源于多个证据，文中的每一个结论都是基于超过一个以上的独立证据，他的数据主要包括DDB、CSS、投票选举等，不仅来自于一份的数据。
本书的中心话题是：在20世纪的前2/3，美国的社会参与极其积极和强大，为何在后面的60年代之后开始毫无预警的扭转这个石头，渐渐远离了亲友和社区生活呢？他们的成因和结果是怎样？我们应如何扭转这样的势头呢？
第二、三、四、五部分则对导论的中心话题提出了回应。
第二部分帕特南先描绘了美国人的政治参与、公民参与、宗教参与、工作联系、非正式联系、志愿活动、慈善活动、社会信任的变化趋势，通过历史与现状的比较、运用大量数据论证说明，美国的20世纪的后1/3的社区生活在走向衰落，尽管有局部的反潮流趋势，如小团体、社会运动和网络社交的出现，但仍不可避免地往衰落趋势发展。
第三部分论述“为什么”。首先解释社会资本衰减趋势的可能解释，包括①忙碌和时间压力②经济难关③妇女加入劳动大军，夫妻双职工家庭压力④居住地的频繁更换⑤郊区化及其扩展⑥电视、电子革命和其他科技变革⑦美国经济结构和规模的变化，如连锁店、分公司和服务业崛起，全球化趋势⑦婚姻和家庭联系的断裂⑧福利国家的增长⑨民权革命⑩60年代的系列事件（水门、越战、反权威）通过对这几个嫌疑犯的一一排除，最后得出美国社会资本衰减趋势的原因在于①夫妻双职工家庭所受的压力，由于妇女参与工作以及经济压力，无时间参与社区生活。而时间方面的原因，60年代美国人的休闲时间不少反增，并不能作为其原因。解释率10%。②市郊化、上下班和城市扩张起到助推作用，由于美国人的工作和生活的地点分布在市中心和郊区地方，使得个人在车内的独处时间加长，用于上下班的时间增多而参与社区生活则减少了。解释率10%③电子娱乐，尤其是电视，对于美国人的闲暇时间私人化构成实质性的影响。但我们应注意到电视是个人独处的原因还是结果需区分清楚。解释率25%。④代际更替，热心公共一代缓慢、持续而不可挽回地被他们参与较少的子辈和孙辈们提袋了，解释率达50%。
第四部分是“会怎么样”，讨论了公民参与和社会资本的衰减会造成什么后果？包括正面的意义和负作用。正面意义有①教育和儿童福利：低辍学率、提高成绩、表现更好、家长更多参与孩子教育、更专心苦读而不是打架斗殴、花费在电视上的时间更少、可以组织坏事情发生在好孩子身上②安全而有益的邻里关系③经济繁荣：减少交易成本（融资、信贷、找到工作、职业发展、社会地位、房产的价值、信息自由沟通、相互学习（硅谷）、④健康与幸福：社会孤立是一种慢性加重的症状、随着老化的加速而产生机体反映。社会资本丰富的人们可以更好应对外伤和更有效战胜疾病。早上“打电话给我”比吃两片阿司匹林更为有效。⑤民主及政府绩效：我们的公共机构的健康发展依赖于广泛参与私人志愿团体，体现社会资本的公民参与网络。参与到这些志愿团体有助于培养管理公共事务的技能和意识。同时这些志愿团体可以让个人表达对政府的需求，保护他们免受政治领袖滥用权力的危害。负作用：①质疑：自由、平等、博爱。自由来说，社会资本是正向的，更加宽容。平等与社会资本是正向关系，原因在于代际更替的影响。较多宽容、较少参与、更新的一代人渐渐代替了较年长、较少宽容、较多参与的一代人。而博爱则是反向，由于黏合性的资本存在。
第五部分是“怎么办”的问题。借鉴了“进步时代”、“镀金时代“的做法，提出建设公民社会的政策建议，只是为了激发读者想象力，并没有具体方案。社会资本主要面临6个方面的挑战：青少年和学校、工作场所、城市规划

、宗教、艺术和文化、政治和政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针对代际更替方面：努力2010年前使即将成年的那部分美国人在社会各层次的参与度恢复到祖辈的同水平，并创造更多的连接性资本。可从公民教育入手，而有效参与的前提是获得公共事务的知识和实际参与，这需要在学校课程中加入进去。实践方面可通过社区服务计划、参加课外活动。
二是针对工作时间占用社会参与方面：努力2010年前使美国工作场所与社区和家庭一样友善，令人愉快，补充社区消失的社会资本。以社区和家庭为导向的工作场所对于雇主和雇员都有益。包括带来福利增强的家庭观念、有效的学校教育、更安全的社区、更积极地公共活动。二是增加工作场所的多样化，公民的工作是兼职的性质则更有时间参与公共生活。
三是针对城市扩张方面：在2010年前少花点时间旅行，多花点时间和邻居相处。”新城市主义”的创新设计，如多用途区域、步行街网络、更多公共空间的利用。
四是宗教方面：有宗教信仰基础的社区是美国社会资本的重要储存地。“共同创造一个新时代的多元化且有社会责任感的“大觉醒”，这样在2010年前美国人会比今天有更多的社区精神，同时对其他的宗教也会更加宽容。如以大型教堂为例，利用现代的市场营销理念和娱乐手段为他们的目标客户；
五是针对互联网方面，和你我一样的用户一起找到方法，在2010年前让美国人少花时间被动在屏幕前，多花些时间和邻里亲朋交流。用一种电子娱乐方方式增强我们社区参与。
六是文化艺术方面：在2010年前使更多的人参与文化活动，让我们以艺术作为中介，找到一种新的方法，把各行各业人们召集起来，参加舞蹈社团、歌唱社团、社区戏剧。
六是政治和政府方面，在2010年前使更多的美国人参加到社区公共生活中，竞选公职，参加公众会议，为委员会服务，组织竞选，参加选票。

收获：
1.所得出的结论来源于多个证据，证据有反有正，毕竟社区参与的大趋势虽然是衰落，但是有起有落，有一些逆反的现象，对于这些现象我们不应该忽视，应给予合理的解释。
公民参与社团主要分为三种：基于社区、基于教会、基于职业的。证据：全国性非营利组织数量（虽然增长，但组织规模缩小，人数并没有增加）（一些环保组织的会员规模虽然庞大，但是退会率也高，因为他们的会员粘合度并不高，关系仅停留在签发支票上，并没有积极参与组织的活动。招募会员的方式主要采用邮寄。个别社会组织的成员数量减少，如PTA(1910-1997)家庭教师协会、积极地组织参与（过去一年任职于地方社团或组织事务所委员会的人数比例）、参加社团会议论逐渐减少（每年平均举办社团会议数）、付给社会组织的闲钱在休闲娱乐方面所占比例。虽然在教会组织、地方协会、兄弟组织和退伍军人团体里的会员数出现了下降，但下降在很大程度上被专业、种族、服务、爱好、体育运动、学校兄弟会和其他社团的增加抵消（所以不能光看总体的增长趋势，还需看具体的类别）
公民参与趋势的结论：20世纪的前2/3，除经济大萧条之外，美国人在所有类型的公民社团中的参与度平稳上升。后1/3的阶段，整体的社区组织的会员是呈现下降的趋势，尽管有（邮件列表型）组织的会员在持续扩大，但是衍生出一种全新的、其会员从不聚会的三级社团的组织。同时，从社团记录、调查报告、时间日志还是消费者的花费来看，积极面对面的交流的社团会员减少了（807也是如此的情况，这样线上交流是不能落于真正的行动）。正是会员数量整体缓慢下降了大约10%-20%。更重要的是积极参与俱乐部和其他自愿社团活动的人数以一半的指数在下降。美国人已不是像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中所说的各种各样社团的“会员”，美国的智力活动和道德方面的结社已不存在优势。
非正式社会联系：从事非正式联系用亚历山大•波普形容“心灵之流”，参与大量的正式组织活动的是“大人物”，而将大量时间投入到非正式谈话和交流是“闲谈者”。证据：走亲访友（餐厅用餐、共进晚餐、看电影、社交集会、泡吧、拜访亲戚、举办晚宴、打牌、给亲友写信）其中去年在家娱乐、每月至少有2次朋友参加晚会、家庭晚餐、酒吧饭店和快餐店数量、打牌、玩电子游戏、去赌场、健身活动、保龄球队、体育赛事观众）（列举多样的证据与社会资本有何关系，你如何证明这些证据与社会资本的减少息息相关，社会资本是一种投入社会关系中期望获得回报，社会资本并不等同于交往和信任）
非正式联系的结论：我们用餐时的谈话减少了、互访的次数减少了，参加能促进轻松社会交流的休闲活动也减少了，用于动手的时间减少了，用于观看的时间增多了，我们和邻居变得疏远，拜访老朋友的次数变得更少了。总之，我们更少进行非正式联系。
利他主义、志愿活动和慈善活动：志愿活动和慈善活动变得更有组织和专业化。无组织的参与变少。证据：鲜血行为、志愿活动时间、招待朋友、社区志愿服务时间、教会活动、社团会议、慈善捐赠占公民收入。
结论：最近几十年来志愿活动的增加主要集中在1910-140出生的那一带，原因在于长期坚守的公民责任和提高休闲生活热爱，相反1950-1965出生一代，志愿活动却在减少。可以说我们正在经历的不是志愿活动蓬勃发展的春天，而是其愉快宁静的晚年。
互惠、诚实与信任：普遍互惠准则是指就算我不认识你我也会愿意出手帮助你，因为期望以后的某个时刻也有人这么帮助我。我们可以将社会信任（单薄信任）定义为人们随时准备相信大多数人的善意（即使是互不相识的人）。证据：信任度、看到停车信号遵守法规的变化（因为别人的举动）、犯罪率、警察和雇员数量、法律从业人员。
——无权无势者比有权有势者更有戒心（因为后者更能容易受到别人的信任和尊重，符合互惠原则）
——社会信任只有能够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才是一种珍贵的社会资产。因为在一个互不信任的社会中，诚实的人反而更会吃亏。普遍互惠是一种社会资产，普遍轻信则不是，普遍互惠是具有可信赖性的，轻易相信却不是。
——在一个凡夫俗子组成的社会，一套好的法律体系才能保障我们相信别人的善意（如老人扶不扶）。但是如果我们连最简单的协议都需要司法意见和警方的介入，将面临高额的交易成本，会让很多的有益合作泡汤。
——“深厚信任”是基于强劲的、频繁的、植根于更广泛网络的个人关系；单薄信任则是对“概念化他人”（如咖啡店员工）的信任，将信任的半径扩散到我们熟人圈子之外。
——如果一个社会组织结构涣散，它传递和维持声誉的效率就会减弱，它支撑诚信、普遍互惠、单薄信任等规范的力量也会衰落。
反潮流？小团体、社会运动、网络：结论：社会参与降低的例外包括：青少年志愿者活动增多（教育）、电信通讯的发展（电话也有弊端），互联网（虚拟的社会资本并不能带来社会参与增多，必须有行的接触才能行动）、保守基督教福音派草根活动的强劲增长、自主和援助的组织增多。
互联网面临四项的严峻挑战：一是数字鸿沟（网络种族隔离）、二是非语言信息的缺乏，人类信息传递更多依靠非语言信息，可能不相信我们的话，但可以从行为判断出来。而互联网的交流会让信息打折扣，真正的讯息沉溺在表面的文字。面对面交流，打断、回馈和改口的过程可以进行非常快。社会暗示的欠缺会一抑制人们的信任和团结感，难以达成共识。同时在互联网由于匿名性，责任心不强，容易“喷火”、欺骗、背叛。关系成为“随进随出”、“匆匆而过”。三是“网络的巴尔干”标签，我们只跟同个兴趣的社团产生交集，融合性和包容性降低，变成单线条化。四是互联网的娱乐化。
2.原因的阐述上，如抓嫌疑犯一样，一个个排除最后得到最终的结论.
（1）时间与金钱压力：
①在时间方面，美国的闲暇时间是增多而不是减少，但这闲暇时间不能转化为公民参与的形式。首先零碎的时间被“手机”（现在）占据，大量的时间是被退休老年人给占用；二是受教育多的闲暇时间减少，教育少的时间增多；三是双职工夫妻家庭比例增多，花费于工作的时间更多。四是虽然闲暇时间增多，但是难以协调。另外，勤奋的工作并不妨碍公众参与，我们都知道，把活交给一个忙碌的人他能办的更好。
②金钱方面：本质上不是低收入，而是因此引发的经济担忧抑制了社会参与。但是通过多种证据表明，不论对何种社会经济阶层，从何种角度衡量公民参与的减少，在水平上都十分相似。
只能说时间和金钱作为辅助因素，不能主导。
③女性加入工作大军：女性在传统上比男性投入更多时间用于社交。实现男女职业平等的趋势往往导致了妇女对社会参与的增多。女性加入雇佣劳动大军对社会参与的全国性减少产生重要作用。
④工作方面：全职工作削减了社会参与，兼职员工参与程度更高。

（2）流动性和扩张：
①流动性方面：流动性是不变的，变的是我们可能迁移到社会资本更低的地方了？如大城市。控制变量（年龄、性别、教育、种族、婚姻状况、工作状况、父母社会地位、经济环境、是否拥有住房、国内的不同地区），不论是大城区还是小城镇，居民参与过少。
20世纪后1/3时间里社会联系的减少可能可以归因于美国小城镇的持续衰落。
②郊区化：一个社区居住人群的社会地位共同性越高，政治参与水平就越低，因为没有政治冲突。
非正式的社会交往的正式化。
熟人的杂货店变成大型、公共性的商场，人们相遇的机会不多，“概念性他人’越来越没概念，难以将熟人圈子扩大到陌生的圈子。
汽车和郊区化的共生关系，市郊化趋势不仅增加了对汽车的资金投入，还增加了时间投入。汽车和上下班是不利于社区生活的，独处的时间增多。证据表明，每日上下班多话费的每10分钟会对社区事务的参与减少10%.
扩张性的公民损失
（2）科技与大众传媒：
①读报的人依然是公共活动真正和模范的参与者。对新闻的兴趣在随着代际更替而减弱。
②电视革命最重要的后果是将我们带回了家里。将更多的时间花费在看电视上，虽然看电视可以一起看，但是大部分的人独自看。
就像通过空调的过滤，天气成为一种抽象概念一样，通过电视的过滤，外部世界也成为一种抽象。（有证据表明，常年看电视新闻获取犯罪信息，会对社会的犯罪率的估计偏高）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一进房间便打开电视，另一种是一进房间便关掉电视。“
习惯性的观众比选择性的观众对公民参与产生的消极影响更大。
每天看电视时间每增加1小时就会导致大多数形式的公共活动减少约10%。
认为电视是自己主要娱乐方式的人们，社区生活参与减少更多。
每天少看1小时电视所产生的促进公共交往效果，相当于受教育时间长5-6年。
电视不仅偷窃了时间，它似乎还引发了沉闷无趣和消极被动。在看电视时间长的夜晚，人们更倾向于参与其他低能耗、甚至偷懒的活动。电视并不能消减消极情绪，充其量知识暂时的逃避。一些电视观众变得越来越依赖定制电视的刺激，日益不借助外部的帮助便无法度过闲暇时光。看电视会导致“放松、昏昏沉沉和消沉”。
不同的电视节目对公众参与的效果也不尽相同。看新闻节目比看娱乐节目社会参与积极性更高。
电视的另一个可能影响是我们滋生了物质主义的价值观。
（3）代际更替：
区分是生命周期还是代际更替的原因，如果是生命周期的影响意味每个人都变了，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却未变。代际影响意味着社会变了，尽管每个人都没有变。
生命周期对行为模式有三个方面影响——家庭需要（婚姻和养育子女）、精力的逐渐衰退（从青春期到老年不断下降）、职业生涯（加入和离开劳动队伍）。
社会资本出现全国性持续减少的几十年刚好是尤为热心公共事务的一代人人数上的优势被“后公共时代”人群所取代的几十年。
疑问：这一动向代表一场暂时的天气变化，还是一场更为持久的气候变化。
1965-1980出生的人成为婴儿潮“X一代”，定义为“自由人”，这些自由人已降低美国社区的活力，对社区生活志愿贡献减少，慈善捐助减少，信任减少，责任分担就减少。
随着代际更替，抑郁症和自杀的情况存在长期增长趋势。与世隔绝是严重抑郁症的诱发因素。
如果志愿活动（北京奥运会）是官方拉动的，则不具有持续性。
去教堂、投票、政治兴趣、竞选活动、协会参与、社会信任的减少几乎可以完全归因为代际更替，而非正式社交的减少，如打扑克，在家娱乐，主要归因于全社会范围的改变。电子娱乐的诱惑是非正式社交减少趋势的可能影响。
战争可以培养社会团结感。战争持续越长，平衡点就会从集体利益向私人和个体利益清晰。

总结：社会资本在1947-1965年间是大大增长，而在1965年到1998年大大下降。帕特南阐释减少的表现和原因以及影响和对策。但不足之处在于单纯的列出证据，没有论证证据与结果间的关系，更多的是采用定量研究而非定性研究。到底政治参与、公民参与、正式联系、非正式社交、利他主义、慈善生活、互惠、信任以及社会运动和小型团体如何构成社会资本，对儿童教育、经济繁荣、健康生活、民主政府、安全有益的邻里关系发挥作用的？林南的社会资本则给予我们启示。经济繁荣更多依靠异质性互动，低位置可以接触到高位置的资源，获得信任和支持（信贷）。安全有益的邻里关系则依赖的是同质性的互动。但帕特南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在定量研究方面，寻找多个证据来证明。我打算借助CGSS和中国社科院GSS的调查数据和其他数据在阐述中国从2003年至2013年的社会资本的变化与政府治理间的关系，如何改变现状。社会资本与第三部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