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进攻性现实主义看英美在中国建国初期的对华政策 (original) (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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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反应》出版于1986年，此书主要探讨的是在中国建国初期，英美的对华政策是“如何和为何发生分歧的”（作者前言）。作为一位长年在美国外交领域工作，并亲身参与朝鲜停战，有着第一手资料的外交官，根据英美大量解密文档，作者埃德温•W•马丁按照时间线还原了英美对中国新政府的反应、华德事件、承认新中国、英美侨民离境、联合国席位之争、朝鲜战争及日内瓦会议，清晰地展示了英美根据其利益作出的不同抉择、分歧和结果，力图向读者平行展示当年的外交大图景，以及这些抉择所导致的最终结果。但是除了展现事实的“明线”之外，该书还在“明线”之下埋藏了关于冷战初期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的“暗线”，从而揭示出了西方与中国外交中看似意料之外，但实则情理之中的陷阱和结果。
根据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大国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而此书展示的所有事实貌似都佐证了这一基本命题。中国建国伊始，英美采取的主要应对策略是“原地不动” 。在这两国看来，根据国际法的相关规定，中国是不能对英美的使馆有冒犯举动的。在动荡之时留在中国共产党掌控的土地上，还能向中国政府展现他们的善意。但是此时的中国政府却不是这么想的，“他们不同意传统的观点——在没有政府间的承认和外交关系的情况下，领事官员仍有权行使其职责。共产党的观点是，在没有相互承认和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领事官员只是一般侨民，没有资格行使官方职责” 。“如果西方通行的国际惯例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不按照这种惯例搞外交” 。华德事件进而爆发，对英美而言不吝于当头一棒。与此同时，中苏关系日益紧密，这也是英美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两方决定给中国施加压力。但双方却因为各自利益而发生了分歧：美国建议进行贸易禁运，而英国由于在华投资比美国多得多，并且考虑到香港的经济，拒绝了这一提议。可是就这一提议，就足以看出英美对共产党和中国国情了解不足，还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反对理由比较现实“中国的经济相对自给自足，消费水平低，这样势必使经济限制和禁运的效果打折扣”。 由此，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就奠定了整本书的基调：对另外一个国家政府缺乏了解，导致了英美政策的失败。事实上，这时的中国政府早已确定联俄的政策，并且在1949年“画龙点睛”（司徒雷登语）地提出了“一边倒”的政策，而英美依旧以己度人，美国认为“北京急于得到西方的承认，以至于会不惜通过让步来达到这个目的” ，英国则觉得，“承认北京新政权以后，英国就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动建立外交关系，就会获得与苏联对等的影响力” 。结果却是，美国在重重压力下退却，英国向中国伸出橄榄枝之时，毛泽东却以出访苏联狠狠打了英国人的脸，并且坚持要意欲建交的非共产主义国家到北京来会谈，甚至连代办的身份都不愿意给英国人。现实的急转直下，让美国转而重新审视台湾这枚棋子，也让英国非常沮丧且无可奈何。这反映了英美对中国领导层的基本判断失误。首先，共产党从农村起家，对于国际规则并不熟悉，也对自己能够在较为艰难的环境中生存毫不担心；其次，这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判定的国际形势与英美大相径庭，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台湾问题尚未解决，刚刚接手江山的毛泽东坚定地认为世界是划分为两个阵营的，而且，美苏之间的一场战争不可避免，也许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可以趁机解决自己的领土问题，进而站队不可避免。按照这个思路，中国也不用考虑太多西方世界对自己的看法，因为总会有另一阵营的人支持自己。
对对方思维的错误估计在朝鲜战争达到顶峰。美国人认为，自己绝无陷入“一场同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战争” 的意图。杜鲁门和艾奇逊做出公开保证，英国驻京代办也向中国政府转达了外交大臣的私人保证 。但中国方面却不这么想，起码，在作者眼里“朝鲜战争并未扩大为一场美苏都参加的世界大战，这也是出乎中国人意料的” 。《朝鲜战争祭-令中国吃大亏的战争反思》一文也认为，朝鲜战争的爆发，与斯大林的强烈要求，和毛泽东对于国际形势的误判有关。再加上国际体系中缺乏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中央权威，并没有任何一个超越国家的全球政府对双方的行为进行约束，中国插足朝鲜战争，与美国正面对抗。不论如何，这场战争的代价和带来的后果，对于中美来说都是巨大的。美国基本放弃了对中国的政策灵活性，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一系列文件（NSC49/5、NSC48/5）都对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进行围堵，1951年5月，美国对华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敌视政策，这一严酷的基调进而延续了二十年。这被作者认为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共领导人在取得对国民党的军事胜利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介入朝鲜战争后所奉行的政策的回应” ，这无疑让中国外交的局面更加被动。虽然在1979年，中美最终达成和解。但是在建国初期中美形成的千疮百孔的外交局面和这种糟糕的现实造成的刻板印象使得中美对对方的误解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我们必须得承认，中美关系中的问题和近年来越炒越热的“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几句话就可以化解的。《抉择与分歧》中展示的一系列历史事实也似乎容易让人认为，米尔斯海默所担心的终有一天会成为事实。但是也不难看出，这些问题的产生，有一个重要的前提。这就是信息的沟通不畅。我们固然要承认，中美两国在历史、思维、习惯上都大相径庭，要让双方互相理解是非常难的。但是中美在建国初期的种种不快和冲突，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我国政府缺乏和西方国家的沟通造成的。这当然有情可原，在这里也无需对中国政府这么做的理由进行阐释。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在今后的沟通中，将因为沟通问题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这确实非一日之功，也需要中美双方从高层对话和民间交流上付出努力，着手建立互动规范，在问题预判、问题处理和常态交流上最大程度增加有效和准确信息的沟通，降低摩擦风险。有分歧并不是严重的问题，关键是如何对待分歧，是否应该将重点从分歧本身转向认识和理解对方对分歧的看法。诚然，摩擦也许不可避免，因此，摩擦后的危机处理也同样关键，既能做到让对方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底线，又不至于使事态升级，如何调用政府和民间的力量，在度上的把握也是一门精巧的学问。另外，从《抉择与分歧》中也不难看出，英美对华政策之所以出现了拒绝和建交的重大分歧，原因就在于英国在华利益比美国更为深厚和复杂，这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还体现在香港问题上。因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利益的缠绕，使得两方必须对做出的任何决定权衡利弊。尤其在今天，中美两方不仅在经济上，更在文化、国际等层面上联系非常紧密。假设中美之间出现矛盾，不难想象，中美两国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案都不是诉诸军事手段。恰恰相反，中美很可能就像书中英国对中国一样，纵然有着众多的不理解和种种困难，但仍需要在困惑中努力地为两国的未来积极地寻找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