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风里的春天 (original) (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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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柳红把八十年代视作中国经济学家光荣与梦想的一代。确实，十年间，不仅是一代风流，而且是三代风流；老中青共辉。只不过这种辉煌实在短暂，重要促成者也留不下名字，书中处处以“国务院总理”取代。三代一起展露才华，无非是因为老一代的青春被浪费，这是光芒后的沉痛 经常感叹那一时段的自由开放。这一切却不仅仅是因为人有多好，而是实实在在的差距逼出来的。连相当保守的王震也对英国赞叹不已，出国前连西装也没有必须专门做的邓power group一行人对日本产业的高效与居民的富裕相当敬佩，回国后赶紧介绍经验。杜润生之关注农民、为民请命，也是因为欠了太多、农民太苦。一个崩溃边缘的经济，一个普遍贫穷的社会，不得不让几代人一起发力。 二 老一代的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都很有个人魅力，一个犀利，一个沉稳，一个潇洒。他们都试图写出“马经”。然而孙冶方走入了死胡同:他虽然被当做右派批评，可是他固守非市场的价值规律使其理论固化停滞。这是他的悲剧:作为亲身体验过市场的灵活的人，却倒在斯大林的教条下。他的勇气毅力更使得悲剧加深。薛暮桥却跳了出来，用实际化的《中国socialism经济问题研究》成名。他为小摊贩和待业青年争取了自由商业的权利，在某事后的左潮中，他坚定的维护着市场的作用。虽然依旧想在socialism下做出成绩，他却是以市场捍卫者的身份被铭记。于光远带着小组编写了七册政治经济学--最后去掉了之前的定语。这样看，于光远受的是旧影响，却有新远见:政治经济学不可废弃，不能只有“纯”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经济学，政治。政治与经济学此时紧密交织，张劲夫的体改组在1979年成为如何改的研究者，他主张稳而有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出炉了，把经济从政治问题变成经济问题。当然，这不可能；赵真人做了总理，就有了国务院体改办，新的《初步意见》出炉了，此时薛暮桥提出了“经济宪法”。虽然这后一份意见太市场而仅仅成为意见，潮流却向这个方向转变。 体改办以外，还有结构组、工经所、经济中心，后来更有一时骄子体改委。其中的重要人物有马洪、蒋毅苇等人。结构所提出改变经济结构，实际上就是把计划下的扭曲变成市场化的自然；工经所主张扩大企业自主权限，而且开始了时髦的MBA教育。经济中心是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是一个研究、咨询的机构。其干事名单可谓群星灿烂，而且气氛活跃开放。在青年人批评领导不够有力后，马洪真的进行了信任投票，还引入了看守内阁。即使其他一切都不存在，也足以记上一笔。 体改委更是值得大书特书，只不过它不一定单纯是经济学方面的。总理兼任主任，其他的重要人物有高尚全、报童等，另外周小川也是体改委后期的委员。在经济方面，他们有“三大里程碑”: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商品经济，七五改变了僵硬的指令，十三大明确了政府市场企业的关系。希贤在某事后坚持乃至申发的，正是十三大的路线:“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正是这里放出的自由，给了经济起飞以可能。 还有农发组，他们在安徽最热的夏天下了乡--真的处于热情，而不是号召。他们得到杜润生、陈一咨等人的支持。青年的热血让他们研究大问题，也确实做出了成绩，成为包产到户合法化的推手之一。 这一系列机构并不一定产生了多少价值，但是确实，它们是改革的支点，“小球转动大球”，使得春风吹遍中国。 三 改革开放当然要开放。经济学家尤其需要开放。30年来，他们欠账太多，落后太远，不要说与西方经济学的差距，连东欧的理论家也出不了。不接轨，就只有衰落。几次出访让这种危机感与差距感尤其强烈。 向外学习有两大资源，一是先进的西方，一是亲近的东欧。东欧学者们是在和中国比较接近的国情中成长起来的，似乎不那么危险。1982年，在莫干山举行了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有捷克的改革派副总理奥塔·希克、波兰经济顾问布鲁斯等等。他们主张的，自然是市场为主的经济。那么，配套的就有政改--这让乔木等人不能容忍希克这样的反革命分子，降低了招待规格。这还是小事，他们掀起的批判商品经济、清除精神污染，才是真的威胁。即便如此，会议还是开了将近一周，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只不过并没有得到宣传，也没有被完全采纳。现在他们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一套经济已经被当成老古董抛弃了，当时却太新了。 布鲁斯之后多次来华。他提出的乃是师承兰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兰格当年为此与米塞斯有过一场大论战呢。不过布鲁斯虽然在西边太计划，在这里却足够激进，他指出改革不是政策调整，而是经济从一个系统到另外一个系统，而且必须有政治的维护。 而希克自己就是著名的改革家，布拉格之春的经济领导人。之后他只能流亡的著述。在中国，他强调的是价格体系的改革:必须用市场的真价格代替专横随意的伪价格。这确实切中要害，某事件显然与价格双轨制的腐败、价格闯关失败有关。 匈牙利的科尔奈也极有影响力，他的《短缺经济学》风靡一时，因为这是切实的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书，而且没有走在陈旧的套语框架里。他分析了计划实际运转的情况，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资源如何低效配置。他的结论与公共选择派的奥尔森相似。可惜的是，中国没有这样的人。不过有了科尔奈，中国的情况也可以类推，背后的含义也人人能知。 别人来华的同时，中国人也在出访。79年，李一氓、乔石、于光远就考察了南斯拉夫，后来苏绍智也几次考察南斯拉夫。前往匈牙利更是成为热潮，高尚全、马凯等人都去了。以前的“修正主义”变成了香饽饽--谁让别人发展的好呢？在国人还在温饱的时候 ，南斯拉夫人却已经是到了通货膨胀只会影响旅游远近的阶段了。匈牙利的涅尔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与南斯拉夫走的道路，给高尚全、苏绍智们的印象是:市场与民自主。中国的道路很成功，但是繁荣的市场依旧有点孤单。 而把目光投向西方的也不少。著名的吴敬琏就是在艰苦的环境里自学了西方经济学的基础，厉以宁的西方经济学的讲座也是人气极高。学习了西方经济学、从科尔奈对实际情况的实证进步到运用数据实证的赵人伟，头一个发布了0.382的基尼系数--“消灭两极分化”还没有成功。看来，渐进改革未必降低成本，还可能增加痛苦。 克莱因等一批美国著名教授讲授的颐和园讲习班深刻的改变了许多中国经济学家。而开讲西方经济学也在阻力中起航，避免了询问弗里德曼“美国谁负责物资分配”的无知。留学渐渐成为热潮，如果今天是为了个人的发展，那是却是国家新打开的一扇窗。 四 只是这一切都稍纵即逝。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易人、总理没有名字的今日，我们当然感到那个时代的自由；在精致利己横行的今日，也会怀念那时的激情单纯。不过这却是理想化的图景 。虽然有乱邦与周叔莲的通信佳话，有真人的不懂就问，却也有乔木的专横与清污。她自己不就写了许多会议不能宣传，甚至不了了之吗？不要忘记，那也是大棒依旧凶悍的时代，一个要问一问姓资姓社的时代，一个发展的常识要让位于“理直气壮”的愚昧的时代。钱学老关于托夫勒等学者思想的丑恶的信不正是充斥自大与教条吗？商务印书馆的译序也说明了这一点，比较一下那个时代的序和今天的序就能看出不同。 不过这毕竟是种子的破土，压制再大也会萌发。然而始终没有的另一侧的改革 却让已经成长起来的种子又在危险中。刘国光不就从先锋变成了遗老吗？更大的危险自然还在别处。 可以批评他们的浮躁，他们的泛化，他们的极端，他们的没有坚实的学术成果。确实，他们是不受欢迎的非正统帝王师，但第二春只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