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 (original) (raw)
ep1
不列颠和爱尔兰遍布着石器时代的遗迹，比如巨石阵遗址。
一直以来，英国都是一个欲望的载体。古罗马元老院议员塔西陀把英国称为是值得征服的。英国是罗马人世界的边缘。
55BC，凯撒大帝带着他的军队乘船度过了海峡，凯撒一次又一次的计划被不列颠恶劣的天气（潮汐、暴风）所破灭，最终不得不回到本国。
一个世纪以后又一位征服者克劳狄，在罗马国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决定再一次发起进攻。克劳狄利用软硬兼施（carrot and stick）的战略技术最终在凯撒失败的地方成功了。他夺取了基本不设防的小镇，直击英国贵族的核心—其地位、声望和崇拜之地。
ep2 conquest!
维京海盗的劫掠已融入昂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生活长达一个世纪，但自从阿尔雷德(Alfred the Great)时代之后，这些已无关痛痒。维京战船时时来犯，却未能动摇王令于全国的威信。在不断入侵失败后，终于迎来了一次成功，一个维京海盗卡纽特(Canute，英格兰、丹麦、挪威及部分挪威的维京国王)登上了王位，但是他并没有刻意改变什么，甚至选择了最具权势的昂撒贵族之一威斯克斯伯爵戈德温(Godwine, Earl of Wessex)作为卡纽特的副手，统治着依稀可见昂撒风貌的英格兰。1035年，卡纽特的死引发了一系列事件，一切始于精英阶级为争夺王位而开展的一场血腥而残酷的战争。继承王位的是阿尔德雷大帝的后裔、一位撒克逊王室家族的儿子爱德华，于1043年的复活节加冕。戈德温伯爵握有实权，爱德华暂时不能惩罚他，而戈德温伯爵将自己的女儿伊迪斯(Edith)嫁给他，以让自己的外孙成为下任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为此秘密地把王位继承权许诺给了当时的诺曼底公爵私生子威廉。
诺曼人是维京海盗的后裔，只是在很久之前就把战船换成了战马，尽管诺曼底公国是法国的一部分，在正式礼仪上效忠法国国王，在其他方面诺曼底公国是完全独立的，拥有自己的城堡与自己资助的教堂。这些军阀常年四处征战、将其意愿强加于附庸、平定叛乱、缔结遥遥欲倾的盟约；公国也忙于各种虔诚的宗教活动，在公元11世纪，拥有罗马式拱形结构的石砌修道院和教堂开始出现。
爱德华的母亲爱玛(Emma)是诺曼人，在撒克逊与丹麦战争的硝烟中，爱玛带着爱德华在诺曼底避难，他的母亲的母语是诺曼法语，而他的教父(godfathers)是诺曼底公爵。直到英格兰王位之争诱惑着36岁的爱德华横跨英吉利海峡回归祖国。
1027年，诺曼底公爵罗贝尔一世(the Duke Robert of Normandy)的私生子威廉(Duke William of Normandy)出生。威廉赢得了教皇的祝福，宣告对异教徒哈罗德的讨伐，男爵们也加入了这个挟上帝之名的讨伐大军中。
忏悔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生前无嗣。由于没有继承人，觊觎王位者遍布四野，比如外国prince诺曼底公爵威廉(Duke William of Normandy)，哈罗德 戈得温森(Harold Godwineson, Godwine的长子)抓住机会登上了王位。托斯提戈(Tostig，哈罗德的弟弟，之前被迫流亡，与挪威国王结盟)连同挪威国王哈罗德 哈德尔达(Harold Hardrada)在诺森比亚登陆后战死。随后威廉率军登陆，这就是黑斯廷斯战役。
时年1066年，黑斯廷斯战役(Hastings)之后，威廉在威斯敏斯特加冕，诺曼骑士取代了撒克逊王族，整个英格兰统治阶级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的臣民、土地和牲畜都被夺走，成为了获胜的外来侵略者的战利品，英格兰成为一个劣等的被征服的民族，英格兰的一个时代就此终结，转而开启了另一个时代。
英格兰南部脱离斯堪的纳维亚、投入了欧洲大陆的怀抱；英格兰北部做出了大规模的抵抗，约克郡地区一直支持丹麦王国斯万(King Swein)，威廉在英格兰北部发动了军事镇压。威廉仅以两万五千名诺曼人统治了两百多万撒克逊人。
1085年，发动了一场信息运动，尽管他的直接目的是提高赋税，但是《末日审判书》（为加强管理收取地租而进行的全国土地调查情况的汇编）的编纂完整地记录了国家的每一样东西，靠着昂撒人的君主制所留下的先进的政府运作系统才得以完成统计。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这本书都是英格兰政府的最高机密，它是地主阶级势力与国家权力即农田的监管者和信息掌控者的合作契约。
公元1087年，威廉征服了一处和法国有争议的边境，彻底摧毁了芒特镇(the town of Mintes)。同年去世。
ep3 dynasty
威廉死后三十年，其孙辈们为了王位争得你死我活，王国成为一片废墟。亨利二世(Henry II)结束了安那其状态。
1128年，玛蒂尔达(Matilda)嫁给了安茹的杰弗里(Geoffrey of Anjou，其绰号为“金雀花”)。夫妇俩从小就教导其子亨利要击败斯蒂芬(Stephen)夺回英格兰。
1153年，亨利二世渡过了英吉利海峡，其父亲杰弗里已从斯蒂芬手中夺取诺曼底，现在轮到亨利来夺回英格兰，斯蒂芬被迫将王位传给亨利。
亨利二世与埃莉诺(Eleanor)王族被称为安茹王朝(the Angevins)，权力巅峰时期，他们统治了所有基督教国家，庞大的帝国以英格兰为根基，从苏格兰延伸到庇里牛斯山，自罗马时代后，英格兰再也没有与英国大陆有过如此亲密接触。
亨利二世与埃莉诺(Eleanor)并没有如同罗马统治者那样视其为绝对统一的帝国，根据各地的习俗，很多地方也受到区别对待，当威斯敏特逐渐成为权力机构的中心，诺曼底的鲁昂Rouen，安茹的希侬Chinon，阿基坦的普瓦捷也还是同样重要，这些不过是基督教国家中最雄厚无匹的家族财产罢了。
到了亨利二世统治的晚期，国王的审判不再依赖于国王亲自到场主持，亨利设立了固定的职业法庭，坐镇威斯敏斯特，或在各地巡回开庭，以他的名义支持审判。1180年，法官们可以查阅英格兰第一本合法教材以其中的判例作为审判的依据，法律终于有了自己的尊严。大法官托马斯 贝克特(Thomas Becket)被认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违反法律的牧师是否该如同大众一样由国王的法庭审判？主教是否有权将王室官员驱逐出境？王室想要控制神职人员，贝克特没有妥协。1164年以不当挪用资金被指控（贝克特认为教会凌驾于法律之上，令亨利不悦），贝克特出逃，之后二人短暂地重归于好。1170年，贝克特被国王杀害。《普通法》的守护者亨利也是大教堂刽子手接受了教士的鞭打。
在亨利二世统治的后续二十年间，他的法律体系已从雏形发展为成熟的法院系统，新兴法院遍布全国各地，不仅解决常规流血争端和伤害罪，还有继承、土地和财产纠纷，而国王的家族却可以免于被审判。
亨利二世的儿子小亨利(young Henry)（英格兰的法定继承人，寄人篱下，参与了叛变，最终死于痢疾），杰弗里(Geoffrey)（继承了祖父之名，死于马蹄之下），而理查(Richard Coeur De Lion, the Lionheart)（鲁莽勇敢，仗义行侠，野心勃勃）和最小的儿子约翰（心胸狭隘，自私自利，相当聪明）各自以令人惊叹的方式不仅瓦解了王国的未来，还毁掉了其父话费十五年而精心建造的帝国。埃莉诺寄希望于理查，甚至鼓动理查与其丈夫亨利的死敌法国结盟。公元1189年，理查（受约翰协助）向他的父亲宣战，亨利二世失败，被迫看着自己的贵族倒戈向理查，两天后亨利二世在位于希侬的城堡去世。狮心王理查受人追捧。
理查向圣地进行十字军东征，约翰便立刻开始与他对着干，他在朝中建起了国中国，成立自己的朝廷，并召集了雇佣军。1192年，理查在归程中被俘的消息传来，约翰随即宣告理查已死，并自立为王。在花费了两年和34吨黄金之后，理查重获自由（又很快死去），但他的王国已近崩溃。当诺曼底受到法王威胁时，贵族们却没有伸出援手（约翰导致的），痛失诺曼底令安茹王朝元气大伤。失败催生了叛变，贵族起草了一份文件《大宪章》(Magna Carta)（此前的《普通法》也唤醒了贵族们这也是他们的法律），不仅禁止国王约翰实施报复，同时还列出了一连串国王不得越过的雷池。这阐明了一条基本原则：法律并不代表国王的意志或奇想，法律独立存在，对本身负责，国王犯法与庶民同罪即使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制的诞生，但也至少标志了专制主义的消亡。
《大宪章》签署十周后，就被教皇宣布无效，约翰也带军重回战场，镇压贵族们的反叛，同时抵挡法国的首次成功入侵。1261年的几个月间，英格兰的大部分领土是由法国王太子统治(the dauphin)，约翰在战争中死于诺福克。而对英格兰的贵族来说，他们不想应付内战，也不想被法国统治，所以约翰九岁的儿子在格罗斯特大教堂被立为亨利三世。重新签订的宪章已明确规定，英格兰政府必须对法律的独立负责。摇摇欲坠的安茹王朝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之后的国家是个不再需要王室插手的国家。
ep4 nations
在13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不列颠各国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民族独立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群起反抗英格兰的统治，威尔士、爱尔兰、苏格兰人按照宣誓奋起反抗，不列颠诸国陷入了不可避免的厮杀，领主和理论（主权国家的定义，是统治者意志的延伸、还是更广义的与君王和人民都息息相关的“王国社区”）的争端。这场生死之争促使英格兰的统治者萌生了建立统一国家的念头。
爱德华一世，真正意义上的英格兰国王，在促进不列颠人民 国家意识萌芽的过程中 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亨利三世拆除了威斯敏特的旧教堂，在原址上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哥特式教堂。教堂对面是其世俗的对等物，威斯敏斯特宫的大厅（充当着政府公办厅与亨利王的住所）。此时国王必须向男爵理事会(a council of the barons，自认为是王国的发言机构，时至今日被称作议会，保证国王规行矩步)述政。亨利三世想复辟君王至高无上的权利，因担心可能引发的政治斗争，多年来一直妥协忍让。1258年，七位男爵（其首领 西蒙 德 蒙德福特创办了一个文化帝国，要求君主制为民服务，而不是独揽大权）要求亨利三世前往牛津参与议会并且放弃统一欧洲的梦想。亨利三世不得不削弱自己的王权，签订了《牛津条款》，君主的权力实际已移交给由贵族和神职人员组成的新理事会（英格兰真正的统治者），外国朝臣被迫离开。就男爵是否该对其下属负责这个问题，亨利三世+爱德华对德 蒙德福特(De Montfort)企图谋得权力，1264年，在刘易斯战役中，德 蒙德福特首战告捷，亨利三世和爱德华沦为战俘。爱德华西蒙出逃后杀死了西蒙。
1274年爱德华一世加冕。与贵族结盟，共建他们自己的英格兰帝国：首先蝉食和入侵威尔士，威尔士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成为了二等公民；犹太人被界定为下等民族，吊死或驱逐犹太人；
1290年，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 king of Scotland)最后一位直系继承人的死亡使苏格兰贵族们纷纷开始觊觎王位。爱德华想找到历史依据佐证英格兰在苏格兰的宗主统治权(overlordship)无果，随即将问题转嫁给苏格兰人—爱德华裁决出贝列尔(Balliol)继位，但未能所愿，甚至苏格兰联合法国共同对抗英格兰。1296年，英格兰征战苏格兰，苏格兰人接连宣誓效忠爱德华，除了马尔科姆 华莱士(Malcolm Wallace)，其兄弟是威廉 华莱士。苏格兰饱受爱德华的摧残，斯特林(Stirling，苏格兰独立的象征)的沦陷使苏格兰人放弃了抵抗。1304年，他们选择了臣服于爱德华。在苏格兰人罗伯特 布鲁斯(Robert the Bruce)首先解决了内部问题之后，布鲁斯加冕为王。爱德华一世去世，布鲁斯重新赢取了统治地位，到1314年为止，英格兰只控制部分苏格兰领土。在苏格兰的一场大捷后，寄了一封信给教皇，信中列举了苏格兰的独立应该被教会所承认的原因—代表了关于主权的两种理念的前所未有的最完美结合（国家和君王），阐述道“国家的存在是超越帝王和朝代的(the person of the prince)的”，后者只是暂时的统治者，自由的爱国者不只局限于像华莱士这样的孤胆英雄或像布鲁斯那样的强势君主，而是那些幸存下来的兄弟们。日益强大的苏格兰人向英格兰人发动了战争侵占了英格兰的部分领土。1315年，苏格兰开辟对抗英格兰帝国的第二前线，然而布鲁斯的解放战争沦落得和侵略战争无异，爱德华 布鲁斯( Edward Bruce，罗伯特 布鲁斯的兄弟)也想成为都柏林国王，大举侵犯都柏林，苏格兰失败。
不过，（爱德华曾试图把不列颠各小国统一成联合王国super-state，结果却让各族间的隔阂更加深重）昂格鲁-诺曼人确实停止了对外的殖民扩张，而金雀花王朝企图建立英格兰帝国的美梦也遭受重创。
爱德华以个人喜好来统治国家，而无尽战争的巨大消耗使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双双受阻，最终使得自己变成孤家寡人（其妻子将烧红的铁条插入其直肠使其毙命）。权力不仅仅取决于武装力量，还需要各种认同—理事会和教会的认同，在与不列颠其他民族的战与和中英格兰才能真正明白国家二字的定义
ep5 king death
在东亚，随着蒙古部落纷至沓来，其所携带的病毒向东侵入中印，向西进犯克里米亚半岛和土耳其，瘟疫经海路抵达意大利后，迅速挺进欧陆腹地。
1348年，英格兰人击败了宿敌苏格兰人和法国人，爱德华三世一跃而成欧洲最强悍君主，然而却输给了以瘟疫为武器的死神。耶尔森氏菌，这场瘟疫的病原菌潜藏在受感染的跳蚤肠道中，蛰伏在运送粮食的货船上、成捆的布料以及黑鼠的毛发里。1349年，疫情迅速蔓延至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的每个角落。
瘟疫使得零散的农村资源开始整合，因为瘟疫和劳动力缺乏，为获丰收，需投入的成本整整提高了一倍。黑死病后的农村，根据供需关系法则，农奴（曾意味着在道义和血统上都依附于你的领主）可以在交易中提条件了，农奴从此消失了。
1349年，由于牧师严重短缺，巴思和威尔士的主教授权让普通人听取将死之人的忏悔，一些大胆的人开始自救，直接从经文中寻求救赎，罗拉德教派将拉丁语翻译成英文，鼓励人们自我救赎。罗拉德教派开始投身新形式的虔诚和苦修，因为瘟疫使他们强烈地意识到死神不顾阶级和财富、一视同仁。庭院和墓地的界限已经轰然倒塌。
王位继承人，爱德华的儿子黑太子，王位的继承人，于1376年死于痢疾。王位由爱德华的孙子波尔多的理查(Richard of Bordeaux)继承，年幼的国王沦为傀儡，其叔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操纵实权。而有点权势的村庄的精英们治安官、管理员、法官等，who因祸得福，得到了感染瘟疫而死之人空出的职位，&赚了些钱不想被威斯敏斯特的官员盘剥，号召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家庭，发动下层人民奋起反抗。他们多有不满对政府试图将他们正在上升的薪金拉回到瘟疫前水平的做法。英国民众怀疑王位真正的操纵者冈特的约翰、太后、财政大臣征收的新税款并未用于保卫国家、征讨法国，而是用于修建奢侈的宫殿和豪宅。所以当1380年议会通过征收一项新的人头税—史上第一次按人头收税，one which完全不考虑财富差距，自耕农民强烈的愤怒和不满迅速升级为暴力反抗，收税人和司法人员被攻击，甚至被杀死。罗拉德派反教会牧师约翰 保尔(John Ball)，将黑死病引发的激进主义浪潮推向高潮，主张道，消灭教会和有产者。伦敦城一片狼籍。起义军失败。
国王觉得礼节仪式并非仅是作姿态或彰显王权而使人沉浮这一秘诀的关键所在。理查将此铭记于心，历代国王中首次有国君要求称呼国王为“陛下”和“殿下”(majesty, highness)以体现尊贵。国王视之为优雅，而贵族视之为国王与其在彼此利益上分道扬镳。理查拒绝继续同法国打仗，这是贵族不满情绪的明显根源，贵族们就是靠着对外战争发迹的，并修建壮观堡垒。国王的铁腕手段(high-handedness)最终激起了贵族们的反抗。通过传达圣谕，理查不受议会牵制，对他身边的宠成和顾问官过分慷慨，比如莫名其妙的封他们为爱尔兰公爵。贵族门仅有的武器只剩下议会了，1388年，议会“清君侧”，而后来遭到了国王的复仇清算。
他决定远征爱尔兰后，理查放弃王位，亨利五世(Henry V)即位。亨利五世一直碌碌无为，于35岁死于立即。因此他和儿子亨利六世都不能阻止窃取理查王位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金雀花王室中敌对两翼的漫长血战—整整30年，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the houses of York and Lancaster)在著名的玫瑰战争中展开拉锯战。但混乱之中，仍有亟待解决之事，那就是重振英格兰君主的威信，重铸忠诚之索which曾经一路从威斯敏斯特延伸至英格兰中部的治安官和法官中，而被理查二世击得粉碎。无法律约束暴力和混乱对于15世纪的英格兰所产生的影响在于物资短缺。
鼠疫之灾、政变之哗、内战之乱，经历改朝换代，村民们who在1381年伦敦游行的革命者和亡命徒，正在逐渐变成村落中的乡绅。这些人们经历重重磨难—目睹鼠疫夺走孩子们的生命，经历歧视的狂怒咆哮，但是他们也坚信带着一颗平等的心去审慎和祈祷，苦难终将过去。因此在1480年前后，来到远离暴乱的英格兰小村庄，典型歌德式建筑的教堂优雅屹立，在接受了鼠疫以及战乱的洗礼后，仍有大量的穷苦人民挣扎在贫困边缘，但是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幸存者，即英格兰乡绅(English country gent)。
ep6 burning convictions
都铎王朝王室成员均为虔诚的圣徒。
15世纪初期，所有识字的百姓都能自由地获取廉价的英文版印刷的《圣经》，这一构想让掌权者不得不开始敬畏上帝。威廉 廷代尔(William Tyndale)牧师翻译、出版与印刷英文版《新约全书》(the New Testament)，他曾写道“如果没有用母语撰写的通俗易懂的经文摆在俗人面前，他们就不可能拥有虔诚的信仰。”1524年，廷代尔逃离到德国，在马丁 路德(Martin Luther)激进主义新教教徒的努力下，才开始成为新教徒的安全区域。廷代尔的英文版《新约》在1526年成书于此，数周之后，便开始在伦敦出售。随之而来的便是英国的宗教审判(inquisition)。揭发、逮捕、焚书、走过场的公审，异端被火刑。
1509年，国王亨利七世驾崩，亨利八世即位，与西班牙结亲（迎娶了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试图说服西班牙费迪南国王(King Ferdinand)合力对抗共同的敌人法国国王路易(King Louis)。1520年，亨利和年轻的法兰西国王弗朗西斯一世(French King, Francis I)的会面不仅为领土问题争执不休，更互相扭打起来。1522年，安妮 博林(Anne Boleyn)回到英格兰（托马斯 怀亚特Thomas Wyatt，文艺复兴主力军的代表人物，也对她很爱慕）。亨利八世爱上了安妮，而教会不同意其离婚。在1530年，安妮自己将问题引入了一个极端的新方向，出于信仰与一己私利，安妮召集包括托马斯 克兰麦(Thomas Cranmer)等神学家智囊研究早期教会历史中的文献记录来证明皇权至高无上。宗教改革开始不过是政治胁迫的手段，现在却成了皇权至尊 不证自明的真理。1532年，教会提交了所谓的《教职界服从书》（Submission of the Clergy)，接纳了亨利的全部要求。自此，教会律法要听从国王的意愿。随后安妮接受加冕。英格兰的教会可能已经同罗马割裂，但核心教义并未被动摇。
大主教托马斯 克兰麦和托马斯 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后者曾担任沃尔西的执行官，现任国务大臣，主张的新教教义无处不透露着极端反 正统教派的本质，而前者因和一位名为玛格丽特(Margareta)的德国女人结婚，也站在了革新派的一边。克伦威尔知道教皇会派出他的王牌，将英国逐出教会，国王要赢得这场战争必须出奇制胜，以新颖的政治旗号即爱国主义(patriotism)—新的主权意识与王权意识，将罗马妖魔化，视为外邦、异国、仇敌。为推广沙文主义propaganda ，克伦威尔附加了必要的高压政策—臣民必须宣誓承认王权至尊，英国法律中首次将发表特定言论列为罪行。克伦威尔成功地将英格兰变成了一个恐怖的人人自危的国家—道貌岸然者乐此不疲地揭发他人，而无数人包括教士含冤而死。
克伦威尔试图调和亨利和查理五世(the Emperor Charles V，其姑姑凯瑟琳aka亨利的前妻已死)，于是捏造罪行处死了安妮。克伦威尔对旧教开始了进一步的攻击，颁布一系列法令强制推行“王权至上”。1537年，亨利和他的新婚妻子珍 西摩尔(Jane Seymour)的儿子爱德华诞生。出于本能的保守，国王忽然觉得适可而止，将一切归咎于英文版《圣经》，现在被随意谈论、恶言亵渎。1543年，一部新法颁布，严令禁止向教士、贵族和士绅诵读英文《圣经》。对于熟知英文版《圣经》的普通大众无疑是被剥夺了一项重大权利。1540年，克伦威尔倒台，在策划与欧洲路德教公主联姻的计划失败后，被送上了断头台。议会颁布了《六项条文》，禁止神父结婚，违者处死，并重申弥撒仪式 神圣不可侵犯。而亨利对于宗教事宜的最终决定是英国国教脱离罗马教廷，但要听命于英国国王，去掉了一些祭仪，但本质上仍信奉天主教。
1547年，亨利驾崩，爱德华六世即位，宗教改革继续，拉近了信徒与神父的距离。1553年，玛丽（出身西班牙的凯瑟琳与亨利的女儿）继蒂尔达女王(Queen Matilda，曾统治英国，但并未登基)登基成为英国首任女王，玛丽让英国重新皈依罗马教廷。为了生育信奉天主教的皇子传承她的信念，她选择嫁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II)。一些人被处以火刑，其中包括平民。和爱德华六世一样，玛丽死后无子。
伊丽莎白(Elizabeth)自视为治愈者—平复宗教战争所引发的血腥动荡，带给英国和平稳定的人，选择了一条介于爱德华和玛丽之间的道路—她废除了天主教仪式，重新启用《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也允许和鼓励神父单身，也不急于废除天主教的圣人历。如今，新教教义和爱国主义合而为一。
几个世纪以来这一切都理所当然—天主教英格兰(Catholic England)不过是基督教英格兰(Christian England)的别称，然而在这一代，自明之理(a truism)却摇身变为了逆君叛国(treason)，圣母、信徒与圣人这些曾倍受赞美与崇敬的形象，如今却被万众糟蹋、嗤之以鼻。
ep7 the body of the queen
当伊丽莎白同父异母的天主教徒姐姐玛丽登基时，伊丽莎白陷入到了更深的危机中，清教徒谋逆之事被镇压之后，她便被关进了伦敦塔，直到玛丽去世。伊丽莎白以一种极富男权威望的形象登基。王朝需要她找个丈夫以让继承人延续新教改革。到了1563年，伊丽莎白彻底放弃了嫁给达德利(Dudley)的可能（二人曾相爱，达德利的前妻意外逝世产生了谣言），她将他介绍给了另外一个人—苏格兰女王玛丽 斯图亚特(Mary Stuart, Queen of the Scots)。对伊丽莎白来说，天主教徒苏格兰女王玛丽，who同时有斯图亚特王室和都铎王室血统，是个威胁—只要伊丽莎白没有子嗣，玛丽就会是其王位的第一继承人。
从玛丽 斯图亚特在18岁时从法国宫廷来到苏格兰的那一刻起，这对表姑妈和侄女就开始互相猜忌。玛丽婚后，意图把苏格兰变成一个天主教国家，她与丈夫达恩利日渐疏远。玛丽诞下一子who就是日后的詹姆斯六世(James VI of Scotland)，伊丽莎白急了。苏格兰的一个地主波斯维尔(Bothwell)帮助玛丽杀死了达恩立。随后波斯维尔控制了玛丽，逼其嫁给了自己。玛丽为了襁褓中的儿子被迫让出王位，她同父异母哥哥马利伯爵(the Earl of Moray)是个清教徒，接管了小詹姆斯，成为了苏格兰的摄政王(regent)。而玛丽踏足英格兰令伊丽莎白苦恼，英格兰的两教势力斗争（天主教的北方和新教的南方）。亨利八世将王权凌驾于教权所引发的宗教战争再一次拉开序幕，后被镇压。在16世纪70年代，一种臣民的cult—伊丽莎白宗教即对伊丽莎白的膜拜，大肆兴起，她的形象出现在各个地方的寓意画中，伊丽莎白时代繁复的紧身长筒袜、舞池。
不仅仅是玛丽和伊丽莎白的勾心斗角，在罗马，教皇宣布伊丽莎白为异教徒，英国也开始全国戒备，弗朗西斯 沃尔辛海姆(Francis Walsingham)是伊丽莎白的王牌间谍，在法国、罗马和西班牙都有地下阴谋集团，为英格兰做一些上不得台面的事—刺杀玛丽而不牵涉到伊丽莎白。1582年，沃尔辛海姆设计陷阱逮捕玛丽。1587年，玛丽被处死。伊丽莎白女王也同样在悲痛中。
1588年，天主教西班牙进犯英格兰，英格兰获胜。
在都铎王朝的末期，全国的饥荒导致人民暴乱，争抢食物，杀人犯和乞讨者遍地皆是。爱尔兰，who曾被称为野人民族(savages)，开始了长达九年的战争。伊丽莎白的继承人是苏格兰女王玛丽之子，新教徒詹姆斯。当让伊丽莎白嫁给这个国家 的 戒指，从她的手指取下时，被送往了苏格兰。两个女王诞下了大不列颠帝国。
ep8 the British wars
1603年，苏格兰詹姆斯六世aka英格兰詹姆斯一世即位，英格兰和苏格兰开始走向联合。
十七世纪初，一位忙碌的ex-裁缝约翰 斯皮德(John Speed)出版了一部含有67张地图的地图集，名为《大不列颠王国全览》(the Theatre of the Empire of Great Britain)，其中囊括了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和英格兰。
下议院(the House of Commons)充斥着历史学家和律师，对于议会的他们所闻所写的历史，就是民主前进过程中的一个章节。
1626年，查理一世好大喜功，想向西班牙开战，解散了议会，然后自己通过摊派公债筹钱，很多人都顺从了。1628年，查理不得不再次召开议会，白金汉(Buckingham)公爵被暗杀，举国欢庆。查理悲愤交加，解散了议会。另一方面，宗教改革是场战争，远没有结束，清教徒不满现状。
当查理宣布要将新的祈祷书《公祷书》引进苏格兰，他才发现他对他出生的国家知之甚少，加尔文派，1637年，英国内战正式在爱丁堡的圣吉尔大教堂打响。查理，英国的查理曼大帝（Charles, the British Charlemagne)资金人手不足，最终签订了停战协议。
他并没有打算退让，之后查理为了筹集足够的资金和人马，不得不召开议会，下议院重新开门。查理高估了11年的时间能让所有的过节都烟消云散的能力，因为他低估了影响英国政治的新生力量—新闻。由于过去20年的政治事件全都因为公众对于纸媒的如痴如醉而大白于天下。1640年，议会继续了他们在1629年被查理叫停了的讨论。新开的议会变本加厉地追究过往，议会又一次被叫停。他不打算向苏格兰屈服，他也不打算重开议会，他找到了第三选择，和他爱尔兰的副手托马斯 温特沃斯(Thomas Wentworth)合作，为什么不用爱尔兰天主教军队的矛来攻击苏格兰长老会(the Prebyterian Scots)的盾呢？
下议院的要求是 赋税征收必须获得议会许可、议会每三年选举一次、未经议会本身同意查理不得随意解散，查理咬牙接受这些要求，这意味着君主绝对权力的丧失。
爱尔兰宗教矛盾爆发。1641年末，爱尔兰屠杀的信息传到了英格兰。苏格兰长老会削弱了他的王权，而现在爱尔兰天主教引发的大骚动极有可能使他的统治彻底终结。皮姆(Pym)和查理均无意和谈，支持王权还是支持议会？内战是保皇派和议会派之间的理论之战。是君权神授、国王至上、人民被当野兽奴役，还是由人民自治？真正的议会制政体浴火重生。
到了1643年，议会派大势已去，议会派与苏格兰人结成了联盟—神圣盟约(the Solemn League and Convenant)。1637年，苏格兰开始抵抗查理一世，七年后，这项盟约终于要了他的命。1644年，查理的精英部队全军覆灭。奥利弗 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东昂格鲁的一名乡绅，在1645年，带领新模范军(the New Model Army）让保皇派荡然无存。议会派胜利。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查尔斯企图扭转乾坤，试图让议会与军队为敌，让军队与议会为敌，让苏格兰成为双方共同的敌人。奥利弗 克伦威尔终于意识到只要理查还在，他就必将集结那些不安现状的人，第二场内战爆发，1648年，是军人的天下了，不列颠听命于他们，而他们听命于上帝，不想再听命于国王，国王必须死，唯一的问题是以什么名义，殉道者还是叛国者？1649年，查理在斩首台上行刑。
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共同向往的联合王国在内战中分崩离析，成千上万人在战斗、传染病和饥荒中死去。斯图亚特王期许的联合大不列颠终于诞生，但是不是王国，是共和国。
ep9 revolutions
1649年，英格兰弑杀了其君主，虽然有过数名爱德华和理查德王横死于臣民之手的先例，但这一次英国的君主制也被推翻了，有的只是人民与其议会。“国家需要的是一位强大统治者，一位能代表全体国民的统治者，任何能使国家(country)摆脱安那其状态(anarchy)的任何能救你们脱离苦海的，无需计较对错，将自己交给有能力庇护你们定无所不能的利维坦（the all-powerful Leviathan,在霍布斯的《利维坦》中指统治者拥有绝对权力的国家）吧”。“如果奥利弗 克伦威尔能做到，就让他做吧，这才是理性的选择。”
“上帝已让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归为尘土，如今唯一的君主便是主耶稣，而唯一正当的政府亦应是其虔诚圣徒。”“宗教并不是最初奋战的目标，但上帝最终将战火引向宗教，并最终证明这对我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克伦威尔自称“求正教徒”，终其一生，他都在寻求上帝赋予他和他国家的使命。但显而易见的是江山易主(monorch)，并不代表着君主制(monarchy)的废除—即使查理一世本人已逝，他的代替品(proxy)仍与民同在。希腊语中的“象征”(icon)既代表图像(image)也代表复制品(copy)，在这个情景中，画像指的是"Eikon Basilike"即国王的画像(image)，在其被除死后一周内问世，使查理一世成了不朽的殉道(monarchy)者—一位为其人民的罪（推翻monarchy）献祭的现世基督，与基督一样，查理一世也将头戴圣冠复活—以他儿子查理二世，who流亡与法国、期待着祖国的召唤，的身份重降人间。
但当克伦威尔向人民宣告民主的时代已经到来时，他们当然不希望事实真的如此，不认为那些自大的工农配拥有选举权，而认为人们应当将政府(state)交予上帝认为最适合的人选—在物质与信仰上都洁身自好的人，来管理。
信奉生而自由的平等主义者约翰 李尔本(John Lilburne，他们这样的人身先士卒，囹圄之中仍不弃口诛笔伐，爱他们也好，恨他们也好，他们也不会动摇）说“这位前任军官主张无论贵贱、无论贫富、众生平等，你是说交给最初挑起这场纷争的那些人”。李尔本痛恨新政权，认为，他们鼓动投身战斗的意图，不过是要推翻暴君削弱原有歧视的力量，好壮大他们自己的力量坐上他们的宝座。士兵们在读了“自由的李尔本”的著作后，认定他们应当有投票权，特别是在长官的得寸进尺之间，他们很快就相信了that他们的长官正是李尔本和其他平等主义者口中的暴君。必须阻止他们，军队不是、绝对不是，人人平等的世界(commune)。
而平等派(the Leveller)的领袖们被作为卖国贼，关进伦敦塔。一场要求释放平等派人士的请愿运动，在伦敦发起，领导人士为平等派女性。对清教徒来说，沉默与温顺是女子的基本道德，这些女子却厚颜无耻顽固不化，却也有着不容小觑的勇气。
平等派女性经常参与此类政治运动：伊丽莎白 里尔本(Elizabeth Lilburne)通过政治努力，一次次让他鲁莽的丈夫免于牢狱之灾；玛丽 奥弗顿(Mary Overton)曾因印制和分发他丈夫的宣传册，而遭严厉惩处，联同他六个月大的孩子被拴在马车上，被拖过伦敦的大街小巷；然而最明确而有感染力的呼声，来自一位名叫凯瑟琳 乔德莉(Katherine Chidley)的女子,她起初是一名富有感召力的传道者，进而踏足政治，意在使公众能够了解身为女性所受的不公。
情况继续恶化。1649年，数百士兵哗变，并试图联合牛津郡的人马。克伦威尔策马飞驰，一日80公里，午夜时分在伯福德(Burford)抓住了他们。
克伦威尔浴血远征的目标是一支保皇党控制的军队—打着查理王之子的旗号，盘踞于爱尔兰。虽然爱尔兰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人数旗鼓相当，但克伦威尔却认为他们都是魔鬼的军队，并不打算将两者区别对待，这是克伦威尔的战争罪行、令人发指的暴行，是盎格鲁萨克逊人史无前例的污点。至少3000名缴械投降的保皇党士兵被屠杀。克伦威尔对待爱尔兰就像他对待殖民地的方式一样，把本土的爱尔兰人从农场赶走，用这些土地作为士兵的奖赏，在他平定这块疆土之前，当然是他自以为平定另一群不列颠人的反抗，让他颜面扫地。
苏格兰人邀请20岁的查理二世成为苏格兰国王，并以他的名义宣战，1651年夏，克伦威尔诱其进兵英格兰，苏格兰人一溃千里、大败而归，查理在保皇派支持者的掩护下，一直逃出了国境。
所以当克伦威尔1651年秋回到伦敦时，他成了英格兰的凯撒，这样的人物，自爱德华一世后，还不曾出现。如果克伦威尔真是上帝选中的，那也是因为它根深蒂固地认为，英格兰才是上帝的应许之地。因而对整个不列颠而言，就是要越英格兰化越好。建立统一的不列颠本是斯图尔特王朝导致内战的痴人说梦，克伦威尔终结了王朝，却让他们的梦想成真，但并不作为统一的王国，而是统一的大不列颠共和国(a united republic of Great Britain)。克伦威尔深知经历了15年的战争，国内百业待兴，他说要休养生息，使百姓安居乐业，对于商业却不是如此，不过让漠视神明的律师和经纪人(money brokers)一夜暴富，但这似乎正是议会暗中应允的做法—所谓英格兰自由的守卫者，行事一贯如此。
由军队肃清后支持对国王审判的那些人仍然占据着议会，议会充满了自私与贪婪，更像万恶之源(Sodom)而绝非神圣之地(Jerusalem)。这议会并没有任何要关门的迹象，议会打算颁布一条法案来召回老成员，并将议会延续下去。在1653年，克伦威尔来到了威斯敏斯特，呵斥着主已对他们失望透顶，并选择了更值得召唤的仆从，议会被关闭了。这是一场典型的武装政变，至此，克伦威尔从拥兵自重迈入绝对的独裁时期，由此一举，他彻底背叛了自己当年亲赴沙场征战的初衷，即结束国王的专制统治。
他重新组织人填补议会席位—都是精心挑选的虔诚之士，议会成了圣徒的集中地。但痴迷宗教与治国安邦从来就不是一回事，几个月之内，能力有限的议会便难以为继。
现在他除了加冕成为奥利弗一世，似乎已经别无选择，但考虑到他是那个惩罚国王傲慢的人这一步又走得太远了，所以他选择成为护国公(a Lord Protector，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就可以以authority而不是tyranny的名义，除了国王的称谓，他坐拥一切，不过形式改为立宪制国家(a constitutional sovereign)—由委员会(a council)和新议会(a newly-elected parliament)共同执政。
不列颠应该主持道义(righteous)还是遵循理性(reasonable)?这个难题一直在他脑中萦绕，如果是遵循理性治国，旧有体制就会得以慢慢复苏—议会和各郡之间往日的联系，英国政府的旧制，都将重见天日；但是主持道义的克伦威尔却又担忧这些旧有体制的复苏太过顺利了，比起重生，这更像是倒退，让复辟有抬头之势。所以在1655年，克伦威尔将“道义”(righteousness)，高压统治，带到了英国诸郡。不过犹太人在被驱逐的360年以来在护国公(Protectorate)治下，得以光明正大地祈祷和生活，成为了伦敦早期多元文化的一份子，通过犹太人遍布荷兰和西班牙的贸易网络，犹太人将成为商业和军事情报的无价资源。虔诚和务实这一对品质成为了克伦威尔人格上矛盾的双方，直到处理有关犹太人的问题上才组合在一起，造就了一个真正的护国公，而不是一个国王。在最后，与他所摧毁国王不同的是，克伦威尔没能摆脱他那无价值(unworthiness)的妄想—克伦威尔相信他服务于上帝而不是自身即上帝，这使得他和英国免于真正的独裁统治。
克伦威尔的摄政统治是英国历史中最为讽刺的一段时期，为保皇派和共和党人所不齿，最终却为现今的君主立宪制提供了蓝图—一个能够自主内阁的行政长官(a chief executive who chose his government)并同时向一个定期选举的议会负责。这一切都在克伦威尔死后发生。
克伦威尔死后，军政间争夺权势，内战时期的保皇派乔治 蒙克将军(General George Monck)认为一位新的国王能替代克伦威尔。讽刺的是查理二世的复辟，并不是因为英国需要查理一世的继承者，而是因为英国需要一个人接替奥利弗 克伦威尔。
国王于1661年在威斯敏斯特加冕，他的统治被追溯到他父亲上断头台的第二天。保皇派秋后算账。
1666年，伦敦城火灾。伦敦是罗马人建起的伟大城市，如今她将超越历史，大型的广场、宽阔的街道，都经过精心设计构成完美的几何图案，此外还将新建50座教堂，而城市中心将会修建一座新的圣保罗大教堂。而讽刺的是，出于满腔重建罗马的热忱，坚信他将会建造出一座真正的新教教堂，可是他选错了时间—在宗教改革之后，英国深陷反天主教的恐慌，而在查理统治时期再次爆发了—查理在政府中秘密安插天主教徒，并与天主教徒好战的路易十四(Louis XIV of France)签署了秘密条约，而且即将诞生一位继玛丽一世(bloody mary)之后另一位天主教君主，全国各地都陷入恐慌，反天主教的怒火横扫了整个国家。对于英国的君主政体，这无疑是一场巨大的危机。在遭遇统治时期最严重的危机时，查理运用了自己最强大的武器—理性(reason)。他提出了折中方案，他的兄弟有权继承王位，只要他同意将天主教信仰个人化，而不染指英国国教。
但是詹姆斯二世做的是一个尽人皆知天主教国王—当他试图废除反天主教法令时，贵族和清教教会都感到了恐慌—但是詹姆斯选择的时机很致命—因为与此同时，手掌兵权的法国天主教国王路易十四正对欧洲虎视眈眈。1688年，詹姆斯成功地疏离了他所有的天然盟友。而且王位的继承人是他的清教徒女儿玛丽，who与荷兰王子威廉 奥兰治(William of Orange，威廉是抵抗路易十四的英雄)结为夫妻。但是詹姆斯的妻子摩德纳的玛丽(Mary of Modena)诞下了一名男婴，王朝极有可能重回天主教。于是只能采取非常规措施：七位政要(statesmen)鼓动荷兰的威廉将英格兰从天主教暴政中解救出来。
威廉决定征服英国。1689年，威廉 奥兰治和玛丽 斯图亚特加冕为英国的国王和王后，并宣读了《权利法案》(A Declaration of Rights)。议会改变了统治者的职责这个国家并不需要一手遮天的人，而是需要一个董事会主席。而荷兰的威廉恰恰符合这个条件，威廉三世若要发动战争，他需要请求资金，而不是从人民的代表手中索要。国王和议会共同治理国家，他的统治与奥利弗 克伦威尔的摄政相比是更加理智(reasonable)的方案。
历史上将此称作“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英国旧有的君主制一去不复返，但传统的君主制度还要最后一搏—詹姆斯带着法国士兵在爱尔兰登陆，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蜂拥迎接他们的国王。
ep10 Britannia incorporated
苏格兰仍然追随威廉的前任—詹姆斯二世，并且詹姆斯党人在基莱战役中击败了威廉的军队，赢得了短暂的胜利。威廉在苏格兰的得力助手，苏格兰检察总长(the Lord Advocate)要求部落首领向他们的君主宣誓，承认威廉三世登上王位的合法性。格伦科的麦克唐纳部落首领(the Chief of the MacDonald clan of Glencoe)比最后期限晚了五天。1692年，威廉王军队奉王命血洗格伦克。格伦科大屠杀的消息传到了伦敦和爱丁堡，苏格兰议会认为这是一场蓄意杀戮。
格伦科大屠杀后，饥荒和瘟疫纷至沓来。
一批商人和银行家，包括威廉 帕特森(William Paterson,英格兰银行的苏格兰人创始人)提出了在巴拿马的达连湾建立一个贸易站的创想—航运线路距离会大大缩短，苏格兰各地各阶层的人们争相投资这项venture，最终失败，覆灭了苏格兰依靠自己的力量涅槃重生的美梦，苏格兰人归结为英格兰对此次计划的蓄意破坏，反英格兰分子的抗议席卷全国。
于1702年继威廉王位的安妮女王(Queen Anne)将后继无人，王位继承危机一触即发，为捍卫1688年光荣革命的胜利成果，王位继承人必须是清教徒。而苏格兰人拥护笃信天主教的詹姆斯 爱德华 斯图亚特(the Catholic James Edward Stuart)，who在法国流亡。英格兰意识到必须夺走苏格兰的独立、建立完全的政治联合、建立同一政府治理下统一的不列颠国家(state)已迫在眉睫。
来自英格兰的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着苏格兰议会，同时威斯敏斯特还威胁苏格兰对英格兰的出口，必须加入联合谈判。1707年，他们终于达成了一致，起草并通过了联合条约(a Treaty of the Union)。
在欧洲其他地方，军事国力越强大，国王也就越强大，除了不列颠，战争越是持久，议会就越强大—因为他们能不断靠战争敛财，一种政治格局形成—两大政党，辉格党(Whigs)和托利党(Tories)针锋相对—不仅只针对时下的政策，更是针对国家(nation)的整个政治面貌(the entire political character)，两党的关系是两个阵营，往往是真枪实弹、并且一触即发。托利党指责辉格党盲目狂热—是民众(populace)、无神论者和共和党(commonwealth)人的(of不是‘s)渣滓；辉格党控诉托利党是耶稣会士(jesuits)和法国的傀儡和爪牙。革命中提倡的每三年一竞选造成了不计其数的政治运动。政治斗争在1714年进入白热化阶段，此时安妮女王去世而后继无人，由于宗教原因，一名不会说英文的男子乔治成为了不列颠的国王，汉诺威(Hanoverian)王朝的乔治一世(King George I of Great Britain)。
詹姆斯二世党的领袖马尔凯利公爵得到英格兰托利党的支持后，宣布詹姆斯才是合法 国王，并迅速纠集军队—新生的政治秩序的不稳定性另一佐证。
财政大臣罗伯特 沃波尔(Robert Walpole)，（早就认识到政治和财富的紧密联系）主宰不列颠的政治生活，是不列颠的第一任首相，在其领导下，不列颠的经济发展迅速。沃波尔建立了世界首个现代政党体制，他操控议会议员按照他的意志投票，并将乔治一二世玩弄于股掌之中，为防止有人与在野党相勾结，他搜集了对在野党不利的情报。
伦敦商业金融业极其繁盛，消费主义盛行。
贫民窟出现了大量弃婴，托马斯 考勒姆(Thomas Coram)用在新大陆赚的钱建立了育婴堂。中产阶级信徒(middle-class parish)生活小康而乐善好施并且德才兼备，慈善事业发展起来。
1745年，苏格兰西北部詹姆斯二世党推出詹姆斯 爱德华 斯图亚特之子查尔斯(Charles)，进犯英格兰，随后查尔斯逃到法国，詹姆斯二世党人大势已去，而苏格兰要么回到过去的氏族社会，要么选择大不列颠。
苏格兰的学术发展。曾绝望的梦想都被对现实与金钱的强烈欲望所代替，不列颠的第一个进步理论就是由像亚当 费格森(Adam Ferguson)大卫 休谟(David Hume)的苏格兰哲学家提出的，审视自己祖国的悲惨命运、纵观人类社会的进化历史—从狩猎和采集社会到稳定的农业社会，最终到一个充满商业、科学、工业和城市的、真正的文明社会(civilization)。而另一位苏格兰人罗伯特 亚当(Robert Adam)成为了不列颠建筑史的开创者。亚当 史密斯(Adam Smith)写下了《国富论》(the Weath of Nations)，标志着苏格兰彻底摆脱了自我灭亡的命运，在允许追逐自己的私欲的前提下，人类可以创造一个更美好更加富有自由和享受更好教育的世界，而政府能做的就是不再干预市场，允许市场无形的手来进行自我调控。
ep11 the wrong empire
英帝国的版图向东在印度有贸易点，将印花的棉布和丝绸运回国内—这一商业活动由东印度公司(the East India Company)运作，而非政府—所以亚洲没有英国殖民地；往西，第一批居民，为了淘金或是躲避宗教迫害，于第十七世纪初期抵达美洲，有足够多的时间建造农场、社区、小镇和城市，有足够多的时间对付麻烦的原住民们—可行的话结盟，否则将他们悉数消灭或是赶往内陆。
在加勒比地区，种植甘蔗为制糖产业。将奴隶视为商品，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人们沉默了。
英法斗争了数世纪，又将开战，变成18世纪的七年战争。法国人来到北美的时间与英国人不分上下，北起加拿大，南至路易斯安那，还开拓了其间的密西西比与俄亥俄河谷，修建了连接加拿大到路易斯安那的堡垒，对英属殖民地形成合围之势，势必慢慢扼杀他们。1795年，法兰西帝国的堡垒被一个个推倒，拿下了印度、产糖的法属殖民岛、西亚和加拿大的新斯科舍。
英帝国想要维持现状，就需要庞大的陆军和更强大的海军，税收来源除了英国，还有殖民地。税收曾触发英国内战，现在汉诺威王朝扮演着斯图亚特，美利坚人则继承革命家的衣钵。未经许可不得征税、不得有常备军、不得有军事管制。18世纪60年代，愤怒富庶的波士顿最有可能孕育革命的种子，迅速而猛烈地反抗英国的税收以及试图奴役他们的人。民众拆毁了马萨诸塞州州长的府邸，回到英国，如此暴力的反抗使议会产生严重分歧，政府对受保护下的殖民地居民如此之傲慢感到十分震怒，要求他们乖乖地屈服。紧张局势在伦敦和波士顿蔓延，议会最终废除了印花税，但北美人依旧联合抵制英货。议会在波士顿街头布置军队维持秩序，北美人攻击并辱骂他们。最终英政府取消了所有税收，只留下了一项，那就是茶税。东印度公司的茶税被大幅削减以倾销茶叶，茶船如期抵达波士顿港，卸货意味着要支付进口税，1773年倾茶事件。
在伦敦，即使在议会中威廉皮特最后一次试图以理性的力量唤醒他人，“今日反对你征税的这股精神在当年曾使英格兰勇往直前，并通过《权利法案》，维护着英格兰的宪法。这光荣的精神鼓舞着三百万美利坚民众宁愿做自由的穷人也不要做带着枷锁的富人，他们愿为自由献出自己的生命。”国王乔治三世及其政府认为起义已经开始，必须将其扼杀在摇篮里。
1775年，波士顿城外莱克星顿(Lexington)第一枪响起，自立新国的梦想取代了已破灭的保全自由之身的梦想。亚当斯与其他几位殖民地领袖包括本杰明 富兰克林，于1776年在费城签署了《美国独立宣言》(the Americ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这份宣言指控当时的国王乔治三世为暴君。“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容侵犯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1778年，眼看自己一生的心血即将毁于一旦，英国的宿敌，法国，已同新的自由之邦，美国，成为盟友。乔治 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在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强力支持下，当时的美军总司令(commander of the American forces)将率军浴血奋战七年之久才使得美国的独立成为现实，最终迫使英国于1781年在弗吉尼亚州约克镇投降。
再看看亚洲，自从英国人于17世纪初第一次踏足印度开始，他们就一心只想做生意，英国仅有的就是东印度公司—一家旨在盈利的商业机构。他们从东南部和西部海岸的落脚点上，采购印染精美的丝绸和棉布，并将其运回国内，英国国内上层社会人士的衣着和家居中突然间添上了来自印度的光鲜色彩，商人获益匪浅。仅此而已，别无他想，因为当时印度国内已经存在着一个帝国即莫卧儿帝国(the Mughals)—征服亚洲的蒙古人的穆斯林后裔，其首领是居于德里的皇帝。对莫卧儿人来说，英国商人不过是给他们提供闲钱的—用银子来交换印度的物品。但在1739年，这尊宝座在波斯人的入侵中沦陷；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年间，其他入侵者—来自西北部的阿富汗人攻入印度核心地带。曾经辉煌的莫卧儿帝国已经分崩离析。王氏衰微，纳瓦布（印度莫卧儿帝国时代副王和各省总督的称谓）趁王权羸弱之际，组织自己的军队建立诸侯国(mini-states)。18世纪的莫卧儿印度并非一片混乱的安那其状态，乞求英国对其给予援助平息混乱，而是诸侯林立，多处沿用着波斯律法及宫廷习俗。东印度公司开始横行肆虐，举止野蛮，傲慢无耻，并暗藏政治心机。
18世纪40年代，英法两国的竞争在全球上演，法国人在北美与原住民部落的战争与联盟中，试图以此挫败英国，现在他们要在亚洲次大陆重施故技：法国参与到印度的政治纠葛中，并意识到可以通过策划政变，将原本中立的省督，换作已被其收买的纳瓦布，不仅能帮助法国人获得金钱上的利益，还可以将英国人拒之门外。英国只得参与到这场收买纳瓦布的博弈中。亲英的纳瓦布掌握了大权。印度举国上下猛然醒悟，他们要对付的已经不是那个当年的商业小国了，而是一个巨大的隐患。1756年孟加拉纳瓦布袭击了英国的据点加尔各答(Calcutta)。普拉西之役是一场具有决定性的战役。孟加拉地区变成了东印度公司的摇钱树—不是靠贸易，而是征收地税，慢慢地，英属印度最主要的贸易收入由来自香料和布料贸易转向了税收。
苛捐杂税令大英帝国失去了美洲殖民地，而现在他们想失之美洲、收之印度。1765年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在孟加拉地区全境征收地税的权利，这明确地标志着英国人从此不再与印度进行贸易，而是统治印度—这项举措，完全与帝国论（帝国论指出，只有没有政府和军队横加干涉，贸易的发展才会十分繁荣）背道而驰。政府压榨地主(the zemidars)，地主则将压力转嫁于农民，结果地主破了产，而农民责备驱逐出自己的家园，成千上万人就这样悲惨地死去。不久后饥荒席卷了孟加拉地区。
在接下去的50年中，印度其他地区也通通归于大英帝国。在黑丝廷斯(Hasting’s administration)的管理之下，英国与印度的文化在彼此冲撞了很久之后，出现了昙花一现的包容与融合。此时的殖民者不再追求建立自由的帝国了，因为自由帝国听起来像是危险的法式论调，而且还潜藏着革命的隐患。美国人想追求无聊的民主，那就随他们吧。至于建立自由帝国的孪生兄弟—贸易帝国，这个梦想也不再重要。因为比起盈利的商业贸易，他们还有更伟大的宏图，万能的上帝指引着他们通过螺旋式上升的阶梯—实现建立现代罗马的目标、成为愚昧之人的导师、为和平而战的帝国卫士，但仔细想想古罗马的文化最远只影响到了西班牙和耶路撒冷，英国文化能影响到这个世界吗？抑或只是自欺欺人。
ep12 forces of nature
这条通向断头台和世界大战的道路，起点却是一位哲学家的梦想。1766年，为了逃避现实生活中的和臆想中的迫害，卢梭(Rousseau)去了斯坦福德郡(staffordshire)居住，卢梭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也并不为过，他最出名的两本书《爱弥儿》(Emile)和《新爱洛漪丝》(the New Heloise)在长吁短叹的贵族阶级中红极一时，1768年卢梭离开了英格兰，但他的观念却留下了。对英国上下崇尚情感主义的男女们别具吸引力的是卢梭认为优雅而文质彬彬的都市生活，正是旧社会腐朽的糟粕症状，是遮盖病态畸形的面具，掩饰了一个虚伪阴险病入膏肓的社会，而要治愈这病态的社会，就得揭去这层面具，让成年男女回归自然本性，找回孩童时的纯真无邪。
卢梭的教育改革正是由童年开始，要想完好地保护孩童的天性，就必须由哺乳期开始对其加以滋养呵护；卢梭的另一个教育理论是扔掉书本，让孩子回归追寻自由的本性。
当那些多愁善感的绅士们重归现实，踏出庇护着他们的美好庄园时，他们看到了乡村的不幸现状，由于人口急剧增长，数以千计的人背井离乡而投身工业革命中新兴的机器制造业。想到乡村将一片荒芜，不少诗人十分抑郁。
那些不故步自封、愿意踏出自己庄园(parklands)的人就能看到英国乡村正面临者两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现状该谁负责？又该如何治理？
这是教会的责任吗？是教会发展的过于庞大、对不幸之人无动于衷，不尽职尽责了吗？还是要怪那些常年不在的地主们放任那些铁石心肠、只顾利益的人来管理产业？
托马斯 比威克(Thomas Bewick)认为也许乡村的出路不在慈善，而在政治。点燃比威克激进思想的不只是怒火，还有政治上的一种新情绪—同情(sympathy)。打动他的是 对 受到不公正待遇贫穷苦难者的强烈同情，他意识到在内心深处，我们都被赋予了共同的天性，人们为之行动的声音响彻了国内(country)的每一间教堂。你都感受到了他人的苦痛，怎么能不尽全力去补救呢？这是第一个为苦难(suffering)而发起的政治活动。而权贵们(bigwigs)相信1688年光荣革命已经推翻了詹姆斯二世和天主教专制，创造了一片自由的国土，在1788年革命100周年之际，继续自吹自擂英国是世界上最开明的国家又是多么有诱惑力。急进分子们认为光荣革命真正的问题是革命成果被一群无赖(scoundrels)劫持，为了自己的贪婪和野心把国家引入歧途，议会里充满了逢迎拍马之辈—出卖自己的选票只为奢侈华服。他们忘了1688年真正的教训：人民有权反抗，有权撤换政府，有权选择真正懂得君主立宪制(a limited monarchy)含义的君主。
1789年7月14日，在巴黎，世界将明白君主的权力将何等不堪(linited)，巴士底狱被攻陷，一切都不再相同。在比威克的世界，人们干杯庆祝，真正自由的新时代到来，君主专制被颠覆。
理查德 普莱斯博士(Dr Richard Price)在伦敦的一位论派讲道坛上警告乔治三世：除非他恢复自己的政治理智，不然就会重蹈路易十六(Louis XVI)的覆辙。在年轻人看来以自由之名训斥国王是莫大的愉悦。
爱尔兰议员，埃德蒙 柏克(Edmund Burke)，发现当私刑(lynching)开始在革命中出现时，革命其实是暴力行为，并在《法国大革命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中作出尖锐的抨击。柏克最痛恨的是善良的辉格党政客们不知世事的天真，将一些口号输入到民众的头脑中，而民众所受教育不足以理解其破坏的东西，“democracy? mob-octacy, more like!”
汤姆 潘恩(Tom Paine)曾在其著作《常识》(common sense)中支持美国人进行自己的革命。他发表了强硬的抨击文章《人权》。随着呼声越来越高，武装力量、教会和国王一派显然开始紧张起来。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站在了保守阵营中，他们殴打出头的民主主义者(democrats)，汤姆潘恩逃往法国。
作家玛丽 沃斯通克拉夫(Mary Wollstonecraft)发动的是一场女性革命，《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倘若天性被视为自由与平等的附庸，我们最好想想与人们生来的地位。她并不赞同卢梭的观点认为女人就其本质来说，只能作为妻子和母亲而存在，她认为她生来的权利便是成为一名真正的公民。
雅各宾派(Jocobins)专政时期，谈论政治的法国妇女们被禁言，一心为革命中的祖国生而育女，那些不服从的胆敢组织自己政治团体的妇女在街上遭到毒打。1792年，君主政体被推翻，代之成立的是革命中的共和国。一个月后，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从东面入侵，雅各宾派露出了狰狞的面目，许多人被诬陷为间谍遭到冷酷屠杀。
开始玛丽等人，在革命第一次带来的喜悦中，少许的血腥并不能掩盖获得自由的狂喜，但是紧接着王成的专制被警察国家(a police state)的专制取代，疑问由此而生。而最著名的反君主制者，潘恩被逮捕，因为他认为既然路易十六已无关紧要了，为何还要处死他，一个真正自由的共和国在于保护任何人免于压迫，哪怕是死敌。
1793年，英法开战，形势彻底改变，侨民们不再被奉为座上宾，而被怀疑为与法国政客之间相互勾结的间谍，以共和国叛徒之名被送上断头台。玛丽早已察觉厄运中会在她身上降临，美国房地产投机商吉尔伯特 因姆来(Gilbert Imlay)将她登记为自己的美国妻子使她摆脱了被看作是法国敌人的嫌疑。玛丽是公认的现代女性主义奠基者，她通过勇敢无畏主题鲜明的著作唤醒女性的天性，别再因性别而迷茫。
爱尔兰共和主义者，法国革命者的朋友，一直梦想发动起义推翻英国统治，至少三万爱尔兰人在1798年死去，留下又一悲剧性的历史篇章，但这段历史将被牢记，虽然并不准确，这场战争最终被定义为英国新教与爱尔兰天主教之间的战争。
法国在拿破仑波拉马(Napoleon Bonaparte)的统治下，已经抛弃了革命的初衷，变成了典型的暴君统治，还下定决心要征服英国。
19岁的威廉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在1790年来到法国，描述道：人之天性似已重生。而后来的一切，自然不再让他想起革命，而是思念家乡，他在诗歌创作中摒弃政治教义，存在于过着简单淳朴生活，亲近自然的人们当中，诗歌创作的重点转为传播贫苦大众的心声。“自然依旧拥有改变生活的力量，但绝非通过任何政治途径，选举绝不会使人快乐，但二月的雪花莲或是母亲对新生儿的爱怜，也许可以。”自然的意义不再是某种和更广阔的世界之间的联系，反而是将他们与其隔离的东西。如今当他们谈及自由(liberty)时，那不再是指团结(solidarity)，而是指避世独处(solitude)。
对国家的忠诚，绝不仅仅意味着好战，自然也被用于爱国宣传(patriotic propaganda)中。任何人即便对激进派怀有微弱的同情，也会被打上通敌者的烙印。国家从未被如此大规模的动员起来，1803年，在入侵的威胁下，随时准备保卫家园，抵抗目无上帝的法国人。华兹华斯如今大声疾呼已提醒那些认为自然并非民主的摇篮而是爱国主义圣殿的人们，“拯救这片荣耀的土地，只为英国人的理性和英国人的利剑”。
在这动荡的年代中，人民的困苦被忽视了，爱国主义宣传铺天盖地，淹没了民间抱怨的声音。穷人和失业者在寻找一切可以果腹的东西，战后的英国经济衰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萧条，即使在取胜之前，拿破仑对欧洲市场的封锁和1812年同美国之间的战争（1812-1815年，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摧毁了对英国商品的海外需求，成百上千的纺织工人被解雇或被减薪，之后成千上万的退伍士兵、军需品工人和制服工人被迫涌向济贫院(workhouse)。悲惨的境遇催生了暴力，约克和兰开夏的大量机器被砸毁，当大量民众失业之时，自然的捍卫者则有了工作，这场危机愈演愈烈之际，华兹华斯申请得到一份工作，成为威斯特摩兰郡(Westmorland)的邮票经销商。在选举期间，为表示感谢，他为当地伯爵的候选人奔走几乎与激进分子针锋相对 ，现在他成了政府最卖力的走卒，15年前拜倒在他脚下who认为他是第一位真正人民诗人的人们，现在震惊了。
如今出现了新的英雄，与诗无关的时代英雄，比如威廉 科贝特(William Cobbett)，他最推崇的语言形式—一种乡语村言才能成为新闻界的有力武器，他的两便士小报《一周政事记录》(the weekly political register)是属于他个人的新闻界革命，在他之前无人能触及到英国的普通民众，他们被，社会寄生虫who成了政治动物，剥夺了与生俱来的权利。科贝特有能力煽动成百上千的请愿者组建一支武装力量，这足以令政府惶恐不安，并对农民新一轮反抗牢骚满腹。1819年，一场群众性会议在曼彻斯特的圣彼得广场召开，大会的组织者力图维护秩序变得甚至有点念旧，只要求恢复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譬如人生保护权(habeas corpus)、言论自由权(free press)以及被诚信代表的权力，被血腥镇压。那些致力于变革的人们，现在不仅在秘密的政治俱乐部活动，还公然与教会对峙，他们的目标(targets)是非人道机构—英国教会的垄断，禁止爱尔兰天主教教徒选举，在工业城镇，人们渴求拥有自己的议会议员，除非这些诉求得到满足，否则革命将不减气势，愈演愈烈。1830年的法国革命与英国乡间的一股暴力浪潮表明选举改革已迫在眉睫，早在1789年辉格党作为改革派未经革命就首次掌权，他们在1832年通过了《议会改革法案》许下了诺言。不过采取措施避免流血冲突的呼声不仅限于英国郡县，苏里南、圭亚那、牙买加都已处于希望与绝望的边缘，那里的奴隶起义被残酷镇压。“我们拥有一样的天性，我们想要的不是相互报复，相互敌视，而是伟大而和平的革命赞歌”，废奴主义治愈了旧伤，使托马斯 比威克和威廉 华兹华斯见到了同一个正义(righteousness)的阵营之中，活动的组织者动用了所有新时代伟大革命的武器—召开复兴会议、唱赞美诗、举行宣传游行、和流动展览。1834年，英国废除奴隶制，一时间，与传言相反的是，货物交易的市场变得更加有利可图了，这是19世纪人道主义的第一次胜利。英国革新发生的地方—并非按照华兹华斯的设想—在山谷，而是在教堂(chalels)、教会(churches)和市政厅(town halls)，华兹华斯设想我们的救赎只能发生在城市之外，因为灌木离墙变成围墙之后，人性的光辉也随之枯萎麻木。也许这就是他梦想的终结，那就是回到未曾玷污的自然童真但那个梦想始终都是个遐想—英国彼时已经走上工业现代国家的道路，华兹华斯想要的是自然，是英国的乡村，而不是城镇，相反乡村成了同谋者。相比深入探寻英国乡村深藏的精髓所在，那些没有机会进行场探索的人们能在后院欣赏普通意义上的自然，在铁道公司作为补偿所送的花园里。历史的回声渐渐远去，连栋别墅后院的小花园代替了他们已经离开的村舍｡第一次，公园不再是贵族的私有产业，而是城镇的公共场所—没有阶级区别或财产歧视，比如在19世纪40年代就存在了的别跟海特(birkenhead)的公园，有池塘和草坪，父母带着孩子来这里感受自然带来的愉悦，这算不上庄严，但也绝不荒谬。
ep13 Victoria and her sisters
1848年，工业机械被视为平民大众的敌人，驱使着工人走向绝望或反叛。 1851年，当其他国家在战争和革命中时，英国有世界博览馆(the Great Exhibition)，六百万人前来参观。
1837年，18岁的维多利亚登基。在伯明翰附近，她看到了正在英国上演的地狱景象。和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结婚。
曼彻斯特的工业化的郊区是烟囱排出的滚滚浓烟，工人生活状态很差。在维多利亚治下的前几年，好几万人失业，国际贸易的萧条造成工业城市的大量失业，对于失业者来说面包都负担不起，指责谷物法阻止进口低价小麦。伊丽莎白 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写出《玛丽 巴顿》(Mary Barton)揭露了工业苦难的严酷现实。盖斯凯尔的拥护者社会哲学家托马斯 卡莱尔(Thomas Carlyle)认为尝试着改进工业化，这种从根源上就毫无人性的体制是没有意义的：在各个行业，工匠(artisan)被赶出自己的工坊(workshop)，只为让位给更高速的无生命机器。他认为不列颠应该摒弃机器，并且唤起中世纪基督徒精神，信仰比金钱重要。
激进的工人代表把诉求写进《人民宪章》(a people’s charter)，要求给予人民普选权、秘密投票、每年召开议会等。1848年，一场浩浩荡荡的宪章请愿，约15万名宪章运动者(chartist)，在肯宁顿公地(kennington Common)英国史上规模最大的政治集会，政府严阵以待。
1845年的宪章运动土地公司(the chartist land company)在伍斯特郡多德福特的拓居地，公司买下地，平均划分给每位成员，从而促使人民离开工业区的贫民窟，回到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农村中去。
阿尔伯特亲王在世博会那一年，他下令建造了专为工人阶级设计的居所，接着在宪章运动(the chartist revolution)发生地肯宁顿也建造了相同的运动，宪章运动却不曾做到。
50年代，在黑白照片中，英国从没有君主像维多利亚那样积极地将天伦之乐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1830年，哲学家约翰 斯图尔特 密尔(John Stuart Mill)和作家哈莉特 泰勒(Harriet Taylor)的婚外情揭示了维多利亚时期无爱婚姻的伪善。“在奴隶法典中，奴隶们在某些被虐待的情况下可以合法地迫使主人转卖他们，而在英格兰，不论怎样的虐待，只要没有通奸，妻子都无法从施虐者手下获得自由”。能做的首先是需要揭露的是婚姻通常情况下只是产权交易，然后用教育和法律来启蒙并保护女性。密尔和泰勒合作的书《妇女的屈服地位》(on the subjection of woman)于1869年出版。幸福平等的婚姻不再是此书唯一关注的要点，而主张女性应该有投票权（在1867年，第二次革命法案颁布之后，几乎所有的男性家主male householders都拥有了投票权）。这本书的理念有力地推动了女权运动。密尔作为一名议会议员，曾试图为女性权益据理力争，提案还是失败了，然而观念已经被宣之于口。
维多利亚时代允许女性从事恰当得体的工作，护士或者保姆。玛丽 西科尔(Mary Seacole)是西印度群岛混血，她的加勒比疗法能够遏制迅猛的痢疾。当英国在1854年加入克里米亚战争(the Crimean War)，她试图在前线成为一名志愿者被拒绝后，自行前往前线。
在1860年，伊丽莎白 加勒特(Elizabeth Garrett)从护士到医学博士，1874年，第一所为女性特设的医学院在伦敦成立。
摄影师茱莉亚 玛格丽特 卡梅隆(Julia Margaret Cameron)。维多利亚本人非常喜欢收集照片。
格顿学院，第一所牛津剑桥女子学院，在1873年于剑桥市附近创立，她们首次有了可以接受教育的地方，使她们能够从中产阶级的家庭琐事中解脱出来。其中一些年轻女性渴望着画出这与世隔绝的象牙塔(cloister)，传统的女性工作，例如教书、传教、护工已经满足不了她们，显然他们也不满足于仅仅成为一名教育的家庭妇女。关于过度生育与贫困的关系，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是一位行善神父的妻子，无论是上一代还是她所处的这个时代都无法理解她：安妮 贝赞特公开建议工人阶层进行节育。此外，安妮写了火柴女孩悲惨命运的专题与社会主义推行者赫伯特巴罗斯(Herbert Burrows)一起在工厂门前散发这份报纸，罢工协会成立了。安妮被视为女性工人阶级的领袖，深受不公待遇折磨的女性爱戴她追随她｡
1901年，维多利亚去世。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标杆抑制住了机器时代风起云涌的运动。不列颠的女性维多利亚的姐妹和女儿们都该为此心存感激，她们能够沐浴在火炉的怡人温暖之中，但这些舒适的火苗却激起了新的渴望，平静的家庭生活再也抑制不住这些小小的解放者，有了支票门锁钥匙和自行车，她们聚集在门阶前，走向大街，谁也无法预料这群女孩会变成怎样的人，印度总督(viceroys of india)的遗孀立顿夫人(lady Lytton)的女儿康斯坦丝(Constance)因支持妇女(suffragette)参政入狱，将昭示她对不列颠女性未来的宣言。
ep14 the empire of good intentions
1901年，英帝国第四个世纪的开端，英国与其殖民地几乎都未曾料到，这将是帝国的最终纪。维多利亚女王刚刚辞世。
为了印证英属印度就是现代的罗马，在数百万农民挨饿的时候，大肆挥霍国库合适吗？他们幻想着他们的帝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因为它建立在美德之上，它的力量不能由格特林机关枪来衡量，而在于他无私的致力于消除贫困愚昧和疾病。我们铲除殖民地的歪风邪气，让他们自力更生，理论上说当时机成熟时，几百万人民将变得有教养、能自行管理，我们能为自由之梦中的孩子应造一个感恩、奉献与和平的世界，最重要的是拥有自由，这一现代社会的福利。但是事情并没有如此发展。
托马斯 巴宾顿 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下议院辉格党的青年领袖，相信棉布和立宪制度将是英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他的乐观也是这个自由帝国的真实声音。19世纪30年代，这个新生的自由国家站在了十字路口，是需要我们把西方价值观强加在东方观念之上还是应该重建和复兴亚洲的文明和社会？查尔斯 屈维廉(Charles Trevelyan)和麦考莱想要英国化印度，有教养的英化印度将扮演重要角色，只有一条铁的规则：任市场自由发展。
爱尔兰的富裕之地位于东边和北边，在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Belfast)一带，面向工业化的不列颠，为其提供黄油、肉类、亚麻和燕麦；但西部是爱尔兰的贫困之地。到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的民众尤其是西部的，每人每天吃十到十五磅的马铃薯。在1845年，马铃薯晚疫病菌席卷而来，两百多万爱尔兰人民只能屈服于饥饿，无力反抗投机的地主和铁石心肠的政府，只能跋涉到港口前往美加澳新，一份当地的英语报纸：“这些驱逐行为虽说是非法的，却也是自然而然的，不管我们怎么谴责这一行为造成的不幸，我们也不能强制土地持有人将土地交给那些交不起租金的佃户，只要佃户还占有土地，土地就不可能获得高收益。”对大西洋两岸漂泊的爱尔兰人来说，屈维廉的确是罪魁祸首。此次维多利亚式的自由贸易代价是百万人的死亡和两百万人背井离乡移民他国。
1857年，屈维廉相信维多利亚时代的不列颠是英国的鼎盛时期，是新的未被腐朽和专制统治的罗马，政府由全新的人员执政—通过考试找人而不是裙带关系。火车将商品运到全世界的各个城镇；世界正在变小，电报的发明，英国是全世界第一个拥有高速通讯的帝国—这项技术将全世界的商业、政治和军事情报编织成了一张信息网。
1858年，印度大叛乱才得以平息。大众政治(mass politics)萌发初期，并不是所有人都想参与政治，比起为之奋起而争，许多人更喜欢坐享其成，新的选民事实上也更青睐实际的好处，而不是道德的重塑，更倾向于选择政府能够提供的东西，更好的食物、更干净的水和金碧辉煌的帝国，而不是崇高伟大的自由。利顿的印度将是旧模式下的新印度，政府如此盲目地信奉市场经济的铁律以至于拒绝让粮食供应自由化，唯恐这会导致粮食价格人为下滑，使政府抛弃了常识、遑论人权，数百万人的生命遭到了践踏。1877年五百万人死于饥荒和霍乱。
威廉 尤尔特 格拉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的新主意是帝国内部的自治政府或地方政府应成为公平正义的法器。19世纪80年代中期，格拉斯顿更加坚信推动爱尔兰地方自治是顺应天意，1886年，提案以失败告终。新自由主义在帝国侵略和国内相关事宜方面异军突起。上一代那些企盼自由主义梦想得以实现的人们如今早已将此视为一场毫无新意的骗局，托利党无法保证繁荣，自由党又不能实现公正和自治，他们只能自食其力，在英国工人阶级终于从良心不安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手中得到了足够的精神传承，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劳工党(labour party)。
在印度，宗教仇恨、宗派战争、大屠杀、流行病与贫困轮番上演，抗议已不可避免，激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爆发了一场运动，继承了在爱尔兰生根发芽的“联合抵制”一词，自给自足的手工业将对帝国商业造成威胁，正因如此，甘地(Gandhi)才将纺车置于印度国旗的中央。
在世界大战大屠杀的影响下，伊斯兰好战主义再露端倪，急于逃离帝国魔爪的爱尔兰共和主义革命党也应运而生。
ep15 the two Winstons
温斯顿 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904年从保守党(Tory)叛变到自由党(Liberals，亲手埋葬维多利亚英格兰的政党)，劳工介绍所、失业保险、取缔血汗工厂，但丘吉尔的激进主义往往是源于他哗众取宠的自我主义(egorism)。作为一名内政大臣(home secretary)，过度渴望将政治看作战斗，部署军队对抗罢工者，将suffragettes当作战俘对待。他36岁时被任命为海军大臣(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三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埃里克·阿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其笔名为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和丘吉尔立场对立，丘吉尔一心捍卫帝国。德国人和美国人可以靠化学和电力耀武扬威，而不列颠的根基则是焦炭和矿渣，在三十年代这个根基倒塌了—出口需求骤降、煤矿纷纷倒闭、城镇居民患上咳嗽甚至死亡。《通往维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一经出版，就遭到了左右两派的指责—保守派认为这是布尔什维克(Bolshevik)的垃圾；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又批判它过于悲观，把工人阶级刻画成被苦难压垮的形象，而不是坚不可摧的无产阶级英雄。奥威尔把表明政治立场的文字扔进纸篓，反而写就了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
1936年，奥威尔出发去西班牙，在西班牙的教训让他开始讨厌communism，尤其是斯大林的派别。他决定通过重拾传统的文学艺术即通俗的寓言揭露苏维埃的神话，《动物农场》(animal farm)问世。
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英法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阿瑟·内维尔·张伯伦(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被迫辞职，丘吉尔继任首相，就在同一天，传来了比利时和荷兰被入侵的消息，法国也在劫难逃。丘吉尔说“英国不允许有维希政府(Vichy,法国战败后希特勒在维斯扶持的傀儡政权）”。虽然社会主义者与老式贵族的观念截然不同，老式贵族热爱帝国，而社会主义者痛恨它，但他们都懂得这些分歧在对垒纳粹和失败主义者(defeatists)时都不值得一提。
丘吉尔和奥威尔用不同的历史眼光看待为何而战，丘吉尔的更像是莎士比亚式的历史剧，战时领袖走在夜晚的营地里，享受普通人的敬仰；乔治 奥威尔看着数百万平凡英雄 防空队员与女性志愿服务者，找到了克伦威尔、平等派(the Levellers)与宪章派(chartists)的真正继承人，英国的劳动人民没去和德国空军一较高下、向哈里法克斯爵士和庄园主人们提供安全的生活，而是创建了一个全新的国家(nation)最终帮助唯根的矿工以及数百万民众过上正常生活。但问题在于，想要赢得战争，不是靠古老英国的军队，而是美苏的军队。关于这点，在丘吉尔心底深处并不比奥威尔高兴多少，如果只能在美国的帮助下才能战胜法西斯，那就这样吧。无论如何，丘吉尔不像奥威尔那样反对对外扩张，他喜欢美国式的干脆直爽，而奥威尔却避之不及；对于丘吉尔来说，民主制遍布大西洋对岸，对奥威尔来说，美国风格的民主制只是食人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对英国来说，战争结束时有一件事很明确，如果战争意味着一起死亡，那和平将意味着一起生活—不是生活在英国的贫民窟里，而是在一个人人都有奋斗机会的国家。在大选中，丘吉尔受到了国民们倒打一耙的谢意，工党上任，开始进行大改革，社会主义媒体把胜利视作“新耶路撒冷”的到来，但奥威尔没有加入赞颂的大合唱中，他像丘吉尔一样非常担心在这个新世界的秩序下，我们以另一种方式成为奴隶。
从波罗的海 的 什切青 到 亚得里亚海边 的 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Iron Curtain)已然降落。奥威尔在《1984》中创造了一个普通平凡的温斯顿 史密斯(Winston Smith)，那是1948年。“在我们的世界，除了爱老大哥以外，没有其他的爱；除了因打败敌人而笑以外，没有其他的笑；不再有艺术、科学、文学、享乐，温斯顿，请你不要忘了，对于权力的沉醉却永远存在，如果你要设想一幅未来的图景，就想象一只脚踩在一张脸上好了…”单调的暴政和被老大哥统治的群众的盲目，一个颠倒黑白、充满欺人之谈的世界，在那里战争是和平，谎言是真相。但奥威尔最后的杰作最有力最诗意之处在于他描绘了温斯顿对独裁的反抗，一场没有枪支和路障的游击战，而是真正自由地找回人世间平凡的快乐，乡间漫步，表达爱意，哼唱古老的童谣。温斯特 史密斯做遍了这些禁忌之事，被一段模糊记忆驱使着，那时他们都完全正常，反抗老大哥最后的自由避难所就是记忆，《1984》最大的恐惧就是独裁者企图抹去历史。
丘吉尔和奥威尔对过往都有着浪漫的虔诚，使这位贵族和社会主义者表面上看是完全不可能的结合成为最出乎意料的盟友。每当在重要时刻，丘吉尔和奥威尔都没有按常理出牌—服从政党路线，更重要的是他们都相信如果英国想在超级强国时代拥有一个独特的未来，最好能忠于信仰，忠于英国悠久历史（这段历史将社会正义与残忍的自由捆绑在一起）中最优秀的传统。但历史不应与怀旧(nostalgia)混淆，有人写道，不要敬畏死者，而应鼓舞生者，这是英国的文化血脉，身份的真相，即使放手过去，即使引以为傲，悲叹应该悲叹的，庆祝应该庆祝的。如果到了最后，历史其实是个爱国者，丘吉尔和奥威尔都不会很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