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利用“惠民”活动监控藏人 (original) (raw)
（纽约）－人权观察今天说，中国政府借口改善农村生活水平，已派遣逾2万名党政干部进驻藏区乡村，负责对人民进行侵入性的监控、普及政治再教育、并建立党的安全单位。这些手段是对藏人的歧视，认为他们可能不忠诚于国家，并且限制了他们的宗教和言论自由。
超过5,000个党政干部工作队已在政府“强基惠民”[1]活动的名义下，进驻西藏乡村。这项活动于2011年10月10日由西藏自治区党委宣布启动，预计以三年完成，现已进入中期。根据官方媒体报导，其目的是改善西藏自治区农村的生活水平，为民众带来富裕。但人权观察的研究发现，这些工作队同时也按照宗教和政治观点对藏人进行分类，并建立一套监视藏人言行的机构。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很难看出数千场的政治教育活动、基于政党立场的准治安勤务和政治观点审查，对人民有何‘惠’可言。在一个人民早已受到严密监视的地区，这项针对乡村的活动，加上在城镇和寺院中推行的类似措施，实际上是要将藏族人民置于无法避免的国家监控之下。”
这项活动是西藏自治区自2011年开始推行创新社会管理的三大体制之一。自2012年起在西藏城镇地区实施的网格化管理体制，是一种高度强化监控与监视功能的行政网络。2011年11月在藏区寺院开展的“六个一”活动，则是一种新的情报蒐集系统。
这三种体制据官方表述都是为了加强“维护稳定”，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曾在2013年3月指出，这是西藏自治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2]“惠民”活动的目标即是要做到“三个不出”（大事不出、中事不出、小事也不出），也就是要防止一切示威或表达异议的举动。
在藏族地区，尤其在2008年春天开始的骚乱风潮以后，中国政府将所有异议一概视为“受到西方敌对势力和达赖分裂集团的煽动”。在2013年2月14日的一次重要政策讲话中，中国主管少数民族和宗教事务的最高官员俞正声扬言要“坚决粉碎”[3]支持达赖喇嘛的各种势力。因此，藏区自2008年以来，已有数以百计被怀疑支持达赖喇嘛的藏人遭到逮捕、判刑和各种惩戒。
“北京着魔于所谓的‘维稳’，导致这些迫害，”理查森说。“它在刻意压制藏族公民的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并灌输恐惧感。”
虽然干部工作队的确改善了某些乡村的公共设施，但“惠民”只是这项活动五大任务的最后一条。工作队收到的指示说，他们的优先任务首先是在藏区乡村拓展基层党组织的角色和规模，其次是通过“举办揭批达赖集团的活动”[4]以“维护稳定”。这些措施，据报导也在西藏自治区以外的某些藏区推行，已导致言论自由和宗教活动遭受限制。
举例而言，根据人权观察访谈一位村民得知，拉萨市达孜县的一个驻村工作队曾约谈他们村子里的所有居民，包括小孩子，将他们分为三类：希望发财致富而支持现有体制的；偷偷崇拜并支持达赖喇嘛但不会公开抗议的；和“拒绝接受再教育，对祖国和党没有信仰的”。完成分类以后，属于第三类的大约135人于2013年3月被“带到县民活动中心，接受45天的再教育”，据这位受访者说，同一期间还有来自那曲县的大约500名村民也遭到拘留再教育。另一位受访者则说，墨竹工卡县也有73名村民在同一时间被送去再教育。
昌都地区（西藏自治区的七个行政区之一）某个驻村工作队的工作报告，足以证实上述受访者所说的，工作队负有摸清村民社会关系网络的任务。该工作队还接到要求，将村子里的“重点人员”编造名册，随时“密切警戒他们的举动”[5]。“重点人员”通常是指被认为可能引发政治骚乱的人[6]。
根据相关官方文件指出，这项活动的首要任务是在西藏自治区的乡村地区增强和扩建共党组织。每个干部工作队必须通过在村中成立党支部，鼓励“致富能手”入党和担任村领导[7]，使每个村子都变成反分裂的“战斗堡垒”[8]。
活动的第二大任务，据官方报告说，包含三部分：加强“维护社会稳定”；对达赖喇嘛的追随者“深化斗争”；“强化僧尼管理及再教育”[9]。人权观察所做的访谈显示，为执行这些指令，干部工作队比以前更加积极蒐集村民支持达赖喇嘛的情报，并且建立各种情蒐和监控机制，企图消除对达赖喇嘛的支持。
2013年2月28日，西藏自治区维稳总指挥郝鹏要求武警部队“切实做到沒有盲区、沒有缝隙、沒有空白点，不给敌对势力任何可乘之机”，而且要“加大明察暗访力度”。[10]
这项活动的范围、规模和成本都是前所未见的。已经有大约2万1千名干部──据一份官方报告指出[11]，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省级干部被派往乡村比例最高的一次──以至少4人一组进驻到西藏自治区的全部5,451个村级单位，做为这项3年计划的一部分。活动每年耗费14.8亿元（将近2.27亿美元），占自治区年度预算的25%，外加100亿元（将近15亿美元）用于乡村基础建设。[12]
干部驻村工作队还有责任要为村民“解决困难”，促进经济发展，媒体报导描述这些工作队帮助村民清理积雪、开凿水源、造桥铺路、引太阳能、开识字班、添购娱乐或通讯设施、乃至其他形式的实质经济支持。每个驻村工作队每年可分配到至少十万元（约合1.6万美元）的经费，用于村中工作。
“如果政府和党真心要改善藏人的日常生活，他们必须先解决持续性的人权侵犯，包括对于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和获取信息的限制，”理查森说。“这才是更能有效‘强基’的途径”。
“惠民活 动 ”背景 说 明
驻 村 队负责 蒐集情 报
根据官方媒体报导，驻村工作队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在西藏自治区全境蒐集维稳信息，对乡村家户与个人进行登记建档。[13]为了解“每一个村的情况”[14]，驻村队奉命挨家挨户走访调研，登记村民的姓名、年龄、住址、家庭成员经济收入及其他个人详细信息。[15]每名驻村工作队员必须“重点联系3-5户群众”。[16]驻村队蒐集信息的这些方法，涉及侵犯村民的隐私权利，带有强迫性质。
通过对一些村民的访谈可知，驻村队所蒐集的信息主要是村民的政治观点和社会关系。昌都地区的一些村民被问到他们的社会网络，[17]另一区域的一位村民告诉人权观察，她被问到是否有亲戚朋友在西藏境外、她对达赖喇嘛的看法、她的亲朋好友中有没有任何人参与过2008年的抗议行动、以及她有没有违反禁令收听美国的藏语电台广播。[18]
达孜县一位村民说，工作队首先问村民对2008年的一次示威活动有何意见，然后查问家中每个成员的行踪和政治记录，然后又问他们对达赖喇嘛的看法。[19]据这位村民表示，有些驻村干部会问所有10岁以上的孩子知不知道达赖喇嘛，然后“他们会继续挖下去…追问他们是在哪里听说达赖喇嘛的、是谁告诉他们有关他的事情等等。”因此，这位村民说，“村里的人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必须随时随地小心翼翼，大家互不信任。”
一位原驻村干部在2012年1月接受人权观察访谈时，证实他所在的工作队曾被要求逐一查问村民的个人信息。他说他当时必须详细记录所有曾参加“分裂”活动者的动态，而且每周都要将这些信息向上级汇报。[20]官方报导明确提到，驻村工作队还要负责对进出村中的僧人进行登记备案，分析他们的背景并监视其行动。[21]
一位村民说，地方官员告诉她，如果她不接待四名驻村干部暂住她家，她“会有麻烦”。她说，村子里的工作队轮流到每一户人家去暂住，每次住两三个星期。她们全家“在干部暂住期间，不准把家里任何一个房门上锁”，[22]干部还在每户人家的里里外外拍照，搜查他们的房间，显然是要看他们有没有私藏政治性的文件或达赖喇嘛的相片。另一位受访者告诉人权观察，他认为驻村工作队的监控方式是刻意让村民“感到刺眼”，以便“提醒他们背后随时有人在盯著。”[23]
村级安全单位
官方媒体关于“惠民”活动的报导说明，驻村工作队负责在村子里建立新的安全系统和“维稳合力”，做到“人人是哨兵、村村是堡垒”。[24]这是在形容新成立的由村民组成的治安系统，如联防队、护村队等。这些组织的成员必须由党员中挑选，并且要宣誓反对达赖喇嘛、爱党爱国，由此可见，其进行监控、搜索或拘押的标准不是违法与否，而是政治立场。况且，将驻村干部的职权扩大到维持治安，将大大提高其侵犯人民隐私、或因标准含糊笼统而剥夺村民自由的风险。
举例而言，在西藏自治区的阿里（Ngari）地区，活动开始一年之内就组建了140支“维稳巡逻队”，共执行9,720次巡逻巡查，“排查”外来人员4,640人次。[25]同一期间，山南（Lhokha）地区组建了1,080支“护村队”，那曲（Nagchu）地区则动员了3.68万人加入各种村级巡守单位。[26]
在昌都地区的八宿（Pakshoe）县，建立了208支护村队，由1,717名“年轻精干的党员”及其他“爱党、爱国、反对分裂”的人员组成。[27]据媒体报导，这些“护村队员”配备着公安作训服、红袖章、以及手电筒、钢管、木棍、帽子等工具，平时要参加巡逻值班。[28]
一些关于驻村工作的官方报导指出，各地工作队要求家户和社区领导签订名为《维稳责任书》的文件。该文件的第一条就提到要“反对分裂”和“维护团结”，第二条则要求签名人“尊重党的民族与宗教政策，自觉地避免伤害国家安全或破坏民族统一。”[29]
政治教育
驻村队也负责在村里实施政治教育，鼓励藏人“感恩党、听党话、跟党走”，“筑牢反分裂斗争的群众基础”，[30]并且“深入揭批达赖集团”。[31]这些会议，尤其是在一旦缺席就可能遭到地方当局的迫害的情况下，侵犯了表达、言论、隐私和宗教自由等权利。
拉萨附近堆龙德庆（Toelungdechen）一个驻村工作队在年终报告中说，在村中举办了六次“揭批达赖集团阴谋”活动，并进入寺院举办九次爱国主义教育活动。[32]这些活动主要在批判达赖喇嘛“政治上的反动性、宗教上的虚伪性、手法上的欺骗性”。[33]山南地区在活动第一年举办了近4,000场批判达赖喇嘛的会议；昌都地区在同期间举办了7,017场。[34]这些活动包含宣扬法制意识和共党恩德的演讲与展览，据官方媒体说法，光在拉萨全市各村就有37万人参加，包括27,000名“青少年及学生”。[35]公开活动之外，干部还进行数万次的“家访谈心”，借以“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36]
一位曾在以往类似活动中担任工作的拉萨居民告诉人权观察，官方媒体总是说村民自动自发参加这些政治教育集会，但实际上，任何一户人家如果一个人都不出席，可能会碰到“严重问题”。[37]一位前工作队成员接受人权观察访谈表示，在这些活动中分发给村民的读物全是在说“党的政策好”和“达赖集团坏”。[38]“活动通常进行很顺利，”他说，但是当干部开始批评达赖喇嘛，“大部分村民会觉得难受，常常全场顿时安静下来。他们甚至不愿和我们〔台上干部〕四目相接，”而且村民对政治教育活动的反应都会被记录下来，任何一个村民如果“没有认真学习”，就要另外“补课”。[39]那曲县党委2012年5月发出的一份关于乡村思想教育的通知说，各个驻村队里面的“辅导员（befrienders）”必须“给那些沒有认真学习的村民特別额外上课…做到不漏一戶、不漏一人。”[40]
干部在这项活动第一年度所做的工作，还包括组织活动促进爱国主义和对党的忠诚。工作队分送中国国旗、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裱框照片，[41]以及标语横幅[42]等等，供每个家庭、学校、寺院和其他场所悬挂。在活动的前七个月，仅仅拉萨市就装裱了9万多幅毛泽东等领袖像，购买近7万面国旗，统一发放到全市所有民家、办公场所和学校、寺院。[43]在“农奴解放日”等重要节日，会放映“教育影片”、组织照片展、举办党员茶话会。[44]干部还必须组织集体唱“红歌”、播映爱国题材电影、以及在居民家中悬挂领导人画像等活动。[45]官方媒体的英文新闻报导说，群众自动自发悬挂这些画像，但一位村民告诉人权观察，是干部要求她在家里挂上毛像。[46]
据报导，在西藏自治区之外的各个藏区，也有类似“惠民”的较小型活动。四川省藏区炉霍（Dranggo）县2012年发生示威后不久，政府官员就到各村落进行家访。2012年3月，四川省阿坝（Ngawa）自治州派遣工作队进驻51个被归类为“矛盾最集中”的村落，每个工作队由10名干部组成，负责在村中实施政治教育。[47]根据一则官方媒体报导，这51个工作队“走访群众11.4万人次…召开群众大会862场”。
这个为期三年的活动，和另外两项农牧区行政与安全措施的重大变革有关：干部常驻寺院政策，2011年末开始在藏区实施；以及首度在村级派驻全职政府官员，这是一项全国性的方案。自从2008年以来，这些“村官”已经进驻西藏自治区大约四分之一的村子。和西藏自治区在城镇中建立的“网格”系统一样，村官系统也将使政府行政机关较过去更深入社会基层。虽然西藏自治区“惠民”活动预计只进行三年，但有些当地人认为，其目的是做好准备，以便将来在每个村子派驻村官和常设的政府机构。如同一位接受人权观察访谈的村民注意到的，“工作队在村里成立办公室以后，他们常说以后会永远留在村子里。”[48]
[1]这项活动的全名还包括“创先争优”。
[7]焦建俊（拉萨市委常务副书记），〈加强和改进边疆民族地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求是网络版，2012年3月16日。
[18]西藏村民访谈证言，2012年1月访问。受访者是一位47岁的藏族女性，来自某县村庄。
[19]西藏村民访谈证言，2013年5月22日取得。受访者是一位40多岁的男性，来自拉萨市达孜县。
[20]藏人访谈证言，2012年1月访问。受访者是一位干部，曾奉派担任拉萨市某县某村的工作队成员
[22]西藏村民访谈证言，2012年1月访问。受访者是一位47岁的藏族女性，来自某县村庄。
[23]两名藏人的访谈证言，2013年4月访问。受访者都是男性，年龄分别是20多岁和40多岁。
[37]两名藏人的访谈证言，2013年4月访问。受访者都是男性，年龄分别是20多岁和40多岁。
[38]藏人访谈证言，2012年1月访问。受访者是一位干部，曾奉派担任拉萨市某县某村的工作队成员。
[39]藏人访谈证言，2012年1月访问。受访者是一位干部，曾奉派担任拉萨市某县某村的工作队成员。
[41]北京时报，2012年4月24日。
[46]藏人访谈证言，2012年1月访问。受访者是一位干部，曾奉派担任拉萨市某县某村的工作队成员。
[48]藏人访谈证言，2012年1月访问。受访者是一位干部，曾奉派担任拉萨市某县某村的工作队成员。